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即使處境無望，在劫難逃，我們仍可從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因為此時的關鍵是要證明人所獨具的潛力得到最佳發揮，要變個人的不幸為勝利，變困境為人的成就。當我們再也不能改變某種境況時——比如不宜動手術的癌症等不治之症——我們面對的挑戰就是改變我們自己。”
維克托E弗蘭克爾是奧地利著名的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教授，上面這段話就是他總結自己的人生經歷後說的。二戰期間，他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整整三年，轉輾奧斯維辛、達豪等四所集中營，是少數倖存者之一。他的父母、兄弟、妻子等全家人除了一個妹妹以外全部死於集中營。戰後，他根據集中營中的親身經歷體驗，完善了自己創立的心理治療的意義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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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能有效地幫助人們在最惡劣的逆境中堅持下來的，莫過於對生命意義的認識。
他以自己為例：
在被關進奧斯威辛集中營時，他的一份準備付印出版的手稿被沒收了，他決心從頭寫起。正是依靠內心深處這個強烈願望的支撐，他才經受住了集中營的嚴峻考驗。他說，有一次，在巴伐利亞的一所集中營裡，他染上斑疹傷寒，病倒了。那些天，他就把想起的要點一一記在碎紙片上，以待自由後，重寫那本書稿。他確信，在巴伐利亞那間黑暗的牢房裡，正是憑著重新構思書稿的這個信念，才戰勝了心血管衰竭的危險。
弗蘭克爾說，在納粹集中營，那些相信自己尚需完成某種使命的人，最有能力生存。
弗蘭克爾舉了一個他在心理治療中遇到的例子：有一天，一位年邁的醫生登門求醫，因為他極度抑鬱消沉。兩年前，他的妻子去世了，她是他最心愛的人，他無法克服失去她的痛苦。現在我該怎樣幫助他
？
該對他說些什麼呢
？
於是，我有意不講什麼，而只是問他：“醫生，假如您先去世，不得不剩下您妻子孤單一人，情形會怎樣？”他說：“啊，對她來講，那將非常可怕。她會多麼痛苦！”我於是說：“您看，醫生，她現在免受了這份痛苦，是您使她免受了這份痛苦。當然，你付出了代價，不得不獨自傷心地活下去。”他聽後，一言未發，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平靜從容地走出了診所。
弗蘭克爾說：“我不能改變這個醫生的命運，我不能起死回生讓他的妻子復活，但是，我確實改變了他對不可逆轉的命運所持的態度。至少他從那一刻起領悟到，他的痛苦是有意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一旦發現了痛苦的意義，例如犧牲的意義，痛苦也就不復是痛苦了。”
弗蘭克爾的觀點對處於逆境中的人們很有啟發性：實際上人生不是隻有創造和享受，生死苦難也是人生無法消除的一部分。如何尋找人生的意義，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透過創造性的勞動實現價值，也沒有機會享受富足的生活，是不是這樣的人生就沒有意義？
網上有一篇報道：安徽省六安附近的小鄉村有一個女孩王倩，母親有智力缺陷，比她小4歲的弟弟天生腦癱，母親和弟弟都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女孩的父親為了養活一家，終日在外奔波勞作，照顧母親和弟弟的重擔就落在王倩身上，她從小就一邊讀書上學，一邊洗衣、做飯、上山撿柴，還要伺候母親和弟弟的吃喝拉撒。中專畢業後她找了一份商場服裝銷售員的工作，而此時她的父親因長期勞累過度，患上腰椎滑脫，不能幹重活，王倩就成了家中唯一的頂樑柱。每天除了上班掙錢，所有的時間都用來照顧家人，因為每晚都要給弟弟把尿，十多年來幾乎沒睡過完整覺。雖然處在花樣年華，長相標緻，身材極好，但她沒有機會像同齡女孩那樣打扮享受、追求愛情，25歲了仍不敢找物件，怕拖累別人。生活的重擔如同一座大山，壓在了這個25歲的女孩兒身上，她疲憊不堪，卻不敢倒下。而且
始終沒有喪失鬥志，在絕望之中仍然保持著樂觀，堅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
那麼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弗蘭克爾認為：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人生使命或天職。人生的每一種處境都是對人的挑戰，是擺在人們面前要求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人不應尋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是必須認識到正是生命本身向人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必須既不是高談闊論，也不是苦思冥想，而是寓於正確的行動、正確的行為，承擔起責任尋找人生難題的正確答案，並完成人生不斷賦予每個人的使命，這就是人生的終極意義。
一直以來，她都有一個上大學的夢想。她的床頭總是放著輔導書，抓住閒暇時間學習。
有人曾經問過她：“如果上天讓你重新選擇一次，你還會來這個家嗎？”，王倩不假思索回答：“我沒有選擇，或許老天就是派我來支撐這個家庭的，如果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讓我換一個地方，自己一個人好好過自己的生活，我做不到。”
女孩王倩只是一個普通人，但她沒有畏懼命運給她的安排，而是看做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和使命，她以自己的行動回答了人生對她的挑戰，你能說她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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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爾講了一個他在納粹集中營中遇到的例子：
我在集中營親眼目睹一位年輕女子面對死亡時的情景。這個故事非常簡單，幾乎沒有情節，而且聽起來彷彿是我杜撰的。然而於我，它卻宛如一首詩。
這位年輕女子明知死期在即，但與我交談時，卻愉快地對我說：“我慶幸命運給我如此大的打擊。從前，我被嬌寵壞了，不重視精神的充實。”她指著監房窗外說：“那棵樹是我孤獨時陪伴我的惟一的朋友。”透過那個視窗，只有一杈橡樹枝映入我們的眼簾，樹枝上開著兩簇花朵。她說：“我常和這棵樹交談。”我暗自一驚，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是不是在說胡話？ 她是不是有偶爾產生幻覺的毛病？ 我不安地問：“那棵樹有無回答？”，“回答了”，她說。“那它說些什麼呢？”，“它對我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就是生命，永恆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