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聽過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這個說法出自哪裡，卻很少有人能詳細答上來。可能有點了解的人，知道塔西佗是一位學者，但它到底來自什麼著作，卻少有人知道。即便是一些講究學術規範的中國學者論文裡提到，也都沒有給出出處，只是解釋說：
“塔西佗陷阱”，指的是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
其實，這是引申自塔西佗著作《歷史》中的一句話：“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物件，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歷史》1，7）
所以，所謂的“塔西佗陷阱”並不是在直接引述塔西佗的願望，而是一個引申和發揮。
塔西佗傳世的著作不多，但卻包含了不少這樣可以直接引述的警句和可以引申、發揮的名句。
這是塔西佗的歷史寫作特點和風格所致。他把懲惡揚善當作歷史寫作的目的，與我們今天的“歷史”的所謂“史實”訴求大不相同，道德評價對他來說比準確記錄更加重要。
如塔西佗所說，“我認為我只應當提到那些特別高尚的和特別惡劣的建議。只有這樣，才符合人們撰述歷史的首要任務，就是儲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且使邪惡的人對後世的責難有所畏懼”。（《編年史》3，65）
文 | 徐賁
01.
塔西佗的“金句”
塔西佗寫歷史，使用的是一種近於文學的語言，這與他受過很好的演說訓練有關。公元1-2世紀，他從事歷史寫作時，西塞羅式的拉丁話語已經過時，這種古老的拉丁話語以莊重大氣、四平八穩、風格雄偉、長句迭出、修辭豐富為特色，但經過一個世紀的模仿已經變得陳舊老套。
取代西塞羅式古典拉丁語的，是以塞涅卡為代表的“白銀時代的拉丁語”，它的特徵是簡潔、雋永、機智和凝鍊。
這樣的語體特別具有警句效果。蒙田稱讚塔西佗的《編年史》是“供研究和學習的書，那裡處處有警句……是一個倫理和政治見解的苗圃”。（《蒙田隨筆全集》，下卷，第185頁）
然而，正是這種簡要和個人化的語言風格，使得塔西佗原本已經曖昧的政治態度變得更加模糊。
塔西佗說，
“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物件，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這句話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反過來說就是，“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敬愛的物件，他做的壞事和好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敬愛”。
這是一種盲目的敬愛，狂熱的崇拜。比起厭惡一個壞皇帝來，敬愛一個壞皇帝的後果要嚴重得多。
希特勒就是這樣一個壞元首，納粹德國人民因為他們的領袖情結，跟著他們不管是對是錯都敬愛，都崇拜的元首，毫無反抗地走向了毀滅。
現代政治心理學對民眾為什麼厭惡皇帝或不信任政治領袖，幾乎完全沒有興趣，相反，對民眾為什麼會盲目、狂熱地崇拜他們的領袖，尤其是像希特勒這樣的領袖，卻是有著濃厚的興趣。
這種研究取向不難理解，因為對統治者保持懷疑和警惕，以至於可能帶有一定的偏見和成見，乃是民眾的一種自我保護。民主制度的分權和制衡，也是按照這個原理設計出來的。
但是，如果盲目地崇拜統治者，民眾就會把自己引入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會因為思想完全不設防，而成為統治者非常容易控制，甚至可以隨意宰割的羔羊。
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的人文學者不只是把塔西佗當作歷史學家來閱讀，他們把塔西佗的歷史經驗觀察提升為一種政治觀念系統。
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學者巴利安託斯（Alamos de Barrientos，1555-1640）甚至認為，塔西佗為後世提供了一種“政治理論”（ciencia politica）。他稱讚道，“塔西佗談到的治國權術秘密和政治謹慎之道微妙精深，全都緊鎖在他的（歷史）敘述裡”。
所謂“緊鎖”，乃是說，塔西佗不僅僅是議論特定的歷史事件，也不只是提出一些觀察性評說。更重要的是，
塔西佗的歷史言論包含了一些永恆的真理和政治智慧，凝結為許多發人深省的警策之言。這些警策之言含義深刻，有待解鎖。
讀者需要將它們從具體語境中釋放出來，方能領略到其中的精妙含義。
如果能夠根據自己所熟悉的政治現實，靈活地閱讀塔西佗，能夠領略的含義也就一定會更豐富。我們從塔西佗的著作聯想和關注到民眾的領袖情結，就是這樣一種“解鎖”。
對於16到18世紀的歐洲人來說，塔西佗的歷史著作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那是一個絕對君主制的時代，17世紀至18世紀初，路易十四將絕對君主制發揚光大，推向輝煌的頂峰。到18世紀中期，絕對君主制不存在好或不好，對或不對的問題，因為除了絕對君主制，並沒有其他選擇。
塔西佗對專制的批判，對皇帝惡行的善惡必書，可以說是對18世紀啟蒙哲人的啟蒙。美國曆史學家彼得·蓋伊在《啟蒙時代》這本書裡稱之為“羅馬啟蒙”。他寫道：
“那些有學識的啟蒙哲人接受塔西佗對時代的評價，於是，塔西佗是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有關帝國情況的最重要的資料來源；狄德羅在研究塞涅卡時也把塔西佗的《歷史》和《編年史》作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依據；休謨毫不誇大地把塔西佗稱作‘那位傑出的歷史學家’，說他素以‘坦白和忠實’見稱，實際上‘他或許是一切古人中最偉大、最敏銳的天才’……塔西佗是（吉本所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許多內容的摹本，或許可以說是來源”。（上，109頁）
02.
