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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十期
宜昌市屈原學會
總第六十二期
楚國始祖諸子百家第一人——鬻熊
提交給湖北省屈原研究會年會上的論文
作者袁在平
鬻熊，是3000年前商末周初人，這似乎距我們的年代太遙遠、太遙遠了；然而，只要我們認真研讀一下《史記》、《左傳》、《墨子》、《漢書》、《文心雕龍》等浩如煙海的史書、古籍及楚地一些地方誌，乃至近在眼前的清同治《宜昌府志》和三峽宜昌地域歷史上某些官員、文人的文獻中關於楚世家、楚國及鬻熊的記載，你便會覺得這位歷史人物並不陌生了。
鬻熊（公元前11世紀殷末周初），羋（mǐ）姓，名熊，又稱鬻子，是楚國的始祖。中國南方楚文化，計有楚史上最早的古楚文化五大先哲。這五大先哲是：鬻熊、老子、鬼谷子、莊子、屈原。鬻熊，居古楚文化五大先哲之首。故鬻熊不單是楚國的始祖，而且還是楚文化的鼻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哲學家，史稱“諸子百家第一人”。
《史記·楚世家》載：“楚之祖先，出自顓頊帝高陽。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同胞）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長子名昆吾，次子名參胡，三子名彭祖，四子名會人，五子名曹性，六子名季連。”季連，羋姓，楚國王室就是他的後裔。
楚世家這一族系的脈絡十分清楚：顓頊乃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號高陽。故楚王室後裔屈原於《離騷》開篇首句曰：“餘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而重黎、陸終、羋姓季連，是高陽之嫡系子孫，故高陽、重黎、陸終、季連等皆黃帝的嫡系後裔也。《史記·楚世家》又載：“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臺灣版《白話史記》載：周文王時，季連的後代，有一個名鬻熊，侍奉文王。鬻熊的兒子名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生於周成王時，成王敘鬻熊之功，封其重孫熊繹於楚地，為子爵，都丹陽。於是，封國楚則誕生了。當代楚學者張正明《楚史》載：“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的竹簡記楚君先祖之名，其中有‘媸酓’，（‘媸酓’）就是鬻熊。楚人的信史時代，是從這位鬻熊開始的。”然而，楚國的封地及古都城丹陽又在何處呢？《墨子》曰：“楚熊繹始（封）於沮山之間。”長沙馬王堆出土之《帛書》曰：“楚將不出沮漳。”沮山，即古荊山，延綿起伏於今保康、南漳、遠安、當陽等地域，而其地理位置又恰恰是《帛書》所言“楚將不出沮漳”的沮河與漳河之間的範圍。古楚都丹陽，則位於“漢水西、荊山南”。所謂“荊山南”，即南條荊山。今考古工作者在遠安縣洋坪鎮南襄村，發掘出了一座頗具規模的周代和漢代的古城遺址；經現場勘察及對出土文物考證，有學者認為，這座楚城遺址很可能便是偏居於荊山深處的古楚都丹陽城遺址。
歷朝歷代、直至當代的炎黃子孫，均深深銘記著這位對楚國早期建國有功的大功臣、大哲人鬻熊，均有著眾多的古籍及古文獻之關於鬻熊的記載。今人修纂的《湖北歷史人物辭典》載：鬻熊，“楚族的始祖。羋姓，名熊”，“顓頊帝高陽氏之苗裔，季連之後”。又載：其子熊麗，“殷末周初楚人首領”；其孫熊狂，“西周初楚人首領”；其重孫熊繹，“楚國的建立者”。又載：鬻熊“早年率楚人活動於丹陽（今漢水西、荊山南）一帶；後慕西伯（即周文王）之名，去周（今陝西岐山縣），被西伯尊之為師。對西伯及其子（周武王）陳述過一些政見……《漢書·文藝志》著錄有（其）《鬻子》一書，記為‘二十二篇’”。《宜昌府志》載：“鬻熊為楚開國之始祖”，“帝顓頊之苗裔”。乃周文王、周武王兩代“君王之師”（也有的認為他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代“君王之師”）。“熊繹元孫熊摯有疾，楚人廢之；別封為夔子而居丹陽（筆者認為，此丹陽非彼丹陽），即秭歸地也。”《左傳》曰：“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鬻熊是中國第一位最早的哲學家、著作家。《史記·周本紀》載：“西伯曰文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這個“鬻子”即鬻熊。而辛甲大夫在商末為顯官，散宜生在周初為重臣；鬻熊在《周本紀》中被寫在辛甲大夫和散宜生之列，可見非等閒之輩。《史記·楚世家》記楚武王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南朝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載：“然則鬻唯文友（意文王最信賴之友）”。又載：“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至鬻熊知道（意通曉政治、軍事等），而文王諮詢，余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意於諸子篇中，再沒有比《鬻子》更早的書了）”。《子略》雲：鬻子，“文王師焉。