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發生的魏滅蜀之戰可以說是三國鼎立之時出現的最後一個高潮階段了。它發生在高平陵之變的16年後，當時的魏國實際掌權者是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此戰中，鄧艾率領部將翻山越嶺，穿過崎嶇的陰平小徑，直抵成都平原，進而一舉滅掉蜀漢。
這場奇襲的關鍵是鄧艾率領的魏軍繞過了劍閣天險，成為軍事史上的經典戰例。但是奇怪的是，戰爭勝利之後，魏國的兩位主將鍾會、鄧艾之間反而激化了矛盾，最終在一番混亂鬥爭之後，兩位伐蜀主將先後被殺。鑄就了魏國勝利的兩位關鍵人物，在他們功成名就之所留下的卻是一段悲劇。那麼鄧艾和鍾會究竟有何矛盾，其背後又有哪些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眾所周知，魏晉時期的官場主流是豪族世家子弟，透過九品官人法選拔出任。但是鄧艾原本是襄城典農（典農是曹魏負責屯田的機構）屬下的部民，其社會地位比自耕農還要低微，不僅貧窮，甚至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後來鄧艾憑其才學被推薦為典農都尉（相當於縣）學士，由此可以擔任典農都尉的佐、乾等下級官吏。正因獲得功績，鄧艾才出現在了伐蜀的戰場之上，這完全是憑藉自己的戰功得以登上高位的。但是，在當時崇尚玄學、清談的時代裡，鄧艾卻患有非常嚴重的口吃，從文化風範上就已經與世家子弟格格不入，甚至就連司馬昭也曾針對他的口吃毛病而嘲笑過他。
事實上，鄧氏曾經也是南陽新野一帶的大族，但到了鄧艾之時已經落魄，不被主流世家階層所接納。與鄧艾相比，鍾會的家世底蘊要深厚的多，他是漢末名臣鍾繇之子，潁川鍾氏在漢末清議中頗受推崇，士林聲望很高。正因同屬世家子弟的關係，鍾會和司馬昭的關係非常密切，是其非常親信的謀臣。當時的司馬氏正處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狀態，司馬昭實際掌握了大權，但是因為深厚的友誼，他與鍾會之間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拿對付的父祖名諱開玩笑，並無太大尊卑等級之差，這是鄧艾完全無法比擬的。
伐蜀之戰的動因也非常特別，這並不是一場源於統一天下志向考慮的戰爭，而是司馬氏受內政驅動而做出的選擇，為什麼這麼說呢？原來從高平陵之變到公元258年司馬昭平定淮南諸葛誕叛亂，已經徹底掃清了篡權道路上的障礙，故而在班師回朝的幾個月後，朝中便有了“封晉公、加九錫”的提議。“九錫”是秦漢時期皇帝專用的禮器。有了當年劉協與曹丕之間的漢魏禪讓先例，大家都很清楚新一輪禪讓即將開始。不過雖然司馬昭的心思，路人都已經知道了，但士大夫們依然不願意說破。然而當時的魏國皇帝曹髦性情剛烈，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那就是親率隨從出宮誅殺權臣司馬昭，不過卻在路上被刺殺身亡。皇帝的死給司馬氏造成了極大的道德壓力，忠臣的面目偽裝不下去了，禪讓皇位中你情我願的棉紗被挑破了。此後五年，司馬昭都不敢接受“加九錫”的提議，政治程序陷入了僵局。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司馬昭被迫尋求建立不世功勳，獲取一部分法統支撐來推動篡魏程序，他決定向南方的兩個鄰居動手，並最終選擇了實力相對較弱的蜀漢。蜀漢，又稱季漢，位於長江上游，同時控住了漢中、隴西南部等地，對洛陽具有一定的威脅，同時位於吳國上游，因此吳軍如果派遣救兵，必定逆流而行，阻力甚大。不過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的前一年，蜀漢軍隊在姜維的率領下依然對曹魏邊境展開了騷擾，甚至雙方的實力也沒有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所以鄧艾最初並不支援這次戰爭。
