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遼寧省檔案館儲存了一部《明太祖實錄》稿部份抄本，不少學者認定其為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抄本，此說有誤。建文時期，朱棣很早就被廢為“燕庶人”，抄本稱其為“燕王”，恰恰證明其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抄本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內容與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完全對應，僅語言風格略有差異，二者承襲關係明顯，據此可以推斷，抄本是現存唯一的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底草部分抄本。
作者簡介
楊永康，男，山西芮城人，歷史學博士。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及明史。
遼寧省檔案館儲存了一部《明太祖實錄》稿部份抄本（以下簡稱《遼寧稿本》），關於《遼寧稿本》的性質，劉玉岐、潘國華二位先生認為此本“當屬建文時所修太祖實錄稿之抄本”，丁亮、張會會也持相同的看法，認為“抄錄‘稿本’所使用的底本應為建文帝時期編修的《明太祖實錄》，極有可能是該《明太祖實錄》初稿的抄本”，他們都判定《遼寧稿本》是建文帝初修《明太祖實錄》的抄本。筆者認為劉、潘和丁、張二文對《遼寧稿本》性質的考訂存在著重大失誤之處，《遼寧稿本》與《明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問題值得進一步推敲。
一、《遼寧稿本》基本情況介紹
《遼寧稿本》儲存在遼寧省檔案館，筆者未曾親眼目睹原件，劉玉岐、潘國華二位先生對其紙墨裝幀有過簡單的描述：“遼寧省檔案館儲存一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巳（十二日）至六月癸酉（二十三日）實錄稿抄本。此本書寫材料為生宣紙和墨。據有關行家眼鑑，此紙為手工製造，主要原料是樹皮，紙面不平，比毛邊紙略厚；墨的主要原料是碳素、膠和香料，因經過裱糊，估計各種配料已發生化學變化。毛筆行書，間有行楷和行草。抄本頁長二十五釐米、寬十三釐米，共九十九頁，已裱糊裝訂成冊；按日記事，共八十八日條（正月含十二條、二月含二十一日條、三月含十六日條、四月含十三日條、五月含十七日條、六月含九日條）。”［1］對其流傳情況也進行了簡單的介紹：“這部明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至六月的太祖實錄稿抄本，原系清宮內閣大庫所藏。後隨大庫檔案散失社會而為羅振玉收藏，嗣經羅氏獻與偽滿奉天圖書館。解放後，經東北圖書館接收，現藏於我館。”［2］
比較《遼寧稿本》與今存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江蘇本”、“紅格本”）的相關文字，可以發現《遼寧稿本》有以下三個特點：［3］
首先，《遼寧稿本》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內容與另外兩本完全一致（僅江蘇本缺二月丙子日，該日的內容錯記在癸酉日內，癸酉日與丙子日記事前後相承，應該是江蘇本漏抄所致），記事日期、條目、內容可以一一對應。只是語言、詞彙略有差別，語義、內容則基本相同。
其次，《遼寧稿本》語言質樸，淺顯易懂，另外兩本文字更正式，更書面化一些。《遼寧稿本》文字更接近起居注、欽錄簿一些，成書時間早於三修《明太祖實錄》。［4］
最後，《遼寧稿本》訛誤之處極多，涉及大量的人名、地名、職官名。丁亮、張會會對比相關文字後，“認為 ‘稿本’是一份由不熟悉明初情況的抄手 ‘聽寫’而成，這才產生了許多 ‘同音異字’的訛誤”。［5］言之有理。《遼寧稿本》訛誤多的主要原因是抄手“聽寫”造成的，也反映出抄手明史素養極低，經常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
以上是《遼寧稿本》版本原貌、流傳過程、文字內容及特點的大致情況。就目前為止，筆者沒有見到《遼寧稿本》的影印本，整理點校本可以參考劉玉岐、潘國華：《〈明太祖實錄〉稿部分抄本》，《歷史檔案》1985年第3期；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明代遼東檔案彙編》，第四部分“《明實錄》稿本”，遼瀋書社1985年版。
二、《遼寧稿本》祖本不可能成書於建文年間
《遼寧稿本》祖本成書時間對認識其文字性質極為關鍵。劉、潘及丁、張二文認定《遼寧稿本》祖本形成於建文時期，據此他們認為《遼寧稿本》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抄本，最主要的證據就是《遼寧稿本》不避諱朱棣的名字。劉、潘二人文章說：
《遼寧本》和《江蘇本》、《紅格本》的成文時間究竟誰先？從三個本子對明成祖朱棣的稱謂上可得到正確的答案。封建社會對當朝皇帝和先朝皇帝不能直呼其名，而呼尊稱。《遼寧本》對朱棣直書其名，稱之為燕王，《江蘇本》和《紅格本》則書為“今上”。如正月壬寅日，《遼寧本》記：“晉王朱剛、燕王朱褆……覲見。”《江蘇本》和《紅格本》則書為：“晉王
