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家·讀書家·藏書家
捧讀前輩作家葉靈鳳先生的《讀書隨筆》（三聯書店版），彷彿隨著他的導引展開書海巡遊，領略他的涉獵廣博與種種讀書、寫作心得之外，意外的收穫便是認識了一個獨特的稱呼——“愛書家”，由此也認識了創造這個稱謂的愛書家本人。在三大冊《讀書隨筆》裡，不下數十次讓我眼睛一亮的，正是頻頻出現的“愛書家”一詞。這是葉靈鳳先生的獨創，是他通古曉今讀書閱人無數後的感悟，也是他身體力行的讀書愛書生涯寫照。這真是一個絕妙的稱呼，古今中外多少人熱衷於成名成家，又有誰想到過要做個“愛書家”？
愛書源於讀書。在葉先生的心目中，“讀書家必然就是愛書家，而坐擁萬卷的藏書家卻未必一定是一位讀書家，更未必是懂得愛書三味的愛書家。”
這裡又冒出了一個稱謂——“讀書家”，並不是所有喜歡讀書的人都是讀書家。宋真宗趙恆《勵學篇 勸學詩》，胡適稱它算是一篇《讀書樂》，說到讀書的好處樂處，“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是流傳至今的打油詩格言，宋真宗雖然勸學，自得讀書之樂，卻三觀不正，仍然難說是位讀書家。像朱熹那樣“讀書之樂樂陶陶，起並明月霜天高”的興致，以及歸納“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才不枉是讀書家的本質。莫泊桑說，“喜歡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寞的時光換成巨大享受的時刻。”這也是深得讀書之味了。梁實秋談讀書時曾經回憶道，“從前認識一位銀行家，整日價籌畫盈虛，但是他床頭擺著一套英譯法朗士全集，每晚翻閱幾頁，日久讀畢全書，引以為樂。”他因此感嘆，宦場中商場中不乏可敬之人，品味很高，是因為他們“嗜讀不倦”“以讀書為樂”。
葉靈鳳先生在中國現代文人中也當得上是個坐擁書城的藏書家了，但他偏喜好以“愛書家”自許。他不像那些珍秘於枕函而不示人的中國舊時藏書家，也不同於西洋一些為得“孤本”絞盡腦汁騙得他人另本再銷燬的怪僻藏書家。他的買書純粹是為了讀書，並且也從不拒絕借書給別人。他相信一個真正的愛書家必然“是將書當作了友人，將讀書當作了和朋友談話一樣的一件樂事”。
美國著名書話家巴斯貝恩1995年問世的書話集《文雅的瘋狂》，其中文版副標題——“藏書家、書痴以及對書的永恆之愛”，比較恰當的形容、彰顯出古今中外文化人愛書、藏書的種種癖好乃是“文雅的瘋狂”。
明清時期，江南藏書家輩出，但理念處事風格不一。浙東學派鼻祖、啟蒙思想家黃宗羲（1610—1695）嗜好藏書，喜抄書、借書，訪求足跡幾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書樓，歷經幾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書達六、七萬卷之富。他提倡藏書在於致用，反對只藏不用，並告誡學者：“當以書明心，勿玩物喪志也”。可惜年邁時還來不及編目，遭遇水災；死後不幾年又遭大火，藏書失去大半。黃宗羲的同鄉弟子鄭性曾論黃氏藏書道：“非僅以誇博物、示多藏也。……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揭示藏書家廣搜典籍、藏書，終極目標為治學、研究之用才是正道。黃宗羲的弟子、博通諸史的萬斯同（1638-1702），以布衣參與編修《明史》，其萬氏藏書樓名“寒松齋”。在京二十餘年，藏書十數萬卷，不署銜，不受俸，編定《明史稿》五百卷。萬氏藏書印有一長印文：“吾存寧可食無肉，吾亡寧可發無槨，子子孫孫永無鬻，熟此直可供饘粥。”至死旁無親屬，藏書全被其子弟錢名世佔有。清代著名藏書家、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全祖望（1705—1755年），家族自明中葉以來，世代藏書。先世“阿育山房”藏書甚富，但被子孫誤以為廢紙，秤而賣之，無一遺存。繼而有“平淡齋”，藏書亦多，亦為諸孫分而化之，遂難復聚。繼而有“春雲軒”，經兩代收藏，惜終因戰亂，被守將令士卒付之一炬。全祖望晚年窮困潦倒，將藏書二萬卷典當給仁和黃氏。辭官回鄉後倍加窮困，至死無錢安葬，將餘藏萬餘卷典籍以二百兩白銀盡歸盧址“抱經樓”。
