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政治
不可否認， 宋太祖 “右文” 的這一取向對宋代士大夫階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一， 隨著科技制度的完善， 宋代確立了發達的文官制度， 仁宗時蔡襄言：凡人之材， 各有所能， 不一等也。 一人之智， 兼治數居， 時有不能也。 有文詞之職， 有吏治之職， 有兵戎之職， 有財利之職。 夫有吏治之材， 使之臨兵戎之事， 則時有不能也； 有財利之術， 使之論朝廷之事， 則時有不能也。 今世用人， 大率以文詞進。 大臣， 文士也； 近侍之臣， 文士也； 錢榖之司， 文士也； 邊防大帥， 文士也； 天下轉運使， 文士也； 知州郡， 文士也。［79］
這表明， 在經過了太祖、 太宗、 真宗三帝不懈的努力， 以科舉入仕的文官已經完全主導了北宋的官僚體制， 士人透過科舉而成為官僚， 而一旦成為官僚士人的社會地位就會得到提升，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士人官僚集團， 因其皆以皇權而生， 故它亦如唐時之關隴集團或山東士族， 成為維護皇權統治的新支撐； 其二， 宋代寵優士大夫為歷朝之最， 清代王夫之說： “自宋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 終宋之世， 文臣無歐刀之闢。”［80］宋末謝太后也說： “我國家三百年， 待士大夫不薄。” 正是在宋代統治者所營造的這種寬鬆的政治氛圍中， 宋代計程車大夫繼承併發揮了傳統士人的擔當與責任意識， 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並從而生髮出一種內在的應然——自覺遵從和捍衛能夠體現儒家價值傳統的 “道”，而且也力圖將君主框進這個 “道” 之內， 從而形成一種 “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 的政治局面， 這就是宋代特有的文官政治體制。
那麼， 這種文官政治體制的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 集權性。 在前文筆者已經分析過宋初統治者出於統治需要而採取了 “強幹弱枝” 的統治手段， 即透過對事權的分散而達到君主的集權， 內藤湖南認為宋代進入 “近世” 在政治上一個標誌就是 “君主獨裁政治”的建立， 而這個君主獨裁的物件正是所謂的文官集團， 即士大夫階層， 內藤指出： “貴族失勢的結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較為接近，任何人要擔任高職， 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權， 而是由天子的權力來決定和任命。”［81］這也正是宋代統治者廣開取士之門的真實含義， 不能使權力產生壟斷， 使國家權力呈現扁平化， 這樣君主才能安居於權力之端； 第二， 分散性。 宋代文官制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事、 權的分離， 即任其事者不掌其權， 掌其權者不任其事， 這樣往往造成一事多人的局面， 例如負責管理軍事的機關有樞密院， 負責軍令、 調動和高階軍官的任免； “三衙” 統帥禁軍； 兵部負責後勤及管理廂軍； 吏部負責武官的銓選， 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政出多門和行政效率的低下， 尤其是進入仁宗朝之後， 文官體制的社會弊病日益嚴重， 尤其是在接連的對西夏軍事失利狀態下， 要求檢討文官制度就成為視家國為一體士大夫們集體的呼聲， “慶曆新政” 就是他們試圖改革文官制度的嘗試， 這也是 “慶曆新政” 將吏治整頓作為改革的要義所在。
可惜的是， “慶曆新政” 曇花一現， 後世史家大都認為改革派失去了皇權的支援而失敗了， 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改革如果沒有君權的強力支援， 改革是鮮有成功的。 “慶曆新政” 的速敗在於仁宗對所謂 “朋黨” 的疑慮， 在傳統的政治倫理中， “朋黨” 往往是不見諸正名， 荀子曰： “上不忠乎君， 下善取譽乎民， 不恤公道通義， 朋黨比周， 以環主圖私為務， 是篡臣者也。”［82］而范仲淹等人卻甘而受之， 慶曆四年 （1004） 四月仁宗皇帝與諸大臣談議朋黨事， 范仲淹對此言曰： “方以類舉， 物以群分。 自古以來， 邪正在朝， 未嘗不各為一黨， 不可禁也， 在聖鑑辨之耳。 誠使君子相朋為善， 其於國家何害？”［83］歐陽修則進一步提出 “君子有黨論”：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 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 其何故哉？ 小人所好者， 祿利也， 所貪者， 財貨也。 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 或利盡而交疏， 則反相賊害， 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 其暫為朋者， 偽也。 君子則不然， 所守者道義，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始終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84］