、今上……來朝。”二月庚申日，《遼寧本》記：“晉王朱剛、燕王朱褆……均往回封地。”《江蘇本》和《紅格本》則書為“晉王、今上……俱還國。”諸如此類，載者皆是。可見，《遼寧本》對朱棣直書燕王，不避諱；而《江蘇本》和《紅格本》為避其諱，尊書為“今上”。這就證明，《遼寧本》是於朱棣位居燕王時纂修；朱棣登基前，獨有建文朝修過一次實錄，並於建文三年完稿，《遼寧本》很可能為此時所修實錄稿本之抄本。而《江蘇本》和《紅格本》則是朱棣稱帝后纂修的。據此，《遼寧本》的成文比《江蘇本》、《紅格本》都早。
“江蘇本”和“紅格本”的祖本即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與“江蘇本”和“紅格本”不同，《遼寧稿本》不避諱朱棣的名字，這個現象無疑值得進一步細究，但是劉、潘二人的解釋卻與歷史事實相差甚遠。他們認為《遼寧稿本》不避燕王朱棣的名諱即證明其必為建文帝所修，但是他們卻忽略了建文帝時期的政治背景——“靖難之役”。根據一些史料來看，早在建文元年建文帝朱允炆就已下詔削奪燕王朱棣的王位，稱其為“燕庶人”，成書於建文三年的《明太祖實錄》怎麼會繼續稱呼朱棣為“燕王”呢？談遷《國榷》有云：
（建文元年七月）壬辰，命長興侯耿炳文為徵北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率師三十六萬討燕……書諭諸王，削燕屬籍，詔曰：“朕奉先皇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橚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燕王棣、湘王柏同謀大逆，柏知罪自焚，榑已廢庶人。朕以燕於親最近，未窮其事，今乃忘祖逆天，稱兵構禍，意欲犯闕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駭聞。昔先皇帝時，棣包藏禍心，為日已久，印造偽鈔，陰結人主，朝廷窮極，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於升遐，海內聞知，莫不痛忿。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之，而獲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廟，廢為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諮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佈告天下，鹹使聞知。”［6］
永樂三年官修《奉天靖難記》所載建文元年十一月乙亥《朱棣上建文帝書》有云：
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豈葬父皇以庶人之禮耶？可為哀痛！［7］
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成書於建文三年，此時燕王已被建文帝削奪號位，《遼寧稿本》果為建文朝所修實錄，應該稱其為“燕庶人”才對。《明太祖實錄》初修時期，正值“靖難之役”戰事最為激烈的時期。雙方經歷了鄭村壩之戰、白溝河之戰、東昌之戰、夾河之戰、藁城之戰，戰事慘烈，早已你死我活，撕破臉皮。根據筆者的考證，建文二年，燕王朱棣開始不使用建文年號，用干支庚辰來紀年；建文三年，朱棣去除建文年號，用洪武三十四年紀年，並追改建文年號。這種“去除”建文年號的行為意味著朱棣與朱允炆徹底翻臉，不承認建文帝的合法地位，不臣之意表露無遺。［8］建文帝在削爵詔中一方面指責朱棣忘祖逆天、稱兵構禍的謀反罪行，另一方面並指出，朱元璋在世的時候朱棣就已經有包藏禍心、印造偽鈔、陰結人主、隱匿人犯等罪行，《明太祖實錄》的纂修是朝廷最重要的輿論工具之一，朱允炆一定會掌握歷史書寫的話語權，將“燕庶人”朱棣的累累罪行大書特書。在這種慘烈的政治鬥爭局面下，《明太祖實錄》怎麼可能還會給朱棣留面子繼續稱其為“燕王”？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沒有這種可能性。根據《萬曆野獲編》的記載：“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9］《明太祖實錄》纂修者葉仲惠（《明史》本傳為葉惠仲）因在實錄中指斥朱棣君臣為逆黨被殺。永樂初，朱棣敕修《奉天靖難記》反過來醜詆建文君臣，革除建文年號，用洪武代替建文紀年，通篇直呼建文帝名諱允炆，可以視作朱棣對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的報復。種種跡象表明，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在涉及朱棣史事記載時使用“燕庶人”稱謂的可能性較大。《遼寧稿本》稱朱棣為“燕王”反而證明其不可能成書於建文帝之手，其祖本也就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
