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先生生於1909年5月23日，卒於2004年4月25日，終年95歲。張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五年了，然而他仍然活在我的心中，我十分懷念他。張先生德高望重，一流的人品與學問，永遠是我們晚輩的楷模。
一、從兩張表格看張先生的為人
張先生關愛與提攜後進，不遺餘力。我曾於2004年寫過一篇懷念張先生的文章，記錄了我向張先生問學討教的若干細節，收入陳來教授主編的《不息集——回憶張岱年先生》和我自己的隨筆集《守先待後》中。那篇小文中所說的，不再贅述了。
近來無意中發現家中一個書櫃儲存的兩包材料，一包是《熊十力師友弟子記調查表》，一包是《紀念熊十力先生學術討論會登記表》，兩表都是我於1985年制定，由列印社油印的。前一表寄發給熊先生的門生故舊，張先生十分認真地填寫了，寄回時，他專門寫了一信：
齊勇同志：
2月10日來信收到。編輯紀念熊先生的書，我完全贊同，當盡力支援。
計劃出一本熊先生紀念論文集，甚好，非常必要，我當著文一篇。
調查表寄上。
順頌
春祺
張岱年
85，2，15
在調查表中，張先生填了自己的主要經歷、學術著述等。在是否保留有熊先生著作欄，他填寫道：“保留有《新唯識論》《破破新唯識論》《體用論》《乾坤衍》等”。在與熊先生的交往及思想與學術聯絡及分歧一欄，張先生寫了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起曾訪問熊先生。熊先生和我的關係是在師友之間，寫信稱他為子真先生前輩，自稱後學。和他談論主要是討論中國哲學的特點及朱子、陽明、船山的要義。曾欽佩他關於體用不二的思想。但是我主要推崇古代的唯物論哲學，熊先生則始終不贊同唯物論，故在思想上有一定分歧。
在關於熊先生論著編輯及推薦熊先生師友名單欄，張先生說：“完全贊同編輯《論著集》等。熊先生朋友在世者已不多，有梁漱溟、張申府、賀麟等。已故的有林志鈞、張頤、湯用彤等。熊先生的學生有牟宗三（香港）、張德鈞（已故）等。河北省肅寧縣有王葆元（字大涵），曾問學於熊先生。民族所王森（字森田）、民族學院韓鏡清都是熊先生的學生。”在張先生的提示與幫助下，我儘可能訪問了一些健在的學者，並與王葆元先生有了通訊聯絡。
後一張表，張先生認真填寫於1985年6月22日，他當時說能參加年底黃岡熊十力會，擬提交3000字論文《憶熊子真先生》，擬寫“1932年至1963年和熊十力先生晤談的基本情況，略述對於熊先生哲學思想的感想”。張先生雖然因氣候與身體原因未能出席黃岡會議，但請北大哲學系列印好100份論文，提交給會議。張先生的大文，我們編入了會議論文集《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1990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張先生這一論文的手稿共六頁，陳來先生於2003年寄我儲存。
張岱年先生是學界的泰斗，知名大學者，且1985年時已有76歲的高齡，而我當時只是剛留校的青年助教，懵懵懂懂，做事魯莽。他如此認真地對待外地一位青年的普通訊件，仔細填寫並寄來這兩個表格，令我十分感動。於細微處見精神，由此可知張先生的為人。
1986年初，我寫信給張先生，彙報了熊先生討論會的情況。2月16日，張先生給我回信：
齊勇同志：
來信收到。熊先生討論會開得成功，十分欣慰！俱賴各位同志的努力！
大作《熊十力及其哲學》寫得很好，是難得的佳作，可喜可賀！
您想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特別是三、四十年代的哲學界作出平議，極好！我非常贊同！我嘗說，三、四十年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後開花結果的年代，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哲學逐漸成熟的年代，眾花齊放，落英繽紛，不宜簡單化。民族資產階級哲學不能說是反動思想，宜加以重視，加以整理。這應是當代哲學界的一項任務。
匆匆，言不盡意，順頌
春祺
張岱年
86，2，16
從這封信中可見他對青年後學的鼎力支援，循循善誘，又可見他對我國現代思想史的宏觀把握，高瞻遠矚，撥亂反正，具有理論與方法的指導意義。
二、張先生重視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創造轉換
張先生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全部，有極深的研究。如果要用今天常說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來看，張先生是最早最具有文化自覺與自信的大家。當年在文化熱中，張先生關於國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講與文章，對我觸動很大。
廿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學界曾兩度討論國民性問題，受西方、日本影響，國內學界很多人竟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只是“劣根性”，沒有“良根性”，實際上是把人類所有的醜惡都集中在中國人身上。面對文化虛無主義與自戕主義的思潮，張岱年先生多次發表文章與演講，指出：人們總是說國民性中有劣根性，誠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華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華民族就沒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資格了，這就等於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價值……一個延續了五千餘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個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精神，這個基本精神就是這個民族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動力。”