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在登飛來峰時突如其來闡發的感想,給世人給自己講了一個大道理,那就是人不能只顧著眼前的蠅頭小利,更應當放眼長遠顧全大局。

三十而立,進入北宋的政治中心,致力於變法改革,與生俱來的政治敏感讓這位宋代名相從萬千墨客騷人中脫穎而出。宋代宰相集權如何了得足夠轟轟烈烈更改朝綱?

宋代宰相制度走向成熟,宰相往往卻被“放任”身兼政務、軍事、財政、官員升遷、人才舉薦等多項工作,但自古以來,皇權與相權相愛又相殺,皇權須得相權輔佐朝政,又忌憚相權喧賓奪主,對於宰相集權,統治者不得不防。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宋代宰相身兼數職位高權重,讓統治者不得不防

朝政軍政財政一手抓

協助君主管理朝政是當朝宰相的本職工作,而每日朝會之時與群臣商榷國事議定方針政策更是必須。宋代宰相是百官之首,統領百官之人集權再甚最終也是為了皇權服務。因此宰相更多時候像統治階級的大管家一般,對皇權負責。

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對於宰相和群臣討論政事也多有記載,“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即下朝後,宰相和副手約定三到五日一聚專用議事廳用於討論朝務,建言獻策的群臣參與其中。

在議事廳,宰相有“留身”的機會,或是應統治者要求留下,或是宰相自己主動請求面聖。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北宋年間,宰相留下後多與皇帝交流朝堂之上所議政事的細節,而南宋以後,宰相“留身”多為討論軍政大事,對外戰事的主戰主和,國家邊境的軍事佈防等一系列軍政問題,事無鉅細與之商討。因此,宰相對於統治者的軍事決策起到了謀篇佈局的推動作用。

宋代重視國民經濟發展,國民經濟是一個政權的命脈。宋元豐改制之前,皇帝與宰相商討三司任免,改制之後,宰相依舊可以決定戶部任免以及財政支出,儘管戶部開始執掌財政大權,但實質上並沒有撼動宰相財政管理的實權。

人才舉薦與官員任免

為朝廷推薦和培養能堪重任之人、為統治者分憂亦是宰相的本職所在。一方面,應統治者的需求擇選賢良之輩,另一方面,宰相可提出自己關於人才選拔的意見,舉薦自認為優秀能堪重任之人才供統治者參考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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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相直接任命官吏被稱為“堂除”。由宰相直接掌握的“堂闕”包括朝中的少卿監以至寺監丞、秘書省書局編修官、各路監司、郡守等,數量龐大。

“堂除”更是一種政治待遇,堂除者得以“擢用”美名,且有時在審官院人事任命的決定頒佈後,宰相亦可透過“堂除”取代,足以見得,宋代宰相官員任免許可權之大。

必要時兼管皇家禮儀

宰相任職期間如逢皇家喪事,宰相通常會兼任監督皇家陵寢修建的“山陵使”或“園陵使”,通常說來,山陵使的規格多用於先祖皇帝陵寢修建,園陵使的規格通常用於而後宮之人的喪事。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作為一國之相,宰相還會參與到皇家的祭祀活動中去,以泰山封禪為例,此舉為彰顯皇權正統。除此之外,宰相通常還需兼管皇宮內部宮殿修葺的監工工作,必要時還需彰顯自身才學兼任譯經使,對佛經譯文進行修飾潤色。

宰相位高權重,工作紛繁複雜卻又掌管機要,是統治者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卻最終為統治者所忌憚,形成了皇權與相權博弈的局面。儘管如此,經過數次改革,相權緊縮但涉獵範圍仍然廣泛。

皇權與相權相互掣肘,宋代統治者緣何“放任”宰相身兼數職?

繼承汗青古法,沿襲前朝舊律

早在隋唐五代之時,當朝宰相就存在身兼數職的現象,據唐史記載,“凡有國體恤,皆以宰相為禮節使。”宋代沿襲繼承了隋唐五代的舊律法,革新相關的宰相制度為自己所用。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宋代開國之初,統治者追隨自身的祖制,甄選有能力有政績能夠主持大局的開國元老成為宰相人選幫助自己一同治理朝綱,一方面是為撫卹開國功勳,以高位鞭策其鞠躬盡瘁不遺餘力;另一方面是為鞏固政權培植心腹之臣以助自己一臂之力。

