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東漢三國時期的曹操，多數人聯想到的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官渡之戰等事件，這些事件體現了曹操出色的政治手段和軍事才能。的確，生逢亂世，一方軍閥的政治手段和軍事才能決定了他的興衰存亡。不過在人們所熟知的事件之外，曹操在其他方面的政績也有不俗表現，比如經濟政策、農業政策、人口政策等關乎民生的政策。而這些政策的實施也極大幫助了他日後統一北方。
東漢末年，漢室衰微，董卓作亂。以袁紹為盟主的討董盟軍失敗後，曹操帶領殘兵敗將，幾經征戰，才終於在兗州站穩腳跟。但曹操的形勢仍舊不容樂觀，因為兗州地處四戰之地，北有佔有冀、並、青、幽四州的袁紹，西有諸多割據勢力，西南有董卓部將張濟之侄張繡，南有佔據荊州的劉表，和佔據揚州的袁術，東南是佔據徐州的呂布。後因長安董卓政權發生變故，漢獻帝東逃洛陽，曹操及時抓住機會，於建安元年八月，親自朝拜獻帝，並迎獻帝遷都許縣。從此以後，曹操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無人敢輕易對曹操用兵。曹操也借天子以自重，大肆佔領大片河南土地，收服關中諸多小割據勢力。
當時中原大地經過動亂，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耕地大面積荒蕪，糧食供應不足，很多軍閥因糧食不足而不攻自破。曹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於建安元年，採納棗袛鄧建的建議，用繳獲黃巾軍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曹操又命令其他州郡效仿，於是軍隊的糧食問題得以解決。
在解決農業問題的同時，曹操積極扶植自耕農經濟，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使得人口逐漸充實，農業生產和經濟活動逐漸恢復。曹操又頒佈法令，防止豪強兼併小農，規定租調製度，減輕農民負擔。建安五年（200年）曹操頒佈新徵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規定：“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兩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此後，曹操統治區的農業生產和經濟活動得到快速恢復和發展，為曹操一統北方打下堅實基礎。
曹操在自己的統治區能夠安心施行新的農業、經濟、人口政策，外部穩定的政治軍事環境極為重要，尤其對地處四戰之地的河南來說極為難得。而這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曹操之前作出的重要決策，即迎接漢獻帝，遷都許縣。有漢獻帝在曹操的統治區內，天下諸侯在法理上很難找到藉口對曹操用兵。曹操也能借天子的名義頒佈施行各種政策，擴充己方實力，加強對漢獻帝的控制。由此可見，迎獻帝、遷都於許與恢復農業生產這兩個重要的決策並非是兩個孤立的正確決策，而是是互相促進，相互影響，形成良性迴圈的兩項決策，對曹操來說，真正實現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收穫，這遠比其他軍閥一門心思擴軍備戰得到的利益更多。這大概就是俗話說的“贏家通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