張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有“良根性”，即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習慣，“中華民族在亞洲東方能延續幾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沒有這些，中華民族早就滅亡了。”這個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張先生指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東方已經五千多年，過去的中國文明曾經對西方近代啟蒙運動起過一定的積極影響，難道幾千年的文化創造都是要不得的東西嗎？是祖先低能，還是子孫不肖呢？
張先生特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創造性解讀，而這兩方面都與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息息相關，給予我們啟發良多。
張先生認為：“中國哲學中，與文化發展關係最密切的是關於價值的思想學說。古代雖沒有價值觀的名稱，卻有關於價值的學說。”他肯定儒家強調道德價值的重要性。孔子講“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好仁者無以尚之”（《論語·里仁》），就是認為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即表明人們為了實現道德理想可以犧牲生命。孟子更明確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價值，“人人有貴於己者”（《孟子·告子上》），這固有的價值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天賦的，別人不能剝奪的。荀子雖不承認道德是天賦的，但也肯定人的價值在於“有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儒家確實是主張道德價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認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價值。墨家認為道德最高的準則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說是公利至上論。道家強調價值的相對性，可稱為相對價值論。法家則完全否認道德的價值，可稱為道德無用論。這是張先生對諸家價值觀的基本定位。
張先生進一步指出：“儒家‘義以為上’，把道德看作是最有價值的，同時又肯定人的價值，宣稱‘天地之性人為貴’。墨家比較重視功用，把道德與功用結合起來。道家否認一切人為的價值，以自然而然為最高價值。法家專講富國強兵，完全否定道德文化的價值。”張先生區別了哲學的價值觀與世俗的價值觀。他認為，價值觀的爭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為義與利的問題，二為力與德的問題。對義利問題，張先生指出其複雜的多層次含義，如公利與私利、道德理想與物質利益、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係問題，他主張仔細分析，如他分別了儒墨具體文字所言“利”之中公利與私利的區別，又指出儒家並不反對追求公共利益。張先生詳細分析了儒墨諸家的理論分歧，肯定張載、顏元等兼重義利的義利統一觀，以及墨家、王充的德力並重的看法。
張先生在《中國古典哲學的價值觀》的長文中，對價值觀作了詳細討論。他首先把價值觀的主要問題分析為二：一為價值的型別與層次的問題，二為價值的意義與標準的問題。就型別而言，真為認識的價值，善為行為的價值，美為藝術的價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價值。人生的價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價值？這是每一個自覺的人不能不回答的問題，而人生價值問題也包含關於真善美的價值。他系統研究了春秋時代的三不朽說、孔子“義以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論、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價值論、孟子宣揚“天爵”“良貴”的人生價值論、道家“物無貴賤”的相對價值論、《易傳》與荀子關於價值標準的學說、法家的道德無用論、董仲舒“莫重於義”的價值觀、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價值觀、宋明理學的價值觀、王夫之“珍生務義”的價值論等的見弊得失，最後對古代價值觀做出總的評價。他認為，兩漢以後，儒家的價值觀佔據統治地位，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思想。儒家肯定人的價值，強調道德的重要，對於傳統社會的精神文明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但在義利關係、德力關係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出現了嚴重的偏向，不關注如何提高物質文明的問題。