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的牽掛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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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鵬彥
再過幾天就是九九重陽節，也是爺爺的農曆生日。仔細算來爺爺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四年了，可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依然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睡夢裡經常夢見和爺爺奶奶生活、勞作的場景。
爺爺出生於一九一九年農曆九月初九，從我記事起爺爺就已經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他個子不高，一米六左右，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爺爺是曾祖父的獨子，這在那個年代的農村是極少見的。爺爺和奶奶婚後也只生育了大伯和父親兩個男丁，所以我們這一代沒有姑姑，實屬家族的缺憾。
據父輩們講，爺爺幼年喪父，靠曾祖母拉扯成人，可想而知爺爺年少時的日子也是艱難的。爺爺從小跟隨他的母親長大，性格里反倒多了許多細膩、細心、善良、平和等特質。鄰村李家莊有爺爺的一位好友，家裡有數量不少的紅棗樹，每到秋天紅棗成熟的季節，爺爺總會去幫忙打棗，回來的時候好友也會拿些紅棗回贈，爺爺揹著大半袋棗兒一路步行，但凡遇上熟人總要停下腳步開啟袋子給掬上兩掬。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這樣的舉動足見老人家的善良和可貴之處。爺爺的熱心腸是有口皆碑的，鄰里鄰居有啥矛盾糾紛和困難，只要爺爺出面總能調處化解。爺爺晚年時積極參與村裡的集體事業，籌集善款修繕戲臺、水井等基礎設施，贏得了村裡人的尊重。
記得爺爺有幾樣自學成才的“手藝”。一樣是廚藝較好，尤其諳熟陝北地方菜裡的紅燒肉和清蒸羊肉這兩道菜的烹飪，因此時不時的還去周邊村子幫忙料理紅白事務。另一門手藝是縫製陝北特有的皮襖和一些常用的小皮具。牛羊屠宰剝下來得皮子謂之生皮，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浸泡再加入適量的皮硝至發酵，然後經過清洗、梳理、剔毛、熟潤、裁剪等多道工序，才可以縫製。在純手工作業的年代，這樣的勞作既是技術活更是體力活，對於爺爺那樣孱弱的體格從事這門手藝實屬不易。此外，爺爺還會油畫技藝。農村人家裡擺放的躺櫃、豎櫃以及門窗、炕圍多半是要油漆彩繪一番的，一來是為了美觀，二來也圖經久耐用。正是因為爺爺有這幾樣手藝，掙得辛苦錢貼補家用，爺爺奶奶的生活還算殷實，小時候就盼著爺爺外出趕集上會，回來時總會帶些好吃的給我們。
爺爺小時候唸了三個冬天的“冬書房”，練就了他一定功力的毛筆字和識文斷字能力，經常被別人請去寫契約、記禮賬、出榜單，每到過年就拉開架勢，為村裡人寫幾天對聯。白話小評書《梁山後代小八義》《三俠五義》《隋唐演義》等等，一度成為爺爺的閱讀書籍，而且每每看完一部就在某個閒暇的夜晚給晚輩們講述一番。小時候的我聽爺爺講評書很入迷的，在交通、資訊、文化特別落後加之書籍匱乏的年代，這也算得上是一種文化薰陶了。
基於爺爺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對於兒孫受教育問題比較重視。大伯神木師範畢業後，從事了大半輩子教育教學工作，已經榮退二線頤養天年。我的父親上學至小學畢業，趕上了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只好輟學回家務農。不過在同齡人中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後來我們外出上學時，父親經常與我們書信往來，在異域他鄉真正體會到了“家書抵萬金”，刻苦求學的日子裡常常指引我們對未來、人生、社會的思考，教導我們奮發向上，立志成人，做一個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這些樸實的道理一直影響著我們。
爺爺的孫子輩兒，我們姊妹共八人。大伯育有一男三女，父親育有三男一女。大伯與前妻因不生育的原因，後來離異再婚，所以大伯家的孩子年齡都比我們兄妹幾個小。當然大伯的離異爺爺沒有反對，在他的潛意識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理念是根深蒂固的。正因如此，在爺爺的“高度關注”和成功“攛掇”下，大哥作為長孫在十四歲時就訂了娃娃親。二哥和我處於上學階段，上完初中上高中再後來上了大學，於是我和二哥的婚姻大事就成了爺爺難以釋懷的牽掛，他常常以老家長的姿態數落著父親，“娃娃大了要早做準備，有合適的女子儘早張羅，唸完書也得娶婆姨，要不就打光棍呀！”在他老人家的認知裡，上學與婚姻是不衝突的。更何況一個農民家庭養育三個男孩子，婚姻應該是頭等大事，家庭的財力物力要足以支撐起不菲的彩禮和聘娶花銷支出，所以應該早早籌劃。每到寒暑假期我們的婚事爺爺總要念叨多次，有時甚至自作主張託人給我們打問物件。父母在爺爺的不懈“鼓動”下，也曾說服二哥和我訂個親事，以了卻爺爺的心願，我倆找了種種理由和藉口“策反”父母，當然父母親對於我倆的婚姻一直是尊重我們本人意願的。
我和二哥的婚姻大事終究成了爺爺永遠的牽掛。我倆相隔一年大學畢業並參加工作，開始著手找物件，就在我們尚處於尋覓階段時，一九九七年的農曆十月爺爺卻離開了這個大家庭，最終還是沒能等到我們結婚的那天。記得爺爺離開我們的前一個多月，恰逢單位放了秋收假，我在縣城買了豬肉趕回老家陪爺爺過了他此生最後一個生日，還向他允諾趕在過春節的時候領物件回來讓老人家把把關。可是就在一個毫無徵兆的早晨，天空零星飄著雪花，爺爺去院子外上廁所時跌倒在地上，等到奶奶攙扶著回到屋裡時，就已經失去語言表達能力了。在全力救治四天後，爺爺還是帶著遺憾、帶著對晚輩們的不放心永遠離我們而去了……
如今孫輩們都已成家立業，有北京工作的，也有在西安、榆林、縣城的；有公務員、教師，也有幹個體做生意的，父輩們過上了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可惜爺爺沒能看到這樣的場景。回想起來，爺爺的牽掛和擔憂也不無道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不很富裕，經濟條件也十分有限，供讀的開銷大大增加了一個家庭的經濟負擔，且在千軍萬馬“跳農門”的大背景下，升學率是很低的，所以上學和升學完全是兩回事。考不上就意味著花了大把的錢熬了大把的年歲，在低齡化結婚現象極為普遍的農村，無形中也就增加了找物件的難度，尤其是對於男孩子而言更是這樣。所以農民子弟一旦上了高中，就一定會拼盡全力跨過這座獨木橋，哪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補學也要有個好的結果。所以那個年代“八年抗戰”的例子也不少見。
幸運的是我和二哥相繼考上了大學，率先成了村裡為數不多的大學生，爺爺的擔憂也就不復存在。如今，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後，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富足，國家繁榮昌盛。鄉村振興必將推動農村再次深刻改變，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與日俱增，房子、車子成為年輕人結婚成家的必備品，“三轉一響”的時代永遠成了歷史，成了人們的一種回憶。欣逢盛世，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家國命運緊相連，唯有國家的強盛才有老百姓的富足安康。如果爺爺能感知到今天的社會發展變化，一定會含笑九泉，不再牽掛！
——謹以此文紀念我的爺爺
——作者簡介——
王鵬彥，
曾先後在府谷多個部門和鄉鎮工作，現在榆林職業技術學院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