一、遼代貴族婦女參預軍政的原因
第一，契丹舊俗中母系殘留多，婦女地位高。契丹屬遊牧民族，北地苦寒，婦女的社會參與高，創造的社會價值多，因而決定了契丹婦女相對同時期封建程度高的宋朝婦女地位較高。
同時，正因為契丹社會的封建化程度不夠，母系社會的特點遺留也較多，契丹舊俗中多有對婦女尊敬的表現。
如“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夷離堇得行之。又名覆誕。” 也就是每十二年回顧一次初生時的情景，感念母親的恩德。
再如，“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禮，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於奧，謂之‘奧姑’。” 這種婚俗起源於母系氏族時期，由氏族中地位最尊的年長女性主持。
此外，遼代不實行嚴格的父死子繼，而兼有兄終弟及，也充滿著母系的色彩。當然，在這一方面，金代以兄終弟及為主流，可見女真的社會封建化程度又較契丹為低。
第二，契丹的政治制度使皇族有與後族聯合專政的需求。前面已略提及遼代的皇位繼承兼有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具體說來，遼代實行“世選制”、“捺缽制”。
所謂世選制，則皇帝的兄弟、兒子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所謂捺缽制，則要求皇帝一年四季居無定所，奔波於行宮之間。因而，皇帝就需要扶植皇權爭奪之外的穩固的勢力，增強自己的力量，防備能夠威脅皇權的叔伯兄弟。最佳的選擇顯然是外戚。
於是“王族惟與後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後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 而且“詔橫帳三房不得與卑小帳族為婚。凡嫁娶，必奏而後行。” 這樣，皇族耶律氏就與後族蕭氏世代通婚，而後族的權力日漸強盛，最終形成皇族與後族“聯合專政”的局面。
後族對國事施加影響，在宮外的代表是身居高位的國舅、國丈，在宮內顯然就表現為太后、皇后的參政、執政。於是，在遼國曆代皇位的過渡中，形成了先帝大行，女主臨朝，幼主長成後太后歸政這樣較為平穩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消除了新舊更替的不良影響。
第三，社會重視婦女教育，貴族婦女素質高。
為更好地統治，契丹在文化政策上選擇了尊儒，為此，統治者不僅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體系，還為宗室子弟專設諸王文學館，為培養女性成員而聘請女教師專門教誨，這種專門教育稱之為姆教。
姆教專門培養女子的文學素養、婦道、閨儀、倫理等，是一種婦道教育。儒學在契丹的傳播和發展一方面確實打壓了婦女的地位，為契丹婦女增加許多限制，另一方面也提高和契丹貴族婦女的政治文化素養，加快了契丹的封建化程序，使得契丹貴族女子更有能力參政議政，作出英明決策。
另外，遼代后妃多精於騎射，可見騎射教育也是遼代婦女教育的重要一環。遼代皇后、太后、公主可以擁有一定的私兵，后妃乃至命婦上戰場的也有成例，這其中，婦女本人沒有一定的騎射功夫是不能成事的。
契丹舊俗重騎射，後重儒學，契丹的貴族婦女們也逐漸轉向文武兼備，此時的貴族婦女因為良好的家世而有了接受文武教育的機會，個人素質也逐漸提高。
第四，貴族婦女參與軍政的能力強，積極性高。制度、習俗之外，貴族婦女本人的意願也不能忽視。須知在遼代各貴族婦女參政的事例中，貴族婦女本人並不僅是行使權力的傀儡和皇族與父兄溝通的橋樑，而是積極展現了自己的政治才華。如述律後勸說耶律阿保機重用漢族賢才，可見她的政治遠見。
二、遼代貴族婦女參預軍政的表現
其一是后妃的參與，包括距離皇權最近的太后、皇后、嬪妃，這是貴族婦女參與軍政的絕對主力。
《遼史》記載，“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 軍事上，遼代太后、皇后、公主有掌握私兵的權力，這是她們參與軍政事務的制度保障。
終遼之世，擁有私兵數量最多的當屬當朝皇帝或臨朝的皇太后，他們的私兵勢力主要集中體現為斡魯朵。也是因此，遼代貴族婦女中湧現出許多軍事人才。如太祖述律後，“太祖嘗渡擊党項，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襲擊之。後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 她還曾組建屬珊軍。
《遼史》載，屬珊軍，“應天皇太后置，軍二十萬。選蕃漢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 此後，蕭太后在澶州之戰中“親御戎車”，戰後促成遼宋澶淵之盟，更是一段佳話。政治上，諸位皇后、太后不僅影響著皇位的歸屬，還臨朝稱制，頒佈了許多促進發展的法令。
如述律後偏愛次子德光，“（太子耶律）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 後太子改封為東丹國王。而承天后以女主臨朝，雖然起初主少國疑，母寡子弱，但始終勵精圖治，親賢遠佞，最終一手締造了景聖之治，功莫大焉。
其二是公主的參與。首先，由於身份的便利，遼國公主常常參與皇族的事務，如謀反等。如《世宗本紀》記載：“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裡謀反。翰伏誅，阿不裡瘐死獄中。” 再如，遼欽哀後與仁德後素來有隙，因為蕭匹敵曾為仁德後所器重，於是欽哀想透過蕭匹敵來陷害仁德後，即汙衊蕭匹敵謀逆。
蕭匹敵者，韓國長公主之駙馬，隨後，“公主竊聞其謀，謂匹敵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國以全其生！’” 然而參與謀反的公主與駙馬等，多不至死，也可見遼代公主的政治影響力。
其次，遼國的公主參與軍政大事還有著充足的底氣。經濟上，遼代公主出嫁時除了各種賞賜、嫁妝，還有“從嫁戶”，公主可以以這些從嫁戶建立自己的投下軍州，這一點是遼所特有。所謂投下軍州，是遼代的一種行政機構，有私城性質，簡言之就是公主的食邑。