丁亮、張會會進一步認為，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關於朱元璋在朱標死後欲立朱棣為太子的說法是有依據的、可能是事實，對傳統說法提出質疑，但是這種質疑是有問題的。他們的主要證據即來自於《遼寧稿本》“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日”的記載：
帝坐東便門，詔內大臣曉諭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聰明、仁厚、勇武，與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學士劉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晉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
二人認定《遼寧稿本》為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這條記載又與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基本相同，因而認為永樂三修本的說法並非朱棣後來捏造。且不論《遼寧稿本》非建文時期所修《明太祖實錄》，其所引史料不足為憑，就當時“靖難之役”慘烈的政治、軍事鬥爭情形來分析，這樣的記載決不可能在建文時期出現。如前所述，建文帝一定會利用纂修《明太祖實錄》的機會打擊朱棣，對“燕庶人”進行貶低，揭露朱棣的罪狀，也一定會記載朱棣“庶出”的事實，他怎麼會如此美化犯了謀逆大罪的“燕庶人”呢？在這種情況下，建文帝會允許史官們用“聰明、仁厚、勇武”這樣的詞彙來形容“燕庶人”嗎？更遑論這樣的話出自朱元璋之口，且意在立朱棣為太子。如此記載將置在位的建文帝於何種境地，葉仲惠這樣的史官們能不考慮嗎？《遼寧稿本》這條記載明目張膽地站在朱棣一邊，由此即可判斷，其成書必然在朱棣取得“靖難之役”勝利之後。
三、《遼寧稿本》為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底草部分抄本
《遼寧稿本》的祖本既然不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其成書時間又早於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那麼它究竟是怎樣的一部官修史書呢？眾所周知，有明一代《明太祖實錄》經過三次纂修，建文朝初修，永樂初重修，永樂中三修。《遼寧稿本》可能是永樂初重修的《明太祖實錄》嗎？筆者認為，《遼寧稿本》不可能是永樂重修《明太祖實錄》，它跟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的關係更為密切。主要依據有二：
其一，《遼寧稿本》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內容與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完全一致，《江蘇本》、《紅格本》的祖本即永樂三修《明太祖實錄》。永樂重修《明太祖實錄》總計183卷165冊，永樂三修總計257卷、205冊，從卷數上來看，三修本比重修本內容至少擴充了三分之一，從冊數上來看，三修本比重修本擴充了近四分之一，永樂三修比重修內容豐富了許多。按照常理推測，三修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應該較重修為多，各條內容也更為詳細，《遼寧稿本》記事跨度長達六個月，卻與三修實錄一一對應，不見絲毫缺略差異，顯然跟三修實錄關係更為緊密，成書時間較重修本為晚。由此亦可推斷，《遼寧稿本》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初修本的卷、冊史無所載，但就《明太祖實錄》三次纂修的情況來看，初修本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內容一定與重修本、三修本有所不同。換而言之，初修本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內容不可能與三修本一一對應，因而《遼寧稿本》不可能是初修本。
其二，從“朱元璋欲立朱棣為太子”這條史料來看，《遼寧稿本》與三修本更為一致。以下分別是《奉天靖難記》、《遼寧稿本》、三修《明太祖實錄》對“朱元璋欲立朱棣為太子”一事的記載：
《奉天靖難記》：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屬意於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諸孫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為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所託矣。”學士劉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且皇孫年已長，可立以繼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於天曰：“後嗣相承，國祚延永，惟聽命於天爾。”