歐陽修言之鑿鑿地指出君子有黨而小人無朋的根據在於君子重“義”、 小人重 “利”， 重義者修身， 重利者貪財， 修身者同心， 貪財者交疏， 這自然是對儒家 “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 的人性發揮， 而且認為 “君子之黨” 能同心共濟於國事， 為此他呼籲君主要“退小人之偽朋， 用君子之真朋， 則天下大治”， 這顯然是把複雜的政治理想化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前文筆者所提到的宋代士大夫在重建 “道統” 政治的過程中， 也極力想將君主也納入到儒家的 “道統” 政治軌道上， 但問題是一旦君主進入到 “道統” 的軌道上之後， 獨裁的權力將難以自由伸展， 而且皇權的權威也必將遭到挑戰， 再退一步來講， 宋代統治者所謀劃的文官政治體制就是為了防止權力集於一大臣， 而朋黨政治一旦形成， 那麼朋黨的領袖就必然形成一個可以挑戰皇權的政治中心， 這是專制君主所難以忍受的，為此仁宗皇帝專門下詔：朕聞至治之世， 元、 凱共朝， 不為朋黨， 君明臣哲，垂榮無極， 何其德之盛也。 朕昃食厲志， 庶幾古治， 而承平之弊， 澆競相蒙， 人務交遊， 家為激訐， 更相附離， 以沽聲譽， 至或陰招賄賂， 陽託薦賢。 又按察將命者， 恣為苛刻， 構織罪端， 奏鞫縱橫， 以重多闢。 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 詆斥前聖， 放肆異言， 以訕上為能， 以行怪為美。 自今委中書、 門下、 御史臺採察以聞。［85］
這無疑是對範、 歐等人 “君子有黨論” 的有力否定， 這也是對范仲淹政治集團的沉重打擊， 仁宗皇帝希望的是朝無朋黨， 即 “君明臣哲”， 更重要的是范仲淹等 “興致太平” 之策 “規摹闊大， 論者以為難行”， 即便是新政集團中的人如蘇舜欽也說： “某又竊觀閣下所為， 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 未甚為曠， 是何毀之多也？ 豈誠之少衰， 不銳於當年乎？ 豈實施之事， 未合群望乎？ 豈以有高世之名， 未見為高世之事乎？”［86］儘管改革定會遭遇阻礙， 但輿情洶洶，恐也非范仲淹等人所料， 內不見信於主上， 外難堵悠悠之口， 求職外放， 離開權力核心， 或是上乘之選， 慶曆四年 （1044） 六月， 范仲淹 “有邊奏”， 固請宣撫河東、 陝西， 次年十一月罷范仲淹陝西四路安撫使之職， 改知鄧州， 自此范仲淹完全離開了北宋權力的中心， 也宣告了 “慶曆新政” 的完結。
從表面上來看， “慶曆新政” 是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新進士大夫階層為救治時弊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革新運動， 他們是宋代 “崇文國策” 之下孕育的時代精英， 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和社會擔當意識，這是他們與貴族時代政治精英的最大區別， 內藤湖南說： “范仲淹是開宋代士人新風的人， ……官吏不是謀生之職， 如上名句所示，要以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自律。 ……這是宋代士人的風尚。 宋代政治家中多君子的現象， 也在於這些士人的影響力。 唐代的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在政治世家， 而范仲淹的政治理念中沒有這些。 他認為士人在世， 自己與天下整體聯絡在一起而存在， 所以不是從門第出發， 而是從作為個人的人格出發， 與天下整體相處。 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 ……他們是以一人所為聯絡天下國家， 及子孫萬世的大氣概立世的。”［87］正因為他們考慮的不是自己本身， 而是從子孫萬世和天下的觀點出發， 他們才會有深沉的憂患， 才有要致力於社會的改造的熱忱， 他們想改造宋代的政治體制， 就是要改造孕育他們自己的文官體制， 其所帶來的社會震動是可想而知的， 其悽婉的結局也是可以預期的。 然而，北宋社會的積痾並不會因此而減輕， 變還是不變， 如何變， 依然盤旋在宋代士大夫的頭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