詩云：“琴劍飄零百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崢嶸一閣留天壤，文獻東南此大宗。”詩中分別提及晚清南北四大私家藏書樓——即江蘇常熟鐵琴銅劍樓（南瞿），山東聊城海源閣（北楊），浙江湖州陸氏皕宋樓，錢塘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樓。四家，又以始建於清乾隆年間的鐵琴銅劍樓為最著稱，迄今巍然獨存。創始人瞿紹基，紹基之子瞿鏞，藏書之際也兼收幷蓄鼎彝古印，尤為珍愛一把鐵琴一柄銅劍，鐵琴銅劍樓由此得名。傳說乾隆幾次巡視江南，都到瞿家看書。光緒喜好古籍，多次派人到鐵琴銅劍樓借書。某次光緒很想要其中一部書，許以封三品官、支付白銀30萬兩為交換條件，但瞿家人以先朝頒有詔書，不便出賣藏書為由謝絕了，光緒無奈作罷。海源閣，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進士楊以增所建，總計藏書約4000餘種、22萬餘卷，多為孤本秘籍，珍本書主要得之於黃丕烈等藏書家。與北京文淵閣、皇史宬，寧波天一閣同被譽為史上公私藏書典範。海源閣當年也不是誰都可進入察看，《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曾冒雪前往海源閣，被拒之門外，氣得在驛站牆壁題詩一首：“滄葦遵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琅媳飽瑟魚。”
外人難進的藏書樓，自然還有浙江寧波的“天一閣”。有清一代，得以幸運踏上“天一閣”的僅有大儒黃宗羲、萬斯同、阮元等寥寥數人。據說黃宗羲以外姓第一人的身份進了天一閣，瀏覽空曠樓閣上疊放著的典籍，由衷慨嘆道：“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另據傳，嘉慶年間，寧波知府的侄女錢繡芸酷愛讀書，為了獲得登上天一閣讀藏書的機會，嫁給範氏後人為妻。可是，受制於范家“書不出閣，女不上樓”的嚴格規定，這位範氏兒媳雖近在咫尺，卻從未登上天一閣，抑鬱而終。
民國時期著名的藏書家莫伯驥（1878-1958，字天一，廣東東莞麻涌人），一生酷愛藏書，後建一座藏書樓，藏書最多時達五十多萬卷，以“五十萬卷藏書樓主”自喻。其藏書之富，版本之精，為當時羊城諸書樓之冠。莫伯驥繼承父親好藏書遺風，是藏書家兼儒商。他年輕時習醫，畢業於廣東公醫學校，之後在光華醫學堂學習西醫。辛亥革命後，《羊城日報》改組，從兄莫伯伊為該報發行人，莫伯驥得以進入《羊城日報》當編輯，後來在西關十七甫開設“仁壽西藥房”，獲利甚巨。從羊城日報辭職後，他以經商成功所得錢財為資本，孜孜以求完成藏書的夙願。他好書成痴，自己卻縮衣節食度日，一次友人葉恭綽（近代著名文史專家）造訪他的藏書樓，看到樓下佈滿雜物灰塵，就告誡莫伯驥要注意防火，以免火災毀了珍藏。
1934年，莫伯驥為其藏書中精本秘笈撰寫題跋，撰成《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史學家陳垣為之驚歎：“粵人不讀書則已，讀則出人頭地。”然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廣州很快淪陷，“五十萬卷樓”藏書沒有毀於火災，卻在兵荒馬亂中幾乎全部散佚。莫伯驥本人也流離失所，又患上腦疾，飽受摧殘。1941年春，莫伯驥的長子莫培樾把他接到澳門居住，後透過各種途徑，逐漸購回“五十萬卷樓”中的藏書數十箱。莫伯驥重新審定《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加上新得來的書籍，最終編成《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一書，1948年由廣州西湖路文光館印刷出版。莫伯驥晚年雙目失明，且患癱瘓症，1958年，莫伯驥病逝於澳門。
現代作家中愛書又勤於搜書的，不能不提筆名西諦的鄭振鐸。葉聖陶給《西諦書話》作序中直言：“振鐸喜歡舊書，幾乎成了癖好，用他習慣的話說，‘喜歡得弗得了’。”他一生愛書如命，素以痴於訪求散佚珍本典籍而享譽書林，他的書話，記訪書之艱辛、淘書之樂趣，更有介紹唐人小說、宋元話本、明清傳奇，以至版畫圖譜、歷代詩文別集、地誌農書的篇章，精彩紛呈。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鄭振鐸節衣縮食哪怕借錢也要設法買回看中的書籍，尤其對版畫圖籍、小說戲曲的珍本蒐羅志在必得，但他絕非是“為藏書而藏書”，這一方面是他的偏愛，更重要的是他內心始終有文化人的使命感，旨在搶救寶貴文化遺產，免其流落海外或無端湮沒。
郁達夫也是讀書不倦藏書頗多的一位現代作家，他有一句詩：“絕交流俗因偷懶，出賣文章為買書。”郁達夫寫小說，也遍讀中外小說，藏書也以小說居多，又多系外國小說。除了晚年在南洋流離顛沛的那段日子，郁達夫的一生幾乎是天天讀書、寫書的一生，也是買書、藏書最多的作家之一，從杭州讀中學到留學日本，他讀遍了學校和各地圖書館，也是杭州豐樂橋、梅花碑一帶書鋪的常客，遇到自己喜歡的舊書，就掏錢買回去。在名古屋讀書期間，他讀遍了圖書館所藏席勒、海涅等德國作家的原著；他還相當自律，每天至少讀一部歐美原版文學著作。如此廢寢忘食般地閱讀，他的英文、德文造詣也飛速精進。與此同時，他也不停地買書，節省下來的零用錢就成了他“唯一娛樂積買舊書的源頭活水”。1933年，郁達夫舉家移居杭州，在鄰近浙江圖書館的場官弄自築“風雨茅廬”，依然讀書、寫作不倦；他每年還多次專程搭乘火車到上海買書，藏書累積到三萬冊（包括早年富陽老宅的藏書），其中線裝書八九千卷、英德法俄日文原版書兩萬餘冊，“風雨茅廬”成為名副其實的鬱氏藏書樓。後來他寓居新加坡時藏書也達一萬冊，可惜兩處藏書最終都毀於日寇鐵蹄炮火之下。
