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這個稱撥出自於明朝李贄，其在《藏書·世紀列傳總目》中說道“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從秦始皇於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六國、開創帝制，到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退位、帝制終結，在兩千一百餘年的歷史中，曾先後誕生過四百餘位皇帝，那麼又有哪些皇帝可以稱之為“千古一帝”呢？
既然稱之為“千古一帝”，也就是說至少也應該以一千年為時間跨度來評選，我們不妨便以唐朝滅亡的天祐四年（907年）為分界線，於此前後各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各挑選出一位。再加上秦始皇，所謂的“千古一帝”應當不超出這三位才對。
無法否認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正如李贄在《藏書·世紀列傳總目》中所說，“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秦始皇乃是理所當然的“千古一帝”。且不說他遠超後世帝王的歷史功績，作為封建帝制的開創者，無論你承認與否，都無法否認他乃是歷史上第一位皇帝這個客觀事實。
即使論歷史功績，秦始皇也不輸於任何一位後世帝王。實際上，縱觀中國封建帝制兩千餘年，相較於攻滅六國、一統天下，秦始皇的歷史功績更在於統一天下後的所作所為，其所開創的一系列制度，可以說深遠影響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
1、為大一統思想奠定基礎。
由於春秋戰國以來的長期分裂，諸侯各國文化雖然均脫胎於西周文化，但由於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同，列國文化早已各不相同，且具有極強的排他性，例如“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秦國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禮為核心的齊魯文化、粗獷豪邁的燕趙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等。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在全面推行統一的律法、文字、車軌、貨幣、度量衡等政策之外，也曾嘗試過融合列國文化，可惜皆以失敗告終，以致最終導致了“焚詩書”事件的爆發。但秦始皇的所作所為，無疑擊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化壁壘，為西漢時期的思想文化大融合，統一民族觀念和大一統思想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2、開創中央集權統治。
先秦時期，無論是夏商的王還是周朝的天子，其更多隻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除了直接受其統治區域外，其統治力只能延伸至各方國和諸侯國的統治階層，導致其對國家整體的控制力極弱。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則徹底廢除了分封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其中各郡、各縣官員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免，全面推行戶籍、秦律，從而使得皇帝對天下的控制力大大加強。也正是自秦以後，中央集權制開始成為歷代王朝的主要統治模式，而秦朝的“郡縣”兩級行政區劃，更是直到明清時期才被多級制正式取代。
3、開啟精英統治時代。
先秦時期，由於長期推行世卿世祿制，統治階層極為固化，決定你是否成為統治集團的並非能力而是血緣，因而權力長期集中於貴族之手。雖然春秋戰國以後隨著奴隸制的崩潰，世卿世祿制也一定程度遭到破壞，但貴族特權仍然大量存在。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世卿世祿制才算徹底被廢除，秦始皇創立“三公九卿制度”，明確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設定，且官員統一由中央朝廷選拔和任命。雖然當時沒有配套的官員選拔機制，且教育普及度相對較低，但貴族統治的時代卻已經成為歷史，並就此拉開了精英統治時代的序幕。
4、奠定自耕農經濟基礎。
夏商和西周時期，由於生產能力相對落後，當時農業生產主要採取“井田制”，即土地所有權屬於王和天子，諸侯王、卿大夫則負責實際管理土地，百姓對土地則沒有處置權。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雖然“井田制”遭到了破壞，土地王有制不復存在，但諸侯王和卿大夫對於土地的所有權，仍然牢不可破。