因為司馬昭派人專門說服，鄧艾後來勉強同意了伐蜀計劃。與之相比，鍾會則是從頭到尾都參加了戰爭方略的制定，是這場戰爭的實際執行者，而鄧艾僅僅受命率領了一支偏師而已。然而戰爭的結果卻出人意料，心高氣傲的鐘會被姜維堵在了劍閣，鄧艾卻繞過劍閣搶了頭功，兩人的矛盾由此爆發。一場誣衊和背叛的戲碼開始上演，最終鄧艾、鍾會和姜維三位名將，未能戰死沙場，卻毀滅於陰謀和兵變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鄧艾和鍾會的衝突到了後來又一次重演。在晉伐吳之戰中，自益州順江而下的王濬沒有按照原計劃在秣陵停軍整頓，接受統帥王渾的統一指揮，而是直取建業逼迫孫皓投降，搶佔了頭功。“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霸氣側漏的背後是主帥王渾的憤怒，他立即上表指責王濬違反軍令、不受調配、並誣衊其有罪。王渾對待王濬勝利的態度，與當年鍾會對待鄧艾的態度如出一轍。所幸晉武帝司馬炎處置得當，並未激起更大禍患，顯然是吸取了當年鄧艾被誣身亡的教訓。
和鄧艾一樣，王濬同樣不屬於魏晉世家群體，與司馬氏家族缺乏淵源，同時在王濬之前家族並沒有仕宦記錄，處於晉朝官場的邊緣地位。相比之下，王渾出身太原王氏（也就是司徒王允的家族），其父王王昶是曹魏時期的司空，和河內司馬氏關係密切。之所以會兩次出現魏晉前鋒將領的寒門世家之爭，與魏晉時期的官僚體系結構有關。前面提及，魏晉時期的官僚選拔制度是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這原本是為了彌補察舉制的不足而設立的一套選官體制，但在長期實操中，透過聯姻、交遊、同袍、徵辟等方式逐漸形成了一股利益共同體，並因為玄學和清談風氣的崛起，不僅從政治利益、就連文化精神上也逐漸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認知。
鍾會、王渾都屬於魏晉時期以司馬氏家族為核心的世家利益集團人物，而這也成為西晉王朝的政治基礎。不過，司馬氏雖然是世家階層的代表，但當司馬炎篡魏立晉之後，雙方之間的裂痕同樣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豪族世家與皇權之間的矛盾促使西晉不得不將拱衛中樞皇帝的藩籬重任寄託到司馬氏藩王的身上，這同樣是吸取了曹氏因宗親羸弱而覆滅的教訓。
狹隘化的政治基礎使得西晉自開國之初就顯得暮氣沉沉，世家利益集團為了壟斷政治利益表現出了強烈的排他性，這是鄧艾、王濬戰場勝利後出現被誣衊遭遇的重要原因。而這種對政權的壟斷，不僅抑制了官僚體系內部的流動，導致官僚機構的僵化和缺乏火力，同時也堵住了有才華卻出身貧寒的底層民眾，他們的晉升通道。這實際上也是西晉短促而亡的深層原因，缺乏廣泛民眾的支援，藩王們不僅未能阻止豪族世家和外族勢力的崛起，反而陷入了爭奪權力的內鬥中，將歷史拉進了東晉十六國的亂世風雲之中。
綜上所述，鄧艾、鍾會伐蜀之後，為爭奪功勳而雙雙被殺的悲劇，其背後並非簡單的孤例。將其餘後來發生的王濬、王渾之爭，我們可以分析出司馬氏集團內部的官僚選拔弊端，政治結構的弊病等。正是因為這種狹隘、薄弱的政治基礎，才導致了西晉雖然完成了大一統，卻從一開始就暮氣沉沉，最終毀於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