另據《三坊七巷志》記載，民國25年至27年（1936-1938）郁達夫任職福州期間，住光祿坊，閒暇之時以逛書店買書為樂。兩年光景，郁達夫就買了2000餘冊書，並結交了福州藏書家沈祖牟、陳幾士、林汾貽等。他與沈祖牟經常在不同的書肆不期而遇，自嘲為“一對嗜書蟲”。
葉靈鳳曾在《我的藏書的長成》一文中透露，自己藏書“最初的胚芽，是達夫先生給了我幾冊，都是英國小說和散文。他看過了就隨手塞給我：‘這寫得很好，你拿去看看。’還有則是張聞天先生也給了我幾冊，大都是王爾德的作品。……”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藏書家及書評家的葉靈鳳，回憶學生時期的經歷，心中一直感念郁達夫、張聞天等前輩的幫助和引導。
藏書家也不妨細分，清代洪亮吉著的《北江詩話》，列藏書家為五等，研究學術的“考訂家”，整理古籍的“校讎家”，玩賞古書的“賞鑑家”，買賣古籍的“掠販家”，還有類似圖書館性質的收藏家。袁枚說：“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為然，天下物皆然。”宋代司馬光愛好藏書，據說他教導兒子說：“生意人要多積蓄一些本錢，讀書人就該收集書籍。”這個“教子經”與美國作家威廉·利昂·菲爾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 1865—1943年）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每一個人都應該在青年時期就開始蒐集和收藏書籍；人佔有私有財產的這種本能，在這裡得以有百利而無一弊地加以培養。”
有一句俚語說：“藏書家——讓書籍睡在家裡，自己在門口守夜的人。”這是指藏書家無非是個走火入魔的愛書人呢，還是把書籍當作珍寶束之高閣的守望者呢？當然，相對於藏書而言，還是鄭振鐸強調的那般：“書是要讀，要用的。”這也與菲爾普斯的觀點——“書是為了用，不是為了炫耀”——不謀而合。
清人張潮《幽夢影》論藏書與讀書說：“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用書不難，能記為難。”董橋《舊時月色》一文引張潮之說後又稱：“這五個境界之外，似乎還可以加一個：記書不難，能想為難。”說到底，書還是要用啊！
回到葉靈鳳先生愛書、讀書、藏書的境界，他對書的鐘愛“與其說由於知識的渴慕，不如說由於精神上的安慰。因為攤開了每一冊書，我不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獲得了我自己。”這是葉靈鳳先生一生讀書愛書經歷的深切體驗，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讀書家愛書家的肺腑之言。
這愛書家的品行與心境，古往今來其實也不鮮見。北齊《顏氏家訓》即有“積財千萬，無過讀書”之說，影響世代讀書人。唐代詩人劉禹錫詩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今餘把筆痕。”把讀書愛書與寫作的相輔相成關係點化出來。明代于謙《觀書》詩曰：“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活脫脫一個自得其樂的愛書家形像。而法國哲學家盧梭稱：“我口袋裡只要有一本新書，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來，恨不得一口氣把它讀完。”這自然又是一個如飢似渴的愛書家。
愛書家不必如藏書家那般炫耀計較“孤本”、“善本”的多寡，也省卻為成名成家而讀書者那般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功利性。愛書家只需心甘情願死心塌地的與書籍為伴，亦師亦友，從中獲得人生難得的高雅情趣。書籍是讀書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愛書家是書籍名至實歸的真正知音。愛書家不僅愛書的內容、文字，也愛書的版式、裝幀、插圖等等，更愛讀書過程中細細品嚐的快感與思辯。我們倘若沒有能力財力去做個藏書家，又何妨用心去做一名愛書家呢？
2021年10月6日修訂
原稿曾刊於《羊城晚報》
作者系獨立撰稿人
（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