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商一代，方國林立。甲骨卜辭中記載的商王朝，戰爭與祭祀幾乎是商王活動的全部，據西南大學李發博士粗略統計，僅商王武丁在位時期，與商朝發生戰爭的方國和地區就有80個之多。
不過，這些被征伐的方國在甲骨卜辭中存在的時間很多，在武丁之後就很少再見，但“夷”方卻是個例外。
夷方，是對黃淮下游的泛稱，夏朝時稱“九夷”，商朝稱“夷”或“夷方”，周朝稱其為“東夷”。商湯滅夏，一個很重要的盟友便是東夷。但到第11任君主仲丁繼位時，商夷關係惡化，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開始轉向東夷諸族。
商夷戰爭持續了數百年之久，殷墟一至四期（盤庚至帝辛）卜辭中，頻繁出現對夷方的征伐記載。到帝辛（紂王）繼位時，商朝對東夷的戰爭規模愈發擴大，甲骨文中出現了俘虜東夷首領的記載。
紂王討伐東夷的勝利，既宣告了商夷戰爭的結束，但同時也預示著商朝國祚的終結。《左傳》曾評價說“紂克東夷，而殞其身。”
正因為紂王將更多的主力投入到了東方戰場，耗盡了商朝積攢的最後一絲國力，讓西方的周國有了可趁之機，最終，周武王完成了商周鼎革的歷史偉業。
那麼東夷到底做了什麼，為什麼商朝會如此執拗地與東夷進行百年戰爭呢？
商朝是一個十分熱衷於開疆拓土的，它的建立者成湯“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到武丁時，還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女性將領—婦好。
不過，商朝中前期的用兵方向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南方的羌方、戎、鬼方、蜀以及荊等方國。而對東夷的戰爭，一方面是由於和東夷關係的惡化，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經歷了商朝長期的征伐，西方的方國均已臣服，已沒有徵伐的必要，這個時候商朝將開疆拓土的方向轉而東向，也在常理。
但到了文丁、帝乙、帝辛（紂王）祖孫在位時，形勢再次發生變化。西方的周國崛起，對商朝的統治再次形成了巨大威脅。
早在周武王的祖父季歷在位時，身為殷商臣屬的周人就擅自對晉東南一帶的餘無用兵，這引起商王文丁的警覺，下令處死了季歷。
隨後，季歷之子姬昌繼位，這就是後來的周文王。據陝西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1號卜甲記載，周文王曾向先祖盟誓，要走商湯正道（即取商而代之）。果然，《竹書記年》中記載了“帝乙處殷，二年，周人伐商”，這也是周國第一次向商朝發動直接的軍事進攻。
紂王繼位後，忠於殷商的崇國君主虎也不斷提醒紂王：“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顯然，這個時候西方的周國對殷商的威脅已經遠遠大於處於鬆散聯盟狀態的東夷。
特別是在周武王繼位後，率兵東渡盟津觀兵，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此時距牧野之戰只有不到兩年時間。夏商周三代，只有宗主國才有資格召集諸侯會盟，周武王此舉，反叛之意已不言而喻。
但紂王在對東線和西線的用兵抉擇上，依然堅持了將主力部署在東夷戰場，這也直接導致了殷商的滅亡。
紂王戰略抉擇的得失，我們這裡不做過多討論。事實上，紂王將周文王囚禁羑里7年，最終又將其釋放，並且與周文王建立了姻親關係，這一切已經表明，紂王對西線始終堅持了懷柔拉攏政策，而將主要精力首先用來解決東夷問題，只可惜，周武王沒有給紂王這個時間。
紂王之所以執拗於完成先祖討平東夷的夙願，過去我們常常認為是東夷挑釁在先的緣故，但這個理由並不能完全解釋對於軍事威脅更大的西周，為何紂王卻採取了懷柔的態度。
直到3000多年後，考古學家才從考古學文化型別中發現了端倪。
我國的考古學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經過數十年的考古發掘，現已證實：華夏文明為滿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在長期的融合發展中逐漸多元歸一，在夏前期及以前，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成為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型別，囊括了廣袤的黃河中下游農耕區。
此後，以二里頭為代表的夏晚期文化、二里崗為代表的早商文化、殷墟為代表的晚商文化，都揭示了夏、商在中國建立了廣域王權，不同區域的人們逐漸形成了相同的習俗和文化面貌，這也是華夏文明能夠多元歸一併最終形成大一統的關鍵所在。
但在東夷聚居的海岱地區（山東全境、豫東地區和蘇皖北部）卻存在著一個近乎獨立的發展脈絡：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文化—嶽石文化。
直到商朝前期，海岱地區依然與中原地區是長期並行獨立發展的譜系。而此後商朝傾舉國之力對東夷的數百年經略，終於成功打破了東方地區與中原地區長期以來對立的格局，終結了東方地區相對獨立發展的腳步。
顯然，商朝以亡國為代價換來東西文化區域的歸一，正是做到了夏朝始終沒有做到的“萬世功業”，這種遠高於短期軍事勝利的追求，才是商朝執著於討伐東夷的主要原因。
800多年以後，殷商遺民後裔—秦人，踏尋著殷商王朝的腳步，最終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