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同，波蘭的民族主義軍政府確實過分歧視德意志少數民族。1939年9月德國開始侵略時，由於害怕德意志人在後方進行蓄意破壞，波蘭逮捕了1萬到15萬名德意志人，並將他們驅趕到東部。在驅趕過程中，波蘭人不但毆打走得慢的人，更射殺了許多因精疲力竭而走不動的人。德意志少數民族一直受到了廣泛的攻擊，因此這些人從一戰後被迫合併進波蘭的時候起，大多毫不掩飾地表達了想重回德意志帝國的渴望。”
01。
因為民意洶湧，身為帝國首相的張伯倫只能保持一種不得不做出的緘默，只能做出一些看上去懦弱和愚蠢的表現，張伯倫也許在某一刻會在心裡默默祈禱自己的靜觀其變可以讓事件本身發生某種變化，但是顯然，不管是柏林還是莫斯科，都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改變局勢，他們並不再打算給這個古老的帝國一些機會，並不打算再等待下去了，時間到了8月20號，希特勒親自致電給斯大林，希望可以讓蘇德之間的合作儘快完成，顯然莫斯科方面也是這麼想的，雙方一拍即合，英帝國的考驗真正開始了。
莫斯科對於德國元首的迴應很快就傳回到了柏林，第三帝國也沒有想到莫斯科會如此迅速地答應了自己的要求，對於德意志第三帝國而言，這一切無疑是開了一個好頭，第三帝國的決策層們立刻陷入到了一片歡呼雀躍之中，所有人都對未來充滿了樂觀，甚至開始摩拳擦掌，這個時候正是開動宣傳機器的最好時機，顯然帝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這個身材瘦削，體態詭異的博士抓住了這個機會。
02。
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立刻召開了新聞記者釋出會，他向全世界宣佈了一個大新聞，那就是莫斯科即將和柏林牽手，這一條新聞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即使是這一屋子全部都是見慣了大新聞的記者和媒體界的工作人員，大傢伙也顯然被這條事先毫無預兆的新聞驚呆了，一屋子的人立刻亂做了一團，引起了巨大的混亂。
不知道是不是戈培爾有意為之，因為戈培爾歷來喜歡用各種方式來把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形象塑造成一種難以言喻之物，就在戈培爾宣佈了訊息之後，會場之外立刻就響起了教堂的鐘聲，也許這正是為了來自英國的記者們準備的，那些英國記者們不禁仰天長嘆，所有人都知道“喪鐘正是為了英帝國而鳴”。
張伯倫曾經看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威脅，也看到了紅色蘇聯的威脅，但是他想到了，卻又不敢繼續想下去的是這兩股強大的力量有一天會聯起手來，每當想到這裡的時候，張伯倫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會變得肅殺起來，蘇德聯盟，對於英帝國來說便是真正的噩夢，蘇德聯盟的成立就證明了張伯倫綏靖陰謀大戰略的破產，禍水東引還是失敗了，攻守易形之下，對於德意志第三帝國來說，自己多了一個資源豐富的巨大後方，英帝國該怎麼辦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顯然已經度過了幾十年的歲月，當時的帝國首相張伯倫也早已作古，消失在了歷史的浩瀚長河之中，我們如果縱觀整段歷史的話，張伯倫並不是一個愚蠢的帝國首相，也不是一個無能的帝國掌舵人，他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在帝國日落之時的巨大悲劇性，在張伯倫的政治生涯中，有一道鴻溝如同天塹一直橫亙在張伯倫的面前讓他無法跨越，那就是張伯倫擁有巨大的戰略和敏銳的戰略眼光，但是歷史的條件和個人操控能力和戰略眼光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這是他的最大悲劇。
03。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英帝國的巨大傷痛，在極端和平主義的裹挾之下張伯倫可謂是戴著鐐銬翩翩起舞，面對著巨大的軍事壓力，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外交方法來儘可能彌補拖延終究要到來的戰爭，但是軍事上的問題怎麼能用外交手段來解決呢？更何況在張伯倫面前的對手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這樣的20世紀最為強大的政治強人，張伯倫只能在風雨飄搖之中盡力而為，可是無法逆天改命。帶給張伯倫巨大失敗的正是張伯倫內閣最為重視的內部穩定，張伯倫在民意方面反而陷入到了失控和崩潰的局面之中，這也許就是歷史的黑色幽默吧。
在張伯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的縱橫捭闔歷程之中，在最初的時間段，張伯倫因為想要觀察局勢，不想要成為第一個破局的推牆者，只能夠暗中觀察，張伯倫的表現無疑是過於謹慎了，可以說是什麼也沒有做，就失去了奧地利，然後甚至被反套路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
這個時候張伯倫面對著民意洶洶，如夢方醒，他又必須展現出自己的強硬態度，這就又變成了一個冒進的帝國首相，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向著全世界全部對於波蘭、羅馬尼亞還有希臘三個敏感虎狼之地的保護，一下子從幕後直接站到了鎂光燈下，把英帝國陷入到了可怕的孤立氛圍之中，這便是張伯倫深思熟慮的綏靖戰略從看上去智者千慮，萬無一失，一下子變成了局勢逆轉，最終惶惶的根本原因。
有的人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帝國首相張伯倫的政治生涯的時候，人們往往把張伯倫塑造成了一個謙謙君子，一個忠厚長者，認為他的失敗在於朝著希特勒釋放出的善意，可是這種想法無疑是一廂情願，與其說是張伯倫高估了來自於柏林和莫斯科的善意，實際上不如說張伯倫低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手段，張伯倫的眼中只有英帝國的光芒，而沒有後來者的野心，這便是張伯倫政治的悲劇。
參考資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丘吉爾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