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史載，《漢書·藝文志》記載和收錄有“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即有《鬻子》二十二篇”。清代歸州州官李炘《建立丹陽書院碑記》（載《宜昌府志》）曰：“周以鬻熊有勞結，而封其（重）孫於荊蠻，居丹陽”；“餘（李炘）嘗考《崇文書目》，有《鬻子》十四篇。劉勰《文心雕龍》雲：‘鬻熊知道（治國之道），文王諮詢遺我餘事，故錄為《鬻子》。’則楚之先，固非荒陋無文者也”。“迨至靈均（屈原）而風氣益開矣。《詩》三百篇，而楚未嘗無詩，鄭氏樵謂詩芽於楚，《漢廣》、《江沱》，即楚風也。靈均以忠君愛國之心，遺世拔俗之才，而詩變為騷”。當代湖北當陽籍、中國著名長篇歷史小說及紀實文學作家、學者任光椿，對鬻熊及其著述《鬻子》研究頗多、頗深。他曾寫下《楚——哲學的國度》、《神州諸子第一家》、《萬古神州第一家》、《與》（以上諸篇載《任光椿自選集》，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等多篇研究鬻熊及《鬻子》的專題學術文章；其又另有多篇學術文章，均涉及到對鬻熊及《鬻子》的研究。任光椿於《神州諸子第一家》中，在引用《文心雕龍·諸子篇》所言“（鬻子答）文王諮詢，余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意沒有比這更早）”之後，寫道：“這說明我國諸子之學，是從《鬻子》開始的；《鬻子》是‘諸子的首唱’，是距今3000餘年的我國文化學術史上開天闢地第一本個人學術專著。它的首創意義是極其偉大的；只可惜至今人們對它的出現與影響，仍然重視不夠，認識不夠。”
中國的首部哲學專著《鬻子》，在歷史上演繹流傳的版本，脈絡十分清晰，史書、古籍記載也頗多。《漢書·文藝志》記載和收錄有“《鬻子》二十二”；西漢賈誼《新書》也多處“引用《鬻子》詞句”。唐永徽四年（653），武則天將《鬻子》“下令刊行天下”；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鬻子》”，即第一種版本。明代楊之森，“把賈誼《新書》中引用鬻子語錄全部摘錄出來，補入逢行（唐中葉人）註釋的《鬻子》書中，重新加以出版”，這是第二種版本。清末湖南學者葉德輝“根據日本收藏的《群書治要》整理出版了一本《鬻子章句》”，這是“第三種版本”。今人任光椿編著有《鬻子註釋》一書；只可惜，因當今的學術界、出版界未能引起對《鬻子》這部千古第一著的足夠重視，而致使任氏的這本《鬻子註釋》至今未能得以正式出版。
《鬻子》是一本有著很高學術價值的書，一本講“治國之道”之書。《鬻子》論“民選”曰：“明主選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主舉之；士民苦之，明主去之”。又曰：“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察吏於民然後隨”；“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總之，“敬士愛民，以終其身”。任光椿認為，“三千年前，（《鬻子》）就能如此明確地提出“要‘察吏於民’，由人民參與選擇官吏，按人民的愛惡選擇官吏，這種初期的民本、民主思想，實在是很了不起的”。《鬻子》論政曰：“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治國之道，上忠其主，中敬其士，下愛其民”；“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其又論“道”與“仁”曰：“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鬻子》論人性中之“善”與“惡”曰：“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其意是說，人只要能夠不斷地發揚自身人性中“善”的一面，就可以成為善人；如果放縱自身人性中的獸性，就會變成惡人。不善之人就是禽獸。任光椿於《萬古神州第一家》中寫道：“我國古代最早的第一位有專著傳世的哲學家（鬻熊），對‘仁’與‘道’的解釋”，“比老、孔二氏對‘道’與‘仁’的解釋要明確得多，實際得多”。又寫道：鬻子出生“比老子、孔子都早”，比“希臘三聖”也早，他是“中國甚至全世界最早、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智者與哲人”；“由鬻子開創的，以鬻子、老子、鬼谷子、莊子、屈原五大古哲為傑出代表的古代楚文化，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的貢獻是豐富、獨特、瑰麗、偉大的”。
2006年仲秋初稿於宜昌
2018年季冬修訂於宜昌
作者簡介：袁在平（1944— ）湖南資興人，武漢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湖北省宜昌市群藝館副研究館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長期從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曾為湖北省三國文化研究會理事。發表文史文章、學術論文，100餘萬字。為《宜昌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副主編、首席主筆，《中國民俗志·伍家崗卷》（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總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