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HBO新劇《切爾諾貝利》的播出讓很多人重新關注當年發生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邊境的切爾諾貝利事件，也順便帶火了一本書，那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著作《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多年以來，阿列克謝耶維奇反思這場悲劇，她透過一篇篇真實的口述文章，告訴讀者這麼多年，切爾諾貝利對這片土地下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具體影響。在一次採訪中她說：“切爾諾貝利創造了一些新的恐懼和敏感，同時它也減除了那些舊的。當許多人在舉家逃離危險與忠於指示留在切爾諾貝利之間選擇了前者時，原先大家對當局的恐懼就開始減退了。就此而言，對輻射的恐懼，解除或至少減輕了人們對領袖和當局的恐懼。而當局的許多人自己也不惜代價逃離（雖然政府極力否認）也更是印證了爆炸的嚴重程度。
大多數人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這一面一無所知，對這本書激發了我在寫作此書時就預料到的人們的反應：人們開始思考他們人生和生活普遍意義上的意義，感受到它們需要一種能拯救我們的新世界觀。我們如何拯救自己呢？”
以下是阿列克謝耶維奇2005年接受的一次訪談，她談及了自己作品的寫作過程，以及對寫作本身的思考。
作者： 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品方： 磨鐵·鐵葫蘆
採訪：安娜·露奇克（Ana Lucic）
翻譯：胡珈萌
校譯：周雨霏
安娜·露奇克（以下簡稱安露）：《切爾諾貝利的回憶》（Voices from Chernobyl）是一部令人震驚也充滿感情的著作，你主要想要讓讀者領會的情感是什麼呢，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以下簡稱阿列克）：多年來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已經瞭解了有關切爾諾貝利的一切，而且它已經成為往事，沒有人願意再聽到這件事了。但事實上，它不僅從未被遺忘，而且切爾諾貝利現象也並沒有被正確的理解。
安露：人們對《切爾諾貝利的回憶》這本書最常見的觀感是什麼？
阿列克：最常見的反應是把它當作一種披露：“我對這事兒實際上一無所知，尤其是在個人層面。”但這本書並非的用意並非描述爆炸本身——它發生的原因和過程——而是關注爆炸之後的世界，關注人們如何在個人層面應對和承受它。問題不僅僅是切爾諾貝利事件對自然或人類遺傳基因造成的傷害，更是這樣的經歷怎樣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和認知。
切爾諾貝利創造了一些新的恐懼和敏感，同時它也減除了那些舊的。當許多人在舉家逃離危險與忠於指示留在切爾諾貝利之間選擇了前者時，原先大家對當局的恐懼就開始減退了。就此而言，對輻射的恐懼，解除或至少減輕了人們對領袖和當局的恐懼。而當局的許多人自己也不惜代價逃離（雖然政府極力否認）也更是印證了爆炸的嚴重程度。
大多數人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這一面一無所知，對這本書激發了我在寫作此書時就預料到的人們的反應：人們開始思考他們人生和生活普遍意義上的意義，感受到它們需要一種能拯救我們的新世界觀。我們如何拯救自己呢？
安露：你花了多長時間收集材料和採訪倖存者的？你花了多長時間寫作？你收集的材料有多少寫進了書中？
阿列克：我所有的書都是由當事人的經歷組成的，那是人們生活的聲音。我通常用3到4年來寫一本書，但這本書花費了我10多年時間。在切爾諾貝利的頭幾個月，那裡充滿了不同國家來的記者和作家，都在問許多的問題。我開始相信，我們面臨的是完全未知而神秘的現象，然而我們依然試圖用普通的詞句和慣常的思維去理解它。我們談論制度的缺陷，談論人們被欺騙，人們沒有被告知該如何應對這種情況，也沒有足夠的消毒碘液供應等等。這些當然都是非常真實的。在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帶有反俄情緒的民族主義很強勢，就像人們說的，是俄羅斯的核電站爆炸了，他們汙染了我們。但這些問題對我來說有一點膚淺。僅僅是純粹政治的或純粹科學的答案都不夠，它們都不能看到問題的深處。我意識到我可以像我在那裡遇到的其他記者一樣很快的寫出一些東西來，實際上許許多多的人都是這樣做的。