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脈通導讀
本項大規模前瞻性研究中，2，242名新生入學第一年的抑鬱障礙發病率為6。9%，其中絕大部分（94。15%）為首次發作。
既往自殺行為史與新生入學後罹患抑鬱症關係密切，但這些新生的絕對數量畢竟較少；預防工作的重點應落在有創傷經歷、近期與男/女友分手、與身邊的人關係嚴重不睦及近期遭遇其他應激性事件的新生上。
基於預測模型，風險最高的10%的學生「貢獻」了入學一年內36。1%的抑鬱症病例；這些高危新生入學一年內的抑鬱症發病率預計為24。7%。
近年來，大學生在入學後罹患抑鬱症（MDD）的現象愈發常見。其危害廣泛而嚴重，包括導致學習成績不佳、顯著損害社會角色、升高輟學風險、加重焦慮及軀體疾病、導致身體鍛鍊更少、更容易發生不安全的性行為、加重吸菸、誘發酒藥依賴、降低生活質量、導致自傷行為、升高自殺風險等等。有效預測高危個體並開展針對性的干預，將抑鬱症扼殺在搖籃中，對於大學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儘管如此，在預測大學生罹患抑鬱症方面，既往研究存在諸多侷限性：
1。 針對大一新生的證據較少，而這一時間段代表著社會角色的轉換，可能恰恰是一個高危時段。
2。 絕大部分證據來自橫斷面研究，缺乏來自前瞻性研究的資料，進而可能導致因果混淆。
3。 僅探討了單個預測因素與罹患抑鬱的相關係數，而沒有研發綜合性的風險評估工具。
4。 既往發現的某些個體層面（individual-level）上的高危因素固然有價值，但由於相對少見，即便完全消除該因素，最終能夠避免的抑鬱症個案也很少。從歸因危險百分比（PARP）的角度出發，我們更需要明確人群層面（population-level）上的高危因素，以最大限度地實現預防獲益。
研究簡介
在這一背景下，來自德國、比利時、荷蘭及美國的一組研究者透過使用來自魯汶大學調查（LCS）的縱向資料，探討了一組大學新生在入學1年內的抑鬱症發病率及個體/人群層面上的患病高危因素，並評估了由基線多個變數組成的工具針對大學新生罹患抑鬱症的預測效力。該研究發表於Depress Anxiety。。
LCS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精神衛生調查國際大學生專案（WMH-ICS）的一部分。2014-2015學年，全部4，130名18歲及以上的說荷蘭語的新生受邀接受基線調查，共有2，519人完成，應答率為61%。隨訪12個月後，共有958人完成了隨訪調查。研究者獲取了這些新生包括個人史在內的社會人口學資料，對其精神狀況進行了評估，並分析了基線一系列因素與入學後新發抑鬱症的相關性。具體統計學方法詳見原文。
研究結果
女生佔整個樣本的54。5%，63。4%的新生父母雙方受教育程度均較高。35。2%的新生在12個月內罹患至少一種精神障礙（如抑鬱或焦慮障礙、藥物使用障礙等），52。5%的新生在17歲前暴露於至少一次創傷性的經歷，52。5%的新生在過去12個月內經歷過至少一起應激性事件。
發病率
基線時，整個樣本（n=2，519）抑鬱症的12月患病率為11。0%（95%CI： 10。0–12。0%， n = 277/2，519）。未罹患抑鬱症的2，242名新生中，入學第一年的抑鬱障礙發病率為6。9%（95%CI： 5。3–8。4%； n = 154/2，242），絕大部分（94。15%）為首次發作。
預測因素
首先，社會人口學因素（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無法預測新生入學後罹患抑鬱症。
其次，在個體層面上，新生罹患抑鬱症最重要的預測因素包括12個月內的自殺計劃和/或自殺未遂（OR = 9。55）、17歲之前的性虐待史（OR = 8。01）、12個月內罹患除抑鬱症之外的其他至少三種精神障礙（OR = 6。27）、12個月內經歷至少三起應激事件（OR = 4。29）、12個月內罹患廣泛性焦慮障礙（OR = 4。11）。然而，由於這些預測因素相對少見，PARP值均較低（
第三，在人群層面上，大部分新生抑鬱症病例與基線12個月內罹患抑鬱症之外的任何精神疾病（PARP = 25。6%）、任何兒童及青少年期創傷（PARP = 31。5%）及過去一年內的任何應激經歷（PARP = 34。5%）相關。具體而言：
應激體驗：與男/女友分手、被男/女友「劈腿」、被男/女友之外的其他人嚴重背叛、與親友或家人嚴重持續爭吵或關係破裂（中位OR 2。7，中位PARP = 13。5%）；
兒童及青少年期創傷：父母罹患精神疾病、情感虐待、性虐待及約會暴力（中位OR 2。7，中位PARP = 12。5%）；
精神健康問題：廣泛性焦慮障礙、非自殺性自傷、自殺觀念及自殺計劃/未遂（中位OR 3。9，中位PARP = 6。7%）。
第四，預測因素與抑鬱症風險之間存在量效關係：無論是個體層面（ORs 3。4-6。3）還是人群層面（PARPs 4。0-16。2%），存在超過三個預測因素的個體罹患抑鬱症的風險更高。
最後，同時考慮個體及人群層面高危因素時，最重要（如OR ≥ 2及PARP ≥15%）的預測因素包括17歲前有任何創傷體驗、過去一年內與男女友分手、過去一年內與親友或家人嚴重持續爭吵或關係破裂、過去一年內經歷了至少三起應激性生活事件。
預測模型
基於預測模型，風險最高的10%的學生「貢獻」了入學一年內36。1%（SE = 6。1）的抑鬱症病例；這些高危新生入學一年內的抑鬱症發病率預計為24。7%（SE = 4。9）。
結論
本項大樣本前瞻性研究顯示，抑鬱症在入學第一年新生中的發病率為6。9%。基於預測模型，風險最高的10%的學生中，每四人中即有一人在入學第一年內罹患抑鬱症。個體層面上，自殺史相關因素與抑鬱症的相關性最強；人群層面上，基線有精神障礙史、有兒童及青少年期創傷史及過去12個月內遭遇應激事件的PARP更高，預防意義重大。
研究者指出，儘管既往自殺行為與新生罹患抑鬱症關係密切，但這些個體相對較少，預防工作的價值有限。同時考慮普遍性後，預防工作的重點應落在有創傷經歷、近期與男/女友分手、與身邊人嚴重不和及近期生活嚴重「不順」者。儘管其他一些新生也可能罹患抑鬱症，但存在上述因素的新生風險尤高，風險最高的10%的學生佔據了入學一年內全部抑鬱症病例的36。1%。入學篩查對於預防新生抑鬱症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文獻索引：Ebert DD， Buntrock C， Mortier P， et al。 Prediction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onset i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 Anxiety。 2018；1–11。 https：//doi。org/10。1002/da。22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