其中人可以作為公主的私兵，其中賦稅除酒稅外都歸公主所有。《遼史》記載，“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 據統計，公主所建頭下軍州的數量約佔《遼史· 地理志》記載的十六個頭下州城的四分之一。
可見公主的經濟地位。政治上，遼代的公主以斡魯朵和投下軍州的形式握有少量的私兵，具有一定的軍事實力，這種軍事力量也著實為公主所用。
最後，為鞏固契丹統治，協調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公主身負和親重任，當然，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和親公主”以宗室女為多。
其三是品官命婦的參與。“命婦”包括內命婦與外命婦，據《通典》記載，“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 這裡“品官命婦”只涉及后妃、公主以外貴族及官員的親眷。遼承唐制，內外命婦的範圍、名號多半循而未改。
品官命婦受到的限制遠比皇族女子大，因此直接的軍政權力小，而多受到禮法方面的優待。如，品官命婦能夠參與冊皇后儀等國家性的儀式。《遼史》記載，在喪葬儀中，“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
在冊立皇后時，“至日，北南臣僚、內外命婦詣端拱殿幕次。” 在參與這些禮儀活動後，命婦會依禮得到賞賜，如“甲戌，次黑河，以重九登高於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
除外，品官命婦通常依靠和親等形式間接地參與國家軍政事務。在協調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上，契丹的一個重要方式是聯姻，其中尤以與西夏聯姻為多。
聯姻活動中往往將宗室女子賜號公主以出降，如“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 “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 等。
三、遼代貴族婦女參預軍政的影響
首先，這些貴族婦女參政為鞏固契丹統治，促進遼代政治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以承天蕭太后為例，對外，她以澶淵之盟爭取了國家發展的和平的外部環境，對內，她頒佈諸多改革措施，穩固皇權，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發展。
第一，整頓吏治。前面提到契丹的“世選制”，世選制應用於皇權中，則兄弟兒子都有成為皇帝的機會，應用於官吏的選拔任用中，則是在有世選特權的家族中按照標準選拔官員，因此世選制下官員一般出身於契丹貴族，已經越來越不符合契丹的統治需要，於是統和九年，“詔諸道舉才行、察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於王事者官其子孫” 。
契丹的官員選拔標準逐步完成了由世選制到世選、科舉並行的轉變。此外，蕭太后還頒佈了許多懲處貪官汙吏的詔令，吏治為之一清。
第二，廢除奴隸制，將本來隸屬於宮籍的奴隸改為隸屬於國家的部民。這就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奴隸”的人身依附關係，解放了勞動力，增加了國家服徭役、納賦稅的後備力量，也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了契丹社會的封建化。
第三，削弱諸王權力。蕭太后“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奪其兵權，人心大定” 。又“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 。這一命令針對當時握有實權的諸王，極大地維護了遼代的穩定。
第四，發展生產輕徭薄賦。燕雲十六州是契丹主要的農產區之一，為安撫漢人，賑濟百姓，蕭太后屢次下令減免稅賦，促進了當地生產發展，也有效地鞏固了契丹在當地的統治。
此外，為維護國家的持續發展，蕭太后十分重視軍隊建設和教育事業，為遼的繁榮打下堅實基礎。
其次，部分遼代貴族婦女參政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如前面提到的公主叛亂，及太后屢次干預皇帝的廢立等等，但這種不好的影響源於個人，而非貴族婦女參政本身。
最後，遼代貴族婦女也對契丹社會的文化教育等領域產成了一定影響。
遼代詩歌流傳至今的數量很少，還不足百篇。但遼代契丹女詩人的詩歌創作，佔據遼代詩歌總數的很大比例。如宣懿皇后“自制歌詞”，“彈箏琵琶，尤為當時第一” 。這些貴族婦女的文藝創作無疑為契丹文化增光添彩。
此外，契丹貴族婦女崇佛的風氣促進了佛教在契丹的傳播與發展。興宗朝“貴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為僧尼。” 與崇尚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的儒教不同，佛教宣揚眾生平等，或也成為更加吸引貴族女性的原因。遼代中後期，皇后多信佛，更為佛教在契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四、結語
綜上所述，遼代相對尊重女性的環境鼓勵了契丹貴族婦女的成長，遼代特殊的政治體制又使軍政活動中貴族婦女的參與成為必須，進而，遼代貴族婦女也藉助這種能夠接受高素質教育，參政議政的機會，展現出自己的風采，作出一定成就，在軍事、政治領域，乃至社會、文化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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