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我開始採訪目擊者，超過500人，這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是突然遭遇到一種全新的狀況，於是我企圖尋找被那段經歷摧毀了的人，讓他們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你在一個新的世界中企圖延用舊方法來應付時會發生什麼。例如，當蘇聯阿富汗戰爭中的飛行員駕駛的軍用飛機在燃燒的反應堆上空飛過時，他們完全不知道應該用它們的機槍來做什麼。這就是軍隊系統的運作方式，他們認為：大規模的軍事人員和戰爭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在那裡，他們不得不應對高能物理學、核粒子、輻射劑量，沒有人知道正發生著什麼。
我直到最後都在收集材料。500個以上採訪中的107個進入了最終版本，大約是五分之一。我其他的書也與此類似，選擇五分之一的採訪出版成一本書。對每個受採訪者，我都記錄了至少4盤磁帶的錄音，也就是100-150張列印材料（據聲音的音色和口述的節奏而各有不同），最終大概留存了10頁左右。
安露：你是如何決定寫作這本書的？你最主要的動力源自何處？
阿列克：切爾諾貝利向我們展示了現代文明中“力量崇拜”（cult of force）的危險性，那種對力量和高壓政治的依賴中所包含的缺陷是多麼危險。我們的世界觀對我們自己來說多麼危險，以及人道主義是如何的落後於技術主義。從第一天起，這個災難就盤踞在我們頭頂，不僅僅是以輻射雲的形式——爆炸的不僅僅是反應堆的屋頂——它炸燬了我們整個的世界觀。它暗地裡撬動了蘇聯體制的根基，這一根基最初由蘇聯阿富汗戰爭所動搖。它徹底粉碎了我們的生活。我記得在白俄羅斯有成千上萬的反政府遊行，為了保護平民和小孩。我想要講述這種獨特的經歷。它繼而使得白俄羅斯那種家長制的傳統文化突然需要去處理對未來的恐懼。
安露：你從人們那裡聽到的和官方版本、媒體報道有什麼不同？
阿列克：那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在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官方報道並不呈現普通百姓的所見。執政當局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努力保護他們自己。在那些日子裡，極權政府表現出了他們對公眾恐慌和真相的害怕。大眾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而意在自我保護的當局欺騙了民眾。他們讓百姓放心，聲稱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並無危險。孩子們在院子裡踢球，在大街上吃冰淇淋，幼兒在沙坑中堆沙子玩兒，很多人甚至在沙灘上曬日光浴。今天，成千上萬的孩子成為了殘疾人，他們中的許多已經死去。面對核災難，人們發現自己只能獨自面對，人們看不到真相，誰都無法提供幫助，無論是科學家還是醫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境遇。以消防員為例，他們使得自身的肉體成為了小反應堆。醫生脫去他們的衣服並用手檢查他們，醫生由此也沾染了致命的輻射物質，後來許多消防員和醫生死去了。消防員甚至沒有特殊的防護服，這些東西在那時也並不存在。一切都好像那只是一場普通火災一樣，沒有人為此做什麼特殊準備。我的受訪者告訴我一個真實的故事，在普利皮亞特（Pripyat）為數不多的多層樓房中，在疏散開始前，人們站在陽臺上觀看大火，他們回想起那時的壯觀景象，全部是深紅的光芒，“這是死亡的景象，但我們從未想過死亡可能看起來如此美麗。”他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去欣賞這景象，“來看看吧，你會記得它直到你生命的盡頭。”他們欣賞著自己死亡的景象。那些人是核電站的老師和工程師。我的受訪者提供了很多諸如此類的災難景象的細節。
我還記得兩年後一個飛行員打電話給我說：“儘快趕來看我，我的時間所剩無幾了，我想告訴你我知道的。”在他給我講述他的故事時，他已是個將死之人。他說：“我很高興你來了，我可以和你談談它，請你全部記下來。當時我們並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仍然不明白。”我帶著一種我必須把它們全部寫下來的動力生活，可能人們仍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就是記錄那些事實證據之所以重要。我要寫切爾諾貝利的真實歷史，一段至今尚未飄散的歷史。
安露：你是一個生活在巴黎的白俄羅斯作家，你覺得你屬於一個特定國家的文壇還是獨立於任何國家和地區？
