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社會制度更準確的說是從戰國時期便已經形成了，商鞅變法之中“廢除世卿世祿”、“廢除井田制”“允許土地私有”等等一系列制度的實施使得原本握有大量田地的奴隸主的生存空間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可以說奴隸制社會的瓦解是從戰國時期形成的。
到了西晉初期，“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取代了落後的奴隸制社會，西晉社會處於封建制度的前期。然而觀史書之時我們會發現，就算是處於封建制度下的西晉社會，其中也不乏有奴隸制的影子：
《晉書》之中記載了石崇、王愷鬥富事件之時有記載：他們時常會以婢女來行酒，若客不從，則扼殺婢女。這其中也充分說明了這些婢女毫無人身自由，說明了石崇、王愷等人就是奴隸主。關於石勒，我們常會說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奴隸出身的皇帝”，在《晉書》之中也明確記載了他曾經兩人被人賣給當時的世家門閥，從事生產工作，其本人也經常遭到毆打、凌辱。上述也事例說明了，已經過渡到了封建社會的西晉其奴隸制度依然嚴重，乃至於到了東晉時期奴隸制還沒有完全消亡，那麼何以在封建時代的西晉社會還會有如此現象呢？今日再一起聊一聊封建社會前期的西晉王朝殘存的奴隸制度：
西晉殘存的奴隸制度
西晉初期的奴隸相較於秦漢時期已經少了很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西晉社會依然還有眾多的奴隸主，這些奴隸主的主體是由眾多的西晉官員所構成的，無論是王戎這樣的清談名士還是類似張華這樣的耿介之臣，他們都擁有大量的官私奴婢作為附庸，為他們攫取經濟上的利益：
《晉書·王衍傳》：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其措意如此。《晉書。苟晞傳》：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
三國末期的總人口為七百多萬，何以到了西晉初年一下子就多出了數百萬人呢？奴隸上不按常駐民統計的，當時的門閥士族之中就有諸多的奴隸，而為了攫取利益最大化，這一部分沒有登記在冊的奴隸往往會被門閥所隱匿，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而晉武帝下令將眾多奴隸發還原籍不但還奴隸以自由，也讓這人數更接近當時的真實資料。
可以說世家門閥隱匿奴隸的現象不單單是當時的數量和實際不相符，其中還有各個方面的弊端和諸多的損失：
西晉的制度過度的傾向於世家豪門的利益，世家本身不需要承擔賦稅，而這些為世家豪門服務的奴隸們對於西晉而言本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這眾多被世家隱匿起來的奴隸對西晉經濟上的損失無疑是巨大的。靠著壓迫眾多的奴隸，世家豪門獲取了諸多經濟上的特權，也由此讓橫徵暴斂的門閥生活更加腐化，晉初的奢靡現象就是由此引起的，也為西晉亡國埋下了種子。對奴隸的壓迫必然會引起眾多底層窮苦百姓的反抗，西晉官員對待百姓橫徵暴斂的作風引起了諸多人的反抗，從“秦涼之變”再到“齊萬年起義”都是很好的證明。這種種弊端作為西晉當家人的司馬家族有看到麼？確切的說是有的，因而司馬炎數次下詔將眾多的奴隸發還原籍，可以說西晉初年經濟的迅速復甦是和司馬炎釋放奴隸的良好措施是有很深的關係的。
然而就算是如此，西晉的奴隸制度還是有存在的現象，這其中也夾雜了眾多的因素在裡面：
作為西晉當家人的司馬家族本身就是當時最大的奴隸主，在《晉書》之中有明確記載司馬炎用奚官奴婢代兵種稻，晉惠帝以奴隸充當兵役。為了安撫世家，司馬家族不可能將所有的奴隸發還原籍，故而對於世家隱匿人口的舉動，司馬家族也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晉書》：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晉書。惠帝紀》：“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稟，一品已下不從徵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
西晉時期眾多奴隸的來源
“罪人”及其後代發配為奴眾多奴隸的組成是由軍隊的俘虜以及相對於當權者“有罪”之人的後代組成的，這從秦漢三國時期的眾多現象就可以看到：漢高祖為了爭取民心一方面有免奴牌“ 為庶人”的舉措，然而另一方面又有“ 令民得賣子” 為奴； 魏武帝一方面免奴婢為良人， 另一方面又頑固堅持“ 罪人妻子沒為奴牌” 的落後制度。