《遼寧稿本》：帝坐東便門，詔內大臣曉諭曰：“朕年老，太子不幸，遂如此者，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聰明、仁厚、勇武，與朕相同。朕欲立太子如何？”翰林學士劉山伍奏曰：“君言是也。惟秦、晉二王如何？帝不答，大哭而止。”
《明太祖實錄》：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10］
根據王崇武先生的考證，《奉天靖難記》成書時間早於三修《明太祖實錄》，筆者曾進一步考證其成書於永樂三年左右，［11］距離重修《明太祖實錄》成書的永樂元年很近，以上《奉天靖難記》的記載應該來源於重修《明太祖實錄》，《奉天靖難記》成書時間較早，採取“革除”立場，極端醜化朱標、朱允炆，其立場應該與重修《明太祖實錄》很接近。比較以上三條材料，可知《遼寧稿本》與重修《明太祖實錄》的差別較大，《遼寧稿本》省略了對朱標、朱允炆的貶損之辭，如“太祖愈屬意於上”、“諸孫少不更事”，朱元璋夜禱於天的情節也被省略，朱元璋的態度則由“默然”被修改為“大哭”。從整體上來看，《遼寧稿本》對“朱元璋欲立朱棣為太子”的歷史書寫採取了更為緩和、婉轉的立場，也更具欺騙性，距離重修本尖銳對立的立場較遠，與三修本則基本完全一致，充分說明了《遼寧稿本》與三修《明太祖實錄》文字關係密切。
那麼，到底該如何界定《遼寧稿本》與三修《明太祖實錄》之間關係呢？兩者記事日期、每日記事條目、內容完全相同，僅語言風格略有差異，後者對前者的承襲很明顯。如果我們瞭解《明實錄》的纂修過程，這一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根據一些材料的記載，《明實錄》成書之前先有底草，成書之後會將底草按照章程予以銷燬。例如：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吳潘二子事》：“實錄纂修完成後，謄錄正、副二本，其底稿則於擇日進呈前，史官會同司禮監官於太液池旁椒園焚燬，以示禁密。”
鄭曉《今言》卷三四三：“實錄成，焚其草禁中。”又卷一零三：“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
《萬曆會典》卷二二一“翰林院”條：“其實錄草稿，會同司禮監官，於內府燒燬。”
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一“今上史學”條：“實錄成時，史臣俱會同焚稿於芭蕉園，人間並無底稿。”
朱國楨《湧幢小品》卷二：“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臺復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之處也。”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七：“玉河橋東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六：“有坊二，一曰金鰲，一曰玉蝀，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凡實錄成，焚草於此。”又卷一三：“凡一帝山陵，則開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園。”又卷三二：“史成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12］
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閣列實錄條例揭帖》：“竊照國家之正史，取裁於累朝之實錄，而實錄之典故，又取衷於每年之纂注。起居注與六曹編纂，即實錄之底草，實錄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實錄慎而後正史當，纂注詳而後實錄備。”［13］
筆者認為《遼寧稿本》的祖本應該就是三修《明太祖實錄》的底草（或稱底稿、草稿）。《明太祖實錄》主要取材於洪武朝的《起居注》、《欽錄簿》、《奏事簿》、《大明日曆》，但是在這些前期官修史書、官方檔案與《明太祖實錄》正、副定本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環節，這就是“底草”階段。之所以稱之“草”或“稿”，顧名思義雖然是定本形成的依據或基礎，但畢竟不同於定本，一定會與定本略有差異。將《遼寧稿本》與三修《明太祖實錄》對比一下，就會發現《遼寧稿本》符合三修《明太祖實錄》底草的所有特性。首先，從記事條目及內容上來看，基本相同，二者關係密切。其次，前者文字質樸、淺顯易懂，保留了《欽錄簿》口語化風格，以及《起居注》的行文格式，［14］後者則更為正式、更為書面化，二者文字略有差異，但前後承接關係明顯，顯然，《遼寧稿本》的文字處於《起居注》、《欽錄簿》與三修《明太祖實錄》之間，是它們之間的過渡環節。最後，從一些細節上來看，《遼寧稿本》草稿屬性意味濃厚。從卷帙形式上來看，《遼寧稿本》不分卷，史料長編的性質較明顯，而相對應《明太祖實錄》分為四卷，215卷（正月）、216卷（二月）、217卷（三、四、五月）、218卷（六月）。［15］從稱謂上看，《遼寧稿本》稱朱元璋為“帝”，《明太祖實錄》稱“上”，《遼寧稿本》應該是保留了《起居注》、《大明日曆》等洪武官修史書原來的稱謂。［16］由此來看，《遼寧稿本》不避朱棣名諱也屬正常，因為它沿襲了洪武官修史書的慣例。另一方面，《遼寧稿本》稱朱元璋為“帝”，若稱朱棣為“今帝”，沒有先例，若稱“今上”，則稱謂不統一，索性不如遵循洪武官書慣例，稱其爵位姓名。《遼寧稿本》本非定本，其最終的命運是被焚燬，若稱朱棣為“今上”的話，是否會對朱棣不敬，與禮不合？這當然是筆者的推測了。總之，“底草”本來就不是正式的官修史書，它只是《實錄》的過渡產品，留有一些舊有史料痕跡，不避諱朱棣的名字也屬正常。
