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的學者最近幾十年都一直在試圖搞清楚，為什麼穆斯林世界那麼不喜歡他們。
一些美國的政客對此的總結是：他們討厭我們的生活方式、自由、民主和成功，然而，穆斯林世界卻並不這麼看。
當然，在相關的調查當中，對西方國家表示反感的穆斯林佔大多數，這裡面不光是極端主義者，也有知識分子和精英。
但是，並不是因為他們討厭西方國家的一切，正相反，有相當多的穆斯林對於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科技成果很感興趣，甚至對他們的文化也不無羨慕。
就算是反感，也主要體現在對美國和英國的反感，並不耽誤他們對法國和德國的喜愛。
不管是在溫和派，還是激進派中，認為向西方學習，朝著更高的等級進步，會推動穆斯林世界的發展，這一看法的支援率，都在接近半數，或超過半數的程度。
所以，只是單純地把這種反感和敵意歸結為宗教，或者文化差異，是不對的。
與西方觀點完全相反的是，穆斯林世界的激進派中，至少有58%的人反而希望能夠達成與西方世界的相互理解，在溫和派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卻只有44%。
聽起來挺奇怪的，是吧？
雖然穆斯林世界裡的激進派對於西方國家的看法較為負面，但是，他們並非像外人想象的那樣，把西方的一切都想得很糟，恰恰相反，他們分得很清楚。
比如對法國和德國，持消極看法的只佔四分之一，可對美國具有侵略性這一事實，贊同者卻高達84%以上，對於其他國家，比例也各有不同。
從這些資料來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穆斯林激進派並沒有我們想的那樣，對於西方和異教徒文明採取普遍敵視的看法。
即便是阿拉伯國家的穆斯林激進派，也不像外人想的那樣，完全對國際事務持悲觀和懷疑的態度，他們只是對美國在這中間擔任的角色表示疑慮而已。
對於激進派來說，他們恐懼美國的控制與主宰，又缺乏自主權，這些都強化了他們的無力感。
因此，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激進派才會產生這樣一種信念：想要擺脫美國，就必須奉獻自我，改變這種無法維持下去的局面，從這方面來看，把阿拉伯地區混亂局面的責任歸結到美國身上，並不是偏激的觀點。
這還只是政治層面的原因，從宗教和文化認知角度來看，認同感危機也是讓穆斯林世界同西方國家矛盾重重的關鍵。
現代穆斯林國家幾乎全都是由西方殖民者強行劃定的邊界，它既沒有考慮到當地民族、宗教、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也沒有經過西方吹噓的民主選舉，而這必然為後來的文化認同感、種族矛盾、權力更替，埋下隱患。
這一危機爆發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
在這段時期內，原來積累下來的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阿拉伯地區誕生了阿拉伯民族主義，再加上西方有意為之的所謂民主激勵政策，各國原有的，傳統的阿拉伯皇權國家紛紛開始權力更替。
這是一場在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按照穆斯林意志進行的升級換代，如果按照這個趨勢發展，阿拉伯地區產生的變化會是可喜的，其民族意識也會空前高漲，伊斯蘭教在其中發揮的影響力前所未有的低。
藉此機會完成政教分離，將對以後的阿拉伯地區政治事務和矛盾的發展和解決有著積極的影響。
然而，1967年，中東戰爭的徹底失利，使整個阿拉伯世界陷入低潮，剛剛在民眾中樹立威信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聲名狼藉，還處於初創期，存在很多問題的政治、經濟體制，都受到了強烈的質疑，傳統的價值觀和信仰也瀕臨崩潰。
為了維護統治和社會穩定，中東許多國家不得不重新尋求伊斯蘭教的支援，從《古蘭經》裡找到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降低民眾的不滿情緒。
自此，從20世紀90年代起，宗教重新成為阿拉伯地區穆斯林政治和社會的重要支柱，而這一切，都與西方世界的預期完全相反。
也正是從這時起，“西方國家不尊重伊斯蘭教”成了穆斯林地區的共識，這使得穆斯林民粹主義者一直在穆斯林世界佔有較高的地位，他們只需要攻擊西方的一切，就能獲得很高的支援率，而這對於區域穩定、和平，都是非常不利的。
同樣，西方國家的政客也只需要透過攻擊伊斯蘭教國家，就能獲得同樣的效果。
解決的方法似乎也從來都不難，應該制定規則和法律讓人們尊重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群，而不是取笑他們，採取正確的方法，輸出自己的宗教觀和價值觀，使外界形成正確地認知。
然而，這樣的工作只有單方面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當偏見已經根深蒂固時，張開雙臂擁抱對方，會不會被對方抽一巴掌的疑慮，將會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成為緩和二者關係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