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清朝在甘寧青地區的主要施政措施有哪些？（一）
“鄉約”為中國古制。北宋時，關中即有“呂氏鄉約”。它是一種鄉黨族民互相聯保、共同維護地方安定的制度。清代初期，為了加強對西北地區伊斯蘭民族的統治，清廷將這一制度推行於穆斯林聚居的西北地區，達到“以回制回”的目的。存在於西北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中的鄉約，既是一種制度，亦是一種職務，其特點基本同於阿旬的制度和職務，但具有一定的世襲性，是清統治者對伊斯蘭教和信教民族進行統治和控制的產物。
其主要方法就是利用伊斯蘭教的規章紀律和倫理道德來約束穆斯林，使其安分守己，而不犯上作亂。鄉約制度始於雍正年間，首先實行於穆斯林聚居的甘肅河州地區，即在鄉里選出兒個虔守宗教、德高望重的人，承擔起教化民眾，維護社會安定的一定責任，並協助官府徵繳賦稅等。他們要向當地政府具結擔保不發生違禁事項，以此為條件，政府也賦予和承認他們在本鄉的一定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特權。
雍正九年十一月，根據甘肅巡撫許容奏議，雍正皇帝還批准在回民聚居的西北地區還實行“保甲法”。乾隆四十六年蘇四十三領導的反清鬥爭被鎮壓以後，作為“善後”措施，鄉約制度在整個河徨地區普遍推行，後逐漸推行到西北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中。鄉約分為寺約和回約兩種，其中主要是寺約。寺約亦稱管寺鄉約，實行於有清真寺的地方，一般由地方官擇定“教內公正之人”擔任，並有正、副之分。凡實行鄉約制的地方，清真寺內不再另立阿旬、掌教等名日。從河涅地區的情況來看，管寺鄉約多由阿旬充任。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十一月，陝甘總督勒保將鄉約制度進一步具體化，規定：在保甲法的基礎上，乾隆還訓傷各地清真寺，聚禮日必須令管寺鄉約傳集本坊穆斯林宣講聖諭廣訓，並將此刻成石碑立於寺內。清真寺還要供奉寫有“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萬歲牌。對於以上各項，鄉約要嚴格遵守，並在年終時將各項情況總結上報，由地方官簽署透過。
回約亦稱回民鄉約，實行於沒有清真寺的地方，多將居民劃分為不同區段，由不同鄉約分頭管理，各司其責。鄉約由地方官按鄉民人數擇“老成者”任之。鄉約均各執印札，任期3年，期滿更換。雖然，清政府為了防止有人利用伊斯蘭教坊組織從事反清活動，在西北穆斯林聚居的地區實行嚴格的鄉約管束，但事實上這一制度實行的並不徹底，掌教、阿勻等名目並未完全廢除，“總練”並未實行。掌教、阿旬等在教內仍用白稱，對外尤其對官府則稱為鄉約。清政府在西北穆斯林地區實行的鄉約制度，其實質用這種制度取代回族等穆斯林社會傳統的教坊組織。清政府透過保證教長、阿旬等宗教上層的一定特權，使其為朝廷效力，從而達到其“以回制回”的目的。
這種制度在約束人們的行為、限制人們的思想意識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從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來看，這無疑是統治穆斯林民族的一種有效辦法，它更進一步強化了朝廷對西北穆斯林社會的控制。元明以來，在各族統治者的大力支援下，西北地區藏傳佛教得到很大的發展。尤其是16世紀後期，藏傳佛教格魯派傳入蒙古地區以後，它成為西北地區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全民性的宗教信仰，發展迅速。及至明末清初，藏傳佛教的發展達到了極盛時期，其突出表現是寺院數量的急劇增加和僧團規模的大幅度膨脹。寺都實行活佛轉世制度，喇嘛尤其是轉世活佛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巨大的政治影響，各族廣大信教民眾“惟喇嘛之言是聽”。
藏傳佛教在甘青地區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傳統的、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勢力，清王朝把尊崇、扶持藏傳佛教，作為控制蒙藏各部的手段，以鞏固封建中央政權。首先優禮藏傳佛教首領，這是清朝尊崇和扶持藏傳佛教的核心。特別是對蒙藏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四大活佛系統、即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活佛給予了特殊的優待。隆五十一年，乾隆欽定駐京喇嘛班次，定章嘉為左翼頭班，敏珠爾為右翼頭班，可見其地位相當尊崇。清代遊牧於青海湖南的察罕諾們罕則是清廷特准的“轄眾”大喇嘛，他可以直接向轄眾徵稅，如同蒙古各旗之扎薩克，擁有政府官員的一切權力，直接掌握地方政權，並有“承緝賊盜之責”。其次是建佛寺。
喇嘛寺廟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建築形式，它既是僧人們的誦經、居住之處，也是信徒們頂禮膜拜的場所。量修造藏傳佛教寺院，成為清王朝扶持、尊崇藏傳佛教的重要內容之一。有清一代，在清廷的大力扶持下，無論是內地還是邊疆，官修或“民建”的藏傳佛教寺院迅速增多。地處西睡的甘青地區更是佛寺寶塔林立相望，梵嘆鐘聲斷續相聞。據不完全統計，清代青海、甘肅的喇嘛寺廟達400餘座。這一時期，除塔爾寺、隆務寺、夏瓊寺、卓尼寺等為代表的舊有寺院得到新的發展外，又出現了郭隆寺、郭莽寺、東科爾寺、拉卜楞寺等新興寺院，這些寺院不僅規模龐大，僧人眾多，而且名僧輩出，影響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