阿列克：我會說我是一個獨立作家。我不能說我是一個蘇聯作家或甚至是俄羅斯作家。我所謂“蘇聯”指的是前蘇聯帝國的領土，即蘇聯烏托邦。我也不將自己考慮成是一個白俄羅斯作家。我更願意說我是蘇聯烏托邦那一個時代的書寫者，我的每一本書都寫了蘇聯烏托邦的歷史。我只是暫時居住在巴黎，這關係到白俄羅斯的政局和我對當局的反對。我的書在許多國家出版，但白俄羅斯沒有，在過去十年盧卡申科當政時期，我的書沒有一本在那裡出版。但我繼續寫作小人物對抗龐大烏托邦的故事，描述烏托邦的消逝如何影響著普通人。
安露：你的書結合了採訪和虛構技巧，這是一種獨特的風格，還有其他作家在做類似的事情嗎？
阿列克：這種講故事的方式，記錄口頭故事、生活的聲音，早在我之前就已經根植於俄羅斯文學傳統中了。我指的是丹尼爾·格蘭寧（Daniil Granin）和阿萊斯·阿達莫維奇（Ales Adamovich）關於列寧格勒保衛戰的寫作。比如說《我來自火熱村》（I Came from the Fiery Village）。這些書籍激發了我自己的寫作。我發現，生活對同一事件提供瞭如此多的版本和解釋，無論小說還是檔案都無法單獨的呈現這種多樣性，我感覺到我必須尋找到新的敘事策略。我決定蒐集大街上的聲音，那些沉睡在我身邊的原料。每個人提供他或她自己的事情，慢慢我意識到可以做一本書出來了。生活行進的如此之快，只有當我們聚集起來才能呈現出一個多維的影象。我的五本書都是如此寫成的。書中的那些英雄、感受和事件都是真實的。每個人100頁的故事最後可能只留存下5頁甚至半頁。我問他們許多問題，我選擇片段，我透過這種方式參與創作每一本書。我的角色不只是大街上的竊聽者，更是一個觀察者和思考者。對旁觀者來說這可能是很簡單的過程：人們告訴我他們的故事。但並非這麼簡單，重要的是你問什麼和怎麼問，以及你聽出了什麼和你在採訪中選取什麼。我想你在全方位展現生活時不能沒有事實記錄和人們的證據，那種影象是不完整的。
安露：你在後記中提到，你覺得你是在為未來寫作，你能對此再說些什麼嗎？
阿列克：十年間我都在切爾諾貝利地區做採訪，我感到我是在記錄未來。人們不斷地重複道：“我從未見到過這樣的事情。我從未在其他地方讀到過這種事。我從沒在任何電影中看到過或聽任何人這樣描述過。”切爾諾貝利創造了新的情感，比如對愛的恐懼，人們害怕有孩子。新的責任意識出現了，新的問題被提出來了，比如我們孩子出生時就是畸形怎麼辦。在核物質降解所需的三千到一萬年期間，我們如何理解這些新觀念？這讓你對生活有了截然不同的見解。你能想象有人放棄了房子從家鄉出走，並且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回來，但那房子卻繼續矗立在那嗎？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再比如受汙染村莊的問題，如何掩埋它們？首先他們疏散了人們，然後在每個仍然放著個人財物的房子旁挖一個深溝，他們殺死所有的動物並埋葬他們。透過這種方式，男人背叛了他們的動物、他們的土地和他們的家。現在你去那裡，所看到的除了老墓地，都是埋葬著房子和動物的墳頭。這給你一種超現實的感覺，好像它們全都屬於另一個時代。
安露：你期待你的作品在美國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阿列克：美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但我有一種感覺，911後的美國是另一個國家。美國如今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脆弱而我們又是多麼的互相依賴。如果澳大利亞的一些原子能電站爆炸，那些放射性物質會殺死其他地方的許多人。我想在911後，我的書在美國會更容易被接受。我覺得我能找到一些認為我寫的這些經歷對他們很重要的美國人。在現代世界，忽略他人的痛苦遭遇是危險的。我們可以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描述為遭受苦難的文明。很多時候，我們可以聽到西方人傲慢地講述俄羅斯的困境：俄羅斯人總是不對的。但事實上，整個世界都正處於危險之中。恐懼成為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甚至比愛更大。因此，俄羅斯的苦難經歷具有特別的價值。我們都需要勇氣來繼續生活，我希望我們都擁有足夠的勇氣。
原文來源：http：//www。dalkeyarchive。com/a-conversation-with-svetlana-alexievich-by-ana-lucic/
版權：Dalkey Archive Press
責編 | 蓋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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