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鴿子號》現在看來，充其量只是一部中規中矩的美國電影，但是，因為電影參與了中國一個特殊的政治時期的文化爭論，而深刻地契入到中國的當代文化史中，成為一個頗讓人慾說還休、耐人尋味的影片。
《鴿子號》在美國發行於1974年，它的首映式1974年10月份在洛杉磯舉辦，次年2月份又在紐約放映。
這部電影的製片是中國觀眾熟悉的美國演員格里高利·派克，也是格里高利·派克最後擔任製片的一部影片。
影片在美國公映時，並沒有什麼反響，票房也不夠理想，影片的失敗，導致格里高利·派克的製片生涯自此中斷。
據《格里高利·派克畫傳》（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6年版）介紹，《鴿子號》公映後，惡評如潮：
“低劣的表演，粗糙的劇本；歷險故事與愛情故事參半，又穿插兩個年輕遁世者的社會交往，根本不符合戲劇的基本要求。儘管該片在美國被打入冷宮，可在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卻風靡一時，票房收入相當可觀。”
這部“牆內開花牆外香”的電影，也風靡到了中國。
被這部電影迷住的人，包括江青。她對這部電影讚不絕口。
在權延赤所著的《龍爭虎鬥》（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中這樣記載：
——飯後，江青又請大家看電影，演了個國外的愛情片《鴿子號》和《動物世界》。演出中，看到女主角跳下海時．她激動地說：“這要是我，我也跳下去。”並對女人與愛情大發一番感慨議論，說：“愛就應該勇敢，要勇於追求”，什麼“女同志要有獨立的自我，要有自尊，要有追求”等等。——
應該說，江青看到了電影的正能量意義，同時我們注意一下，江青完全是把自己作為一個女性觀眾，進行了替代性的觀看。她在看電影的過程中，把自己設想成那個女性角色。
如果是一個男性觀眾，則完全相應地替代的是劇中的男性主角。
所以，江青在看電影時，完全是拿出一個感性的自我，接受了電影銀幕的感召力與感染力。
江青這樣的看電影方式，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她的內心，也成為有識之士詬病的焦點。
在金伯宏所著的《一箇中國攝影家在美國》（浙江攝影出版社，1998年版）中再次提到了江青評價《鴿子號》這件事，但是此事在文藝界圈內，引發的謠諑叢起，卻讓人有一點尷尬：
——在“藝大”，有一天傳達江青對文藝界的指示，其中推崇一部名為《鴿子號》的美國電影，它講的是一個美國青年駕駛“鴿子號”小舟獨自環球冒險的故事。江青特別提到片中女主角看到男友戰勝風暴駕舟駛入海港，情不自禁跳入大海遊向小舟。“藝大”組織大家觀摩學習此電影，但嚴格規定只有黨員學生才能看，對外只說是去聽報告。我們沒看電影的人便傳播江青的笑話，說她問親信浩亮、劉慶棠等：“你們對我能做到這點嗎？”眾干將異口同聲地說：“如果首長落水呼救，我們立刻去學游泳，練好了水性，開會討論營救方案，然後下水去撈您。”——
打摸別人的看電影的感受與評語，總叫人覺得有一點不厚道。
“四人幫”被粉碎後，《鴿子號》因為受到江青的追捧，也殃及池魚地冠上了黃色電影的定性。
《解放日報》1976年12月5日刊發了一篇標題為《江青吹捧西方反動電影是為了篡黨奪權》，其中鏗鏘激昂地抨擊道：
——江青對美國一部宣揚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影片《鴿子號》大肆吹捧，說什麼“影片調動了一切藝術手段，用了很多正面來襯托他（影片的主角）的成長，是相當成功的”，“人家的長處要充分看到，人家既大膽，又小心謹慎”，要全國所有文藝單位向這部影片“學習”。——
《吉林日報》1976年12月6日發表的《“四人幫”是一夥徹頭徹尾的洋奴才》中寫道：
——“江青對那些腐朽反動，不堪入耳的下流電影，卻一味吹捧，什麼“攝影好，彩色還原好，用光好……”。
去年在一次電影工業會議上，江青讓代表們看兩部西方電影。一部是描寫一個資本家大少爺，為了成名成家，周遊世界歸來，他的未婚妻跑到海里去和他擁抱的色情故事。江青吹捧說：“人家水平高，就那麼一對男女青年和枯燥的大海，就拍得那麼吸引人”。甚至無恥地說：“我如果遇到這種場面，我也會這樣做”。——
《文匯報》1976年11月23日登載的一篇文章裡也提及了這件事，並且表達了同一立場的批判言語：
——她在看了外國資產階級拍攝的影片《鴿子號》後，因為“有感”，發了一通議論……江青在把《鴿子號》大大吹捧了一番以後，話鋒一轉，馬上攻擊起我們國內的“影片不感動人”，原因是創作的人“不懂得青年人的心理”。什麼才是江青欣賞的“青年人的心理”呢？據她解釋，就是影片中的女主角見到自己的男朋友，而不顧一切跳到海里去擁抱他的情緒。真是醜的不能再醜了。——
這樣對《鴿子號》的苛求的評點，顯然並不符合這部電影的實際內質與核心。
即使在江青盛讚《鴿子號》的同一時間，國內的電影人，也不得不對《鴿子號》的好萊塢電影敘事奉上由衷的佩服。
我們看一看上海導演湯曉丹在日記中記載的對《鴿子號》的直觀感受。這篇日記的記載時間是1975年7月10日。從時間來看，《鴿子號》在美國發行後半年的時間內，就引進到中國，這樣的引進速度還是相當快捷的。
湯曉丹的日記裡記載如下：