一種歷史學家的善惡必書
然而，塔西佗的主要貢獻畢竟在於歷史寫作，而不在於政治理論，他是一位歷史學家，不是一位政治學者。他的特點是歷史學家的善惡必書。
分辨善惡，是塔西佗歷史寫作的宗旨
，也是他用以衡量什麼應該記錄下來的標準，這個標準顯然不同於“客觀歷史”那種“凡是發生了的，就應該記錄下來”的原則。
塔西佗知道，他的原則可能不被其他歷史學家認同。他清楚地表達過，他已把那些即使別人認為不值得記載、但他認為值得記載的都記下來了。（《編年史》6。7）
例如，我們在前幾講裡說到的尼祿愛飈車、愛文藝表演、任性妄為、做壞事拖人下水，這些看起來都是與軍國大事、政治大局無關的小事，但因為能說明這位暴君的惡劣品格，所以塔西佗將這些細節記錄了下來。而對尼祿出任執政官期間平淡無奇的歷史，塔西佗只是一筆帶過。
尼祿曾經在羅馬興建巨大的公共建築，以此作為他的“政績”來炫耀，也有人藉此對尼祿大肆吹捧。但塔西佗對這類政績工程並不感興趣，他寫道，
“在尼祿（第二次）……擔任執政官的一年裡，沒有發生什麼值得記述的事情。但編年史家也許會喜歡把人們對（尼祿）在瑪爾斯廣場上修建劇場基礎和樑柱的讚美詞載入自已的史篇。不過羅馬人民的尊嚴所要求的是隻把重大事件記載到史篇中去，而這類瑣事的記述只能是官方報道的事情”。（《編年史》，13，31）
塔西佗更關注並予以記錄的，是這位皇帝或元老院裡的政客所體現的羅馬腐敗和不道德，諸如受賄勒索、貪贓枉法、自私殘忍、陰謀詭計，或其他“同樣驚人的不道德的事件”。（《編年史》，13，30；13，45）這些是他要記錄的惡行。
但是，塔西佗也同樣記錄下他那個時代有人抵抗惡勢力的善行，例如，面對暴君尼祿的訊問，在陰謀中被搞垮的佛拉烏斯臨刑前大義凜然慷慨陳辭，他怒斥尼祿道，“當你殺死你的母親和妻子的時候，當你變成一個馬車賽馬的傢伙、一個戲子、一個縱火犯的時候，我就開始恨你了”。
塔西佗說，“我把佛拉烏斯的話原樣地記錄下來”，因為“一個軍人坦率而強烈的感情是同樣值得介紹的”。（《編年史》，15，67）
又比如說，路卡努斯因為尼祿嫉恨他的寫詩的才華而遭遇飛來橫禍，赴死之際背誦自己的詩篇。塔西佗記載這件時事說，“這就是他臨終前說的話……至於參加陰謀的其他人，他們就沒有什麼值得我們追憶的言論和行動了”。（《編年史》，15，70）
這就是塔西佗歷史寫作的善惡必書，他記載的是對後人特別有參考意義的典型惡行和善行。
塔西佗的歷史寫作針對性會讓人覺得，他經常是在敘述同一類的事情，對此塔西佗自己心裡是清楚的。
他說，“對於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敘述，不但我自己會感到厭煩，我想別的人也會感到厭煩：因為他們聽到的盡是羅馬人接二連三悲慘犧牲的故事……老實說，會使人感到膩煩，會使人感到心頭沉重”。（《編年史》，16，16）
然而，現實就是如此，在惡劣的環境裡，悲慘的事情接二連三地重複發生，這就像我們聽某個時代餓死幾千萬人的故事，每個餓死的人的事件說起來都是差不多的。或者某一場政治運動中，許多人為躲避迫害而選擇自殺，每個自殺者死前的絕望也是相似的。
塔西佗記錄的正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他說，“我並不打算把這一年裡的每一件事情都記載下來……但是，對於這類罪行累累的人的懲罰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事件，在適當的時候我還要提到”。（《編年史》，4，71）