按照《明實錄》纂修儀制，實錄底草最終是要被焚燒掉，那麼《遼寧稿本》何以流傳後世？不外乎有兩種可能：其一、參加焚草的史官或宦官找機會儲存了一部分，即焚草之餘。其二、焚草之前參加實錄纂修的史官私自抄錄了一部分。不管哪一種可能，實錄底草大規模洩漏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綜上所述，《遼寧稿本》是現存唯一的三修《明太祖實錄》底草部分抄本，它的存在可以讓我們直觀地瞭解到什麼是實錄底草，對學界重新認識《明實錄》的纂修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應該給予足夠重視。
註釋
［1］ 劉玉岐、潘國華：《〈明太祖實錄〉稿部分抄本初考》，《歷史檔案》1985年第3期。
［2］ 劉玉岐、潘國華：《〈明太祖實錄〉稿部分抄本》，《歷史檔案》1985年第3期。
［3］ 劉玉岐、潘國華二位先生的文章對《遼寧稿本》的文字特點也進行過總結，參見劉玉岐、潘國華《〈明太祖實錄〉稿部分抄本初考》，《歷史檔案》1985年第3期。
［4］ 參見丁亮、張會會《從〈明太祖實錄〉稿本談明初立儲問題》，《歷史檔案》2018年第2期。
［5］ 丁亮、張會會：《從〈明太祖實錄〉稿本談明初立儲問題》，《歷史檔案》2018年第2期。
［6］ ［明］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805頁。
［7］ 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76頁。
［8］ 參見楊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號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難札付〉為證》，《文史哲》2018年第5期。
［9］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監修實錄”條，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頁。
［10］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十七，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第3195頁。
［11］ 參見楊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號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難札付〉為證》，《文史哲》2018年第5期。
［12］ 以上諸條均轉引自吳晗：《記〈明實錄〉》，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320頁。吳晗先生輯錄了“焚草”的相關材料，但並沒有進一步展開論述。
［13］ ［明］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閣列實錄條例揭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14］ 丁亮、張會會利用《萬曆起居注》、《明太祖欽錄》，與《遼寧稿本》的書寫格式和語言風格進行對比，認為《遼寧稿本》還保留著起居注的書寫格式和欽錄簿的語言風格，筆者認同這一判斷，但不認同他們將《遼寧稿本》定性為建文初修《明太祖實錄》。
［15］ 需要指出的是，《遼寧稿本》首尾正月、六月記事並不完整。
［16］ 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寶訓》稱朱元璋為“帝”，此本《皇明寶訓》直接取材於洪武時期的“記注”，據此推測，當時的《起居注》、《時政記》，包括與《皇明寶訓》同時成書的《大明日曆》，亦稱朱元璋為“帝”。參見楊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寶訓〉史料價值初探》，《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3期。
該文原刊《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此據作者原稿。感謝楊永康先生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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