另開國初期國庫空虛,須得許財力雄厚的朝臣以嘉獎促使其或自掏腰包或想方設法充盈國庫。

以史為鑑,歷代統治者以宰相為鏡,知朝堂之興衰,官吏之興替。通俗說來,宰相一為統治者瞭解群臣明晰民情的透視鏡,二為統治者頒佈政令時阻隔外界輿論壓力的活靶子。

統治者借相位,考察老臣之忠心不二,考量政令的上傳下達。俗話說,把最危險之人掌握於手中才最安全,對於統治者來說,位高權重的宰相是為幫手,實為勁敵,只有充分了解敵人,惑之以權,誘之以利,才能夠將對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中。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政事紛繁複雜,兼任左右逢源

宰相如同統治者身邊的拾遺官,朝代更迭朝令夕改,牽一髮而動全身,政令的不暢通讓朝廷的大機器無法運轉,此時的宰相事無鉅細,要發揮摳細節、補短板、撫民心等作用,兼任數職成為統治者的左膀右臂。

由此,政務紛繁複雜、君主分身乏術是宰相身兼數職的客觀因素。宋代積貧積弱,很大程度上因為統治者重文輕武。

宋代官制龐雜,政令交換時有不暢,前方戰事吃緊一旦貽誤戰機,國土盡失,大量的軍力財力被浪費,朝臣大批次上書求諫,而宰相兼顧軍政財政,此時更是脫不了干係,又道能者多勞,長此以往衣不解帶處理政事,身兼數職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於統治者而言,忠心不二的首輔如同自己手中的一把槍,指哪兒打哪兒,屢試不爽,故而在多次官制改革時,也只是削去宰相部分冗雜事物,核心政務仍牢牢握在宰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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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自帶光環 榮譽激勵作用

宰相一職在朝堂之上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號令百官,只要對君主負責,職位本身就神聖而不可攀,自帶主角光環。

從職責範圍看,宰相是常伴統治者身側唯一的政務辦理集大成者,又是繼所效忠的君主之後的能力者,君主將國家的大小事務交由宰相打理,是一種籠絡人心的手段,更類似於一種主觀上的榮譽激勵機制。

於統治者,重大政務處理關乎民生大計,寄予百姓厚望,若能假借宰相之手在朝堂之上、在民間坊內樹立重用能臣賢臣的明君形象,讓民心歸順,讓士子誠服,令權臣效忠,何樂而不為?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於宰相本身,君主交代的事宜必須不折不扣完成,一為自身的真才實幹能有真正用武之地,二為功名利祿的強烈驅使,既滿足了宰相本身的掌控欲,又充盈了宰相本人的美譽度,如此身兼數職有何不可?

自身追求卓越 能者甘願多勞

歷代統治者都希望可以不出一兵一卒不費吹灰之力規範朝綱、開疆拓土。那麼身先士卒、打響革命鬥爭的第一槍,必然由宰相來完成。以王安石變法為例,為了履行本身的新法,持續將各種權力加諸於自身,只為獲得更多的主導權和話語權。

因此,為了變法的成功,王安石甚至要犧牲統治階級的利益,冒天下之大不韙。儘管以失敗告終,卻也為陳腐的朝綱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揭露了統治階級內部存在的種種問題。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中央集權的加強實為皇權的加固,而皇權加固多因宰相集權過甚而起,當相權足夠與皇權分庭抗禮,勢必會受到皇權的衝擊和打壓。

因而,有誰不願意自己能夠手握重權為自己所用呢?宰相雖多為賢者,但也是凡人。不考慮權力的使用,凡人自免不了對於權力的渴望和追逐。

皇權“防”相權的實質

皇權與相權的此消彼長,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同士大夫階層之間鬥爭和妥協的過程。長治久安,必然不是統治者能孤身一人達到的境界,因而不得不選擇選擇與宰相及士大夫階層共治天下。

皇權向來“防”相權,宋朝為啥卻“放任”宰相身兼數職、抬高權重

功名利祿,一個國家脫離了執政者,國將不國,宰相和士大夫階層所追著的功名利祿又如何得以實現?於是,雙方的妥協成為了宋代兩大政治勢力之間的制衡:它既維護了天下和平與朝綱穩定,又相應的削弱了權臣的權利。

通俗說來,於統治者,宰相、士大夫階層你有你的政治抱負,我有我的王朝興替;於宰相,統治者你有你的家國天下,我有我的高風亮節。各退一步,忠於職守,海闊天空。

結語:

我國曆朝歷代的專制主義與官僚政治二者相輔相成,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離開了專制主義,官僚政治將無處可依;脫離了官僚政治,專制主義也無法自成體系。一方面皇權排斥相權,另一方面皇權依賴相權,所以儘管自古皇權“防”相權,宋代仍舊“放任”宰相能者多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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