而這些措施西晉的當權者們也完整無缺地繼承下來了，魏滅蜀之戰中誓死不降的蜀漢大將傅僉的兩個兒子則就被充入皇宮成為奚官奴婢，直到後來被晉武帝免為庶人也由此發還原籍。
而罪人之子充當為奴的現象則在歷朝歷代都可以清晰地看見，無疑是封建時代下奴隸制社會的影子。
西晉驅夷為隸的現象之前我們講過“五胡內遷”是一個持續漫長的過程，自東漢開始就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遷徙潮，至西晉初年胡人在關中各地已經形成了規模。西晉朝廷對於這些胡人也是很頭痛的一件事：一方面胡人內遷彌補了因為連年戰亂而導致的生產力的不足：另一方面由於對胡人的蔑視導致胡漢矛盾經常爆發。但是總體來說對於西晉這是利大於弊的，至於這以後的“五胡亂華”就另當別論了。
對於世家而言胡人的內遷也將他們貪婪暴虐的一面徹底的暴露了出來，他們和當時五胡的部落首領相勾結使得眾多的胡人淪為了西晉門閥的奴隸，同時也有部分心懷不軌的心機分子也常有擄掠胡人成為門閥奴隸的現象。石勒早年間就是如此，然而他也可以說的是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最終反被販賣。
驅夷為隸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一種現象，為世家帶來了諸多經濟上的方便，卻助長了他們的貪婪。
我們再結合江統的《徙戎論》不難看出為何反對的聲音這麼多？因為一旦徙戎除了國家負擔加重，對於擁有大量奴隸的西晉官僚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佔田民主動依附世家為奴由於曹魏時期的“屯田制”在曹魏後期已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故而晉武帝司馬炎繼位之後便頒佈了“佔田制”。佔田制規定了一個成年男子所能佔田的數量以及世家佔田的數量，也承認了依附民的合法化，而現今通常把這些依附民稱之為“佃客”。最終西晉呈現出了太康盛世的局面。
然而實際上佔田制也是有眾多弊端的，世家不需要承擔這些弊端，最終買單的卻是佔田民：
世家不需承擔賦稅，導致壓在佔田民身上的賦稅過重。佔田民往往得不到規定的佔田數量，卻又要繳納高昂的賦稅。所以西晉時期雖沒有大規模的世家兼併土地的現象，卻有佔田民主動依附世家成為其“佃客”的現象。
西晉奴隸制因何而存在呢？
自秦漢三國，在往前追溯至戰國時代到西晉時期已經過了整整數百年，奴隸制理應早已經過時了，然而卻為何還在西晉時期呈現呢？
兩漢、三國時期奴隸制度的延續兩漢三國時期是封建制發展的早期，但同時也是奴隸制同時執行的時代。這兩個時期，由於封建生產方式的迅速，導致農民對已經過時的奴隸制度的不斷的反抗，因而這種種環境之下迫使統治者不斷釋放奴婢穩定形勢。然而就如上文所講，在瓦解奴隸制度的同時，無論哪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都不能將奴隸制徹底的廢除，諸如前文所講的劉邦以及曹操。
兩漢、三國時期政權發生過多次更替，也導致原有的奴隸主家破人亡，很大程度上奴隸主遭到了重大打擊，然而卻也因此產生了又一批新的奴隸主，使之成為新政權的統治基礎。
這其中糜竺、曹洪、李嚴等人在東漢滅亡之後則分別成為了魏蜀吳三國的一批新的奴隸主。西晉代魏，讓原來眾多曹魏的官員搖身一變，也成為了西晉的奴隸主。
受少數民族的影響遊牧民族和農耕文化在冷兵器時代一直是天敵，因兩方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習俗也有較大的不同，故而造就了其中兩者的矛盾。
一方面農耕民族的封建社會的方式也影響了遊牧民族，為之後的大融合以及遊牧民族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作用；然而遊牧民族內遷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其中游牧民族的奴隸制度也影響了西晉王朝。
鮮卑族實行的是奴隸制度，早在秦漢時期的匈奴就有劫掠漢民為奴的現象。而鮮卑族的奴隸貴族們大肆擄掠中原人民為奴，以擴大自己的奴隸主的利益，同時又有擄掠其他民族為奴的現象。而鮮卑族的這些現象無疑也是影響了當時的西晉王朝，因而才會有“驅夷為隸”的奴隸制度的現象在已經成為封建社會的西晉時期出現，這無疑是加深了漢族地區的奴隸制度。
奴隸制度的影響
由於奴隸制度已經在封建社會已經過時，西晉奴隸主們對於奴隸的肆意凌辱無疑是加大了兩方之間的矛盾，這種種現象都為西晉的亡國埋下了禍根，西晉末年大規模的起義浪潮更多的是反抗西晉的奴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