——廠派李則吾來組織我們談看了《鴿子號》參考影片的感想。
大家都說好。沒有一個敢說自己有雄心壯志能拍出《鴿子號》一樣好的影片。實在各種條件相差太遠了。好的參考片只能參考而已。我的這個很實在的想法只能放在心裡踏踏實實自己感受。要說出來，會遭千夫指，說不定以後好的參考片還不會發票讓我去看了呢。所以少說為妙。還是腳踏實地，無論下生活或者回廠拍戲，力求膽大心細。不要說得好，做不到，害人害己。浮誇風給我們的教訓太深刻太實際。——
而在改革開放之後，《鴿子號》很快得到了肯定的評價。
在《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4期刊載和《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和我國青年工作的思考》一文中，肯定了《鴿子號》的主題與精神。文中特別地提到：
——美國青年自然有著那個社會帶給他的弱點， 但是如他們在“鴿子號” 環遊全球的航行中所表現出來的開拓精神，進取精神，自立精神，創造精神是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的。他們富於幻想，愛好交際，思想活躍，敢於探索，講求實際，反對守舊，這正是現代社會創造力發揮的前提條件。——
這已經是充分肯定了《鴿子號》的內在精神價值了。
實際上，《鴿子號》的鼓勵敢於冒險、敢於嘗試、自強自立的精神，與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人的精神訴求，有著內在的合拍性。
在最近去世的李澤厚也對《鴿子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肯定了電影的主體基調符合時代精神。
我們在《李澤厚美學文錄》（山東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收錄的《從美感兩重性到情本體》中看到這樣的評價：
——大家也許看過《鴿子號》，這個電影我認為還不錯。它的情調恰恰不是使人頹廢，而是使人奮發。我們現在很希望藝術有教育性、鼓動性，是積極的、向上的、高昂的，我們用了很多概念，卻達不到那種效果。《鴿子號》的影片，卻能使人振奮，心情激動，覺得應該幹番事業，整個情調就是那樣。你說他個人奮鬥也罷，主人公為什麼要漂洋過海？他完全可以不去嘛！他卻去了，並且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甚至中途也想放棄，要燒船，情節很簡單。但它的音樂、畫面和它所配上的東西是很有意思的，裡面有很剛強的東西，也有很柔和的東西，非常和諧。——
李澤厚從美學的角度，高度評價與肯定了《鴿子號》的內在底蘊，不能不說，江青當年的判斷，並沒有違背美學的共性原則。
而江青對《鴿子號》的讚譽，實際上反映了江青內在裡對好萊塢傳統的一直以來的戀戀不捨情結。
可以說，江青對樣板戲的大力推崇，本質上的背後與好萊塢電影有著相似的肌理。
承認這一點，雖然有一點叫人難以置信，但卻在電影圈內得到了很多著名導演與評論家的認同。
陳凱歌與電影學院教授倪震曾經有過一個談話，在這個談話中，陳凱歌就明確地說：他覺得江青的系統是好萊塢的系統，“八個樣板戲根本就是好萊塢電影。”
而倪震也與陳凱歌道出了同樣的判斷：樣板戲與好萊塢電影中間只是政治與主義的區別。“記得她提倡的觀摩影片，什麼《康貝爾王國》、《鴿子號》，一些70年代進口的美國片都是三突出痕跡很重的好萊塢電影，給樣板團當參考片來看，她心中的好萊塢情結是很重的。”
因此，江青喜歡《鴿子號》，實際上反映了她內心裡對好萊塢風格的接納與迷醉。
而好萊塢電影裡的“黑白分明”的價值取向，也基本移植進了樣板戲的風格里。
陳凱歌對此深有感觸。他稱有一度時期曾經妄圖跳躍出“黑白分明”的人物設定模式，這大致可以在第五代導演一度時期試圖在灰色空間裡刻畫出人物的豐富性的追求中看出他們對好萊塢模式的棄絕，但事實上，陳凱歌最終承認，這樣的拍片方式，被證明是失敗了。
在《中國電影簡史》裡這樣概括了陳凱歌的感觸：“我們曾經在80年代中期試圖去確立一個‘不是非黑即白’的觀點，在其後90年代，15年左右的時間這個觀點被徹底顛覆。觀眾所尋求的仍然是‘非黑即白’，要麼你就是壞人，要麼你就是好人。”
陳凱歌近期參與導演的《長津湖》可以應證他的這個看法。
商業電影必須依然走好萊塢電影的“非黑即白”模式。《鴿子號》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好萊塢通行與流行的思想傳輸模式，儘管有一度時期，在中國這部電影被冠之以種種劣稱，但依然無法改變這個電影在思想內涵上的無可挑剔性。這也意味著，《鴿子號》不會像江青所稱道的那樣，具有著無與倫比的藝術巔峰的品位，但是它在觸動人心的感染力範疇裡，具備著好萊塢電影最通行的價值認定與品格素質。
當我們今天足夠平心靜氣地重看《鴿子號》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它的後邊湧動著我們被好萊塢電影灌輸了一遍又一遍的通用模板，而正是這種模板，才是使得《鴿子號》迴歸到平常心對待它的視角里的一個寵辱不驚的存在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