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下令推行“黔首自實田”，這才從法律層面廢除了土地貴族所有權制，全面推行土地私有化，自耕農經濟也隨之建立。此後，普通百姓不僅擁有了土地所有權，而且可以隨意買賣土地，只需要按照比例向朝廷上繳一定的賦稅便可，其餘產出則完全自有。土地私有制的確立，才使得百姓真正脫離貴族掌控，即使是社會底層的佃農，除了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外，人身自由卻不受其支配。而自秦始皇以後，自耕農經濟便也就此成為了歷代王朝的普遍農業經濟制度。
如上所述，秦始皇真正的歷史貢獻，其實並不在於一統天下終結了一箇舊時代，而是在於推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而開創了一個新時代，而這些制度影響了此後封建王朝長達上千年，乃至兩千餘年。僅以對後世的影響力而言，歷史上沒有一個帝王能夠與之相提並論。
秦朝至唐朝的“千古一帝”：漢武帝劉徹
雖然明朝王志堅在《讀史商語》中說過，“三代以後，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但關於唐朝以前誰能當選“千古一帝”，個人在漢武帝劉徹與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糾結了很久，但結合兩人的文治武功和歷史功績，最終還是選擇了漢武帝劉徹。
1、建立官員監察系統。
雖然漢初沿用了秦朝的監察御史制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已經逐漸荒廢，為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監察，漢武帝於元狩五年（前118年）在丞相府增設司直一職，協助丞相檢舉不法。
同時，漢武帝分天下為十三州，每州設監察刺史，以六條問事來監察州內地方官及豪強。後又於政和四年（前89年）設司隸校尉，監察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這可以說形成了最早的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制度，後世王朝對此多有沿用，例如唐太宗劃分天下為十道，派採訪史等監察官員赴地方監察等等。
2、完善人才選拔機制。
秦朝雖然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建立了全新的官僚系統，但卻始終沒有相配套的人才選拔機制，這導致漢初以來朝廷主要職位全部被列侯或外戚所壟斷。為改變這一局面，漢武帝於元封五年（前106年）頒求賢詔，不問出身、只重才學。
同時，漢武帝大力發展了察舉制，於元光元年（前135年）下詔郡國每歲舉孝者、廉吏各一人，後合稱孝廉，使察舉成為定製，孝廉亦成為察舉制的核心科目。這可以說是古代最早的人才選拔機制，大大加強了朝廷從地方選拔人才的能力，同時也使得寒門學子一定程度得到了入朝為官的渠道，直到科舉制誕生之前，“察舉”都是朝廷選拔人才的重要手段。
3、終結郡國並行制。
漢初，劉邦受制於天下形勢，只得推行“郡國並行制”，即在朝廷直轄區域推行郡縣制，於其他地區推行分封制。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朝廷與地方諸侯間的矛盾卻是日益嚴重，最終在漢景帝時期爆發了“七國之亂”。
元朔二年（前127年），劉徹在主父偃的建議下，開始推行“推恩令”，規定諸侯王可以“推恩”將其封地分封給繼承王位的嫡長子以外的子弟，並上報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號，諸侯王無權廢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國歸郡統轄，不得過問政事，僅收納封地內租稅。由於“七國之亂”中諸侯實力損失慘重，在粉碎了淮南王、衡山王叛亂陰謀後，“推恩令”得以順利推行，“郡國並行制”被徹底終結，中央集權程度大為加強。
4、年號紀年就此誕生。
秦漢以前，紀年方式主要以統治者“諡號+年份”的方式，漢文帝、漢景帝時雖有“改元”措施，但仍未建立年號，而是採取每六年一改元的方式，例如“前元”、“中元”、“後元”、“一元”、“二元”等。
漢武帝五元三年（前114年），朝廷便有人建議廢掉以前簡單的數字排列法，改以“天瑞”來紀年。次年，汾陰出土寶鼎，遂將五元命名為“元鼎”，並將一、二、三、四元分別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號。三年後，劉徹封禪泰山，改元元封，並最終於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啟用年號紀元，而年號紀年制度則成為了此後歷代帝王所採用的主要紀年方式，甚至還影響了東亞各國，一直延續至今。
5、廢黜百家獨尊儒術。
西漢建立以後，為了迅速恢復社會經濟，主要採取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但長期採取這種治國理念，卻導致朝廷變得暮氣昭昭。因此，漢武帝即位之初，便表現出了極強的崇儒意向，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第一次舉賢良時便明確表示“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都不錄用，但因竇太后等勢力的強烈反對而作罷。