塔西佗把看似“無關緊要的、不值得記述下來的小事情”一再記載，這讓我們看到他對與善和惡有關的題材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較真和不依不饒，而背後則是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悲憤和無奈。
塔西佗作品中有大量關於死亡的記載，他將死亡用作判斷一個國家的善惡指標，或當作思考和判斷羅馬現實的特殊視角。
在善的國家裡，人民善終的比率會遠遠高於在惡的國家。在暴政當道的時候，就會一下子出現許許多多的“非正常死亡”：被虐待而死、受酷刑而死、因飢餓或勞役而死、冤死、屈死，還有各種各樣的自殺。
當時有許多名門望族自殺，這既是個人悲劇也是國家不幸，充分透露出帝制的暴虐和時代的險惡。塔西佗記錄了其中的原因，他寫道，“由於人們害怕被處刑，以及由於當一個人依法被判罪的時候，他會喪失自己的財產而且得不到埋葬，所以這種死法就很流行了。但是另一方面，自殺的人則又由於這種速死，而得到埋葬屍體的待遇，而且他的遺囑也將會得到尊重”。（《編年史》，6，29）
暴死、冤死、白死的當然不只是眾多名門望族的成員，也有大量下層普通民眾或小人物。下層人的死亡更經常是內戰或被挑動的“武鬥”的結果。塔西佗載錄了維提裡烏斯軍隊製造的一場屠殺，軍隊襲擊手無寸鐵的平民過程中，塔西佗寫到了一個看似細小的情節，那就是“有一個士兵的父親同這個土兵在一起時被殺死了”。（《歷史》，2，88）
在這個小小的細節裡，我們可以看到羅馬內戰的悲慘結果，也看到塔西佗不會因為死的人地位卑賤，就把他的死亡當作“可以犧牲的代價”。
正是秉承“善惡必書”的原則，塔西佗還記載了一件與死亡有關的特別可恥的事情，有一對同胞兄弟在內戰中分屬不同的陣營，其中屬於勝利方的那位把身在敵對方的兄弟殺死了，居然還向長官邀功請賞。塔西佗寫道，
“勝利者已經把是非混淆到這樣的程度……這件事的下文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先前的內戰裡卻發生過類似的一件罪行……在雅尼庫路姆山上對秦納作戰時，彭佩烏斯的一名士兵殺死了自己的兄弟，但後來他在發現了自己的罪行時就自殺了。在我們的祖先身上，對於罪行感到的悔恨情緒以及對於崇高行為感到的光榮都要比我們強烈得多啊！” （《歷史》，3，51）
內戰使一對對兄弟在敵對的陣營裡作戰，這已經是夠不幸的了，而在作戰中，一個兄弟殺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這是多麼可恥而悲慘的事情。以前，發生這種事情的羅馬士兵因為羞愧而自殺，如今，殺死自己親兄弟的人卻居然還以此向長官邀功請賞，這說明羅馬已經腐敗墮落到了什麼程度。
塔西佗“善惡必書”歷史寫作的道德意義，也正在於揭示這種腐敗和墮落。
*本文摘選自看理想App節目
《世界經典通讀計劃》第四季《帝國的誕生：古羅馬經典選讀》第51集，徐賁主講
。內容有刪減和調整，小標題由編輯新增。完整觀點和講述請移步至相關節目收聽。
音訊編輯：天真
微信內容編輯：蘇小七
監製：貓爺
配圖：《賓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