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歐風美雨的吹打下，清王朝在經濟上日趨衰敗沒落，在政治制度方面，則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很早就把在神州大地上建立議院，代替獨斷專行的封建君權制度，作為國家之本和擺脫危機、振衰起弊的根本途徑。
早在光緒三年（1877）出使英法使臣郭嵩燾，已經隱約認識到資本主義議院制度的優越性，他在日記中寫道：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及一、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怪，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立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辯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於是兩黨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問難酬答，支榆其情，無有隱避，積之久而亦習為風俗。
郭嵩燾認為，西洋國君將政務“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比中國的“三代令主”還要高明。他將議院制度與清王朝的議政制度作了一番比較之後，得出了西洋各國“政教修明，具有本末”的結論。郭嵩燾特別指出：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立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已深矣。世安有無政治教化而能成風俗哉？西洋一隅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郭氏的看法，代表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對議院制度的早期認識。
稍後，又有一批早期的維新思想家，在他們的著作中屢屢談到議院問題。如鄭觀應認為：“欲行公法，莫要於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陳熾則指出：設議院可以“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並認為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強兵富國，縱橫四海之根源”。
這些議論大多是對西方議院在國家政權中所起作用的肯定和讚揚，自然也流露出他們嚮往的心情。至於議院制度在中國當時能否行得通，能否以議院代替封建君主專制，他們大多沒有直接回答。
直到甲午戰爭之後，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和隨後的《上清帝第三書》中，提出“以開創之勢治天下”，設立“議郎”。這些議郎是由“約十萬戶而舉一人”選出，“輪班入值，以備顧問”，“上駁沼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響事宜，皆令會議，三佔從二，下部施行”。不久，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直接向光緒帝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大膽建議。
長期以來，史學界不少人認為：《上清帝第四書》是維新人士第一次向皇帝正式提出開議院主張。臺灣學者黃彰健在《康有為戊戊奏稿辨偽，並論今傳康戊戊以前各次上書是否與當時呈遞原件內容相合》一文中就提出，設立議院最被當政者忌諱，康有為關於“議郎”和議員的論述，都是後來刊印時篡改新增進去的，“不相信今傳康第三書與當時進呈原件內容一樣”。這種觀點曾在海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然而，卻與歷史事實本身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