直到親政之後，漢武帝才於建元五年（前136年）設五經博士，重申尊崇儒術。不過，雖然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但漢武帝卻並未全部採納，而是採取 “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的方針，從而使得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得以糅雜並用，從而形成了一套“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被後人歸納為“陽儒陰法”“外儒內法”，並由此成為了此後兩千餘年的主流思想。
此外，漢武帝還對曆法進行了修改，廢除了秦朝以來以十月為歲首的顓頊歷，改用以正月為歲首的太初曆，並採用二十四節氣，首次規定以沒有中氣的月分為閏月，我們如今所用的農曆，便是誕生於此。還有鹽鐵官營、鑄造“五銖錢”等制度，對此後歷代王朝影響同樣極為深遠。
唐朝至清朝的“千古一帝”：明太祖朱元璋
李贄在將秦始皇評價為“千古一帝”之後，又在《續藏書》中說道，“我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個人認為，這個評價也算是相當準確，唐朝以後就文治武功和歷史功績而言，恐怕也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可稱“千古一帝”了。
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稱帝的過程就已經算是地獄難度了，也正因此被賦予了“得國最正”的美譽。由於出身問題，朱元璋學識極為有限，但文治武功和歷史功績卻一點也不小。
1、終結皇權與相權之爭。
自丞相制度建立以來，雖然丞相職位時廢時立，但無論是丞相還是宰相，雖然對皇帝有一定輔佐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與皇帝爭權的現象，因而皇權與相權之爭長期存在。
明初沿用元朝官僚制度，設有中書省左右丞相之位，後因胡惟庸權勢太大，已經威脅到皇權，且日益驕橫、懈怠政事，於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誅殺胡惟庸，同時廢除中書省，不再設立丞相，皇權與相權之爭就此終結。而為了減輕皇帝工作量，同年九月朱元璋又設立四輔官輔佐自己，雖然兩年後又予以撤銷，但卻已經初步形成了內閣雛形，而這一制度則影響了明清兩朝。
2、奠定地方基本制度。
在地方上，由於元朝的行政區劃極為混亂，朱元璋為了方便統治管理，減少行政區劃層級，取消了二級制和五級制，採取三級制和四級制並存的方式，其中又以“省-府-州-縣”四級區劃系統為主，而這也基本奠定了明清兩朝的行政區劃。
至於地方的官僚機構，朱元璋則廢除了行省制，分設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別擔負行中書省的職責，三者分立又互相牽制，防止了地方權力過重。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
3、食鹽專賣制度破除。
自漢武帝推行鹽鐵官營以來，食鹽的製造與買賣便始終掌握在朝廷手中，歷朝歷代對於私鹽的打擊力度都極為嚴格，不過由於天下大亂，自五代十國開始民間私鹽現象便極為嚴重，已經到了朝廷打擊不盡的地步。
於是，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推行“食鹽開中”新政，即開中法，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制度網開一面，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如此朝廷不僅可以讓利於民，而且也一定程度解決了邊防供給難題，這項制度也影響了明清兩朝。
4、恢復漢家禮樂習俗。
元朝時期，由於蒙古入主中原，且採取相對粗暴的統治方式，中原漢文化受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影響和衝擊極為厲害。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便開始立志恢復漢家禮樂習俗，可以說有再造華夏的功績。
朱元璋下詔制定《大明集禮》，力圖恢復漢族禮儀文化，並採取一系列去蒙古化的措施。服飾方面“復衣冠如唐制” ，並制定了具有明朝特色、等級嚴格的冠服制度；禮儀方面革除胡跪，恢復漢族傳統的稽首、頓首、空首的跪拜方式，並按等級實行五拜、四拜、再拜之禮；姓名方面嚴禁胡姓；語言方面杜絕胡語，欽定《洪武正韻》；婚姻方面禁止收繼婚。透過復興漢文化，朱元璋成功驅除了蒙元的陰影，避免了漢文化因蒙元入侵而徹底斷層。
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出身底層，縱然因文化程度的原因導致了很多政策的侷限性，但無疑是個勤勤懇懇一心為民的好皇帝，就連清朝的順治帝也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理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綜上，個人認為，歷史上能夠被稱為“千古一帝”者，除了秦始皇這個客觀存在的歷史第一帝之外，能夠當此稱號的也僅有漢武帝劉徹和明太祖朱元璋。當然，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也極為出色，但個人認為其在歷史功績方面略遜於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