他說：“儒家強調道德的尊貴，高度讚揚‘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這對於中華民族的成長和發展，確實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道德理想與物質利益是密切相關的。如果忽視人民的物質利益，則道德將成為空虛的說教了。”他又說：“義利問題爭論了兩千多年，到現在也還有其實際意義。現今的觀念變革，應該對於義利關係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古代儒家‘重義輕利’是片面的；但是，如果‘重利輕義’，專門謀求個人私利，以權謀私，見利忘義，那就更是錯誤的了。”“西方有所謂‘力之崇拜’，對於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德之崇拜’。無論片面強調力或片面強調德，都屬於一偏，正確的方向是德力的統一。”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中期，張岱年先生重視傳統價值觀的研究，一方面肯定儒家優長，強調道德人格、仁義價值的創造轉化，另一方面又批評儒家的侷限，借取諸家和儒家非主流派，倡導義與利、德與力的辯證統一。張先生自覺地為當時的經濟改革和思想解放服務，因為在觀念上與行為上統一義利、德力，在彼時也是一現實問題。他當時對傳統價值觀的分析，還強調了三點：人生價值問題，生命與理想的問題，和諧與鬥爭的問題。這就從根本上，從高層次上，迴歸道德價值，迴歸人類長久之道，同時再談和同之辯，主張多樣性的統一，摒棄鬥爭哲學，開啟了和諧社會的新聲。
張先生當時並未將學術史研究屈從於時勢，但他關注時代問題的挑戰，從理論與思想史的討論中追溯歷史包袱的由來與解決方案，表現了一位哲學史家的可貴的理論自覺、高超的智慧與嫻熟的能力。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經世致用傳統的展現。
除價值觀的轉化外，張先生還關注另一個問題，即思維方式的問題。他有專文討論中國哲學關於理性的學說、傳統思維方式的變革等。
張先生指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點，一是長於辯證思維，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覺。中國辯證思維強調整體觀點，推崇直覺。“由於重視整體思維，因而缺乏對於事物的分析研究。由於推崇直覺，因而特別忽視縝密論證的重要。……在這方面，我們只有誠心誠意地學習西方。在今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時代，必須做到思維方式的現代化。既要發揮辯證思維的優良傳統，更要學會縝密分析、進行實驗的科學方法。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于思維方式的更新。”這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他當時研究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現實性、目的性和針對性。
張先生在《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概說》一文中，全面地討論了傳統思維方式的優劣得失。他指出：“中國傳統哲學的辯證思維，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觀點，或曰整體思維；二是對待觀點，或曰對待思維。”他研究了傳統哲學的直覺方式，指出直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慣常思維的侷限，啟發嶄新的理解。關於分析方法，他指出，傳統哲學中，分析方法不甚發達，但亦非完全沒有。中國哲學中有思與辨，墨家、名家對分析思維有貢獻，宋明理學家中，朱子兼重分析與綜合。他指出：“模糊思維是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主要缺點。我們現在要改造傳統的思維方式，首先要變革模糊思維。”
張先生認為，比較具體的思維模式中，陰陽五行模式值得重視，用相生相剋說明五個型別間的相互關係，有一定效果或意義，當然現在不應拘泥於這種解釋模式了。“經學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發展，束縛了創造性的思維，對文化學術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張先生強調，不能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應進行分析。傳統思維方式的優點在於辯證思維，缺點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與西方哲學的辯證法，亦有不同之處。中國比較強調對立的交參與和諧；西方比較強調對立的鬥爭與轉化。”他指出，我們應對傳統辯證思維予以提高與改進，致力於辯證思維的條理化。同時，我們應大力學習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於分析思維的精密化。思維方式的改進，應使辯證思維與分析思維這兩者相輔相成，統一起來。
以上足見張先生有關思維方式的研究，意在變革、改進，是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哲學問題與方法的迴應，具有方法論的啟示。
三、張先生推崇兩湖學者王船山與熊十力
在介紹了張岱年先生特別關注的兩論（價值觀與思維方式）之後，我們再看看張先生特別關注的兩人——兩湖學者王船山與熊十力。
張先生對王船山情有獨鍾，恰好熊十力先生也十分推崇王船山。有關張先生對王船山的研究，首先見於他早年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大綱》。在該書的《序論》中，他指出：
清初大儒中，在哲學上最有貢獻者，當推王夫之（字而農，世稱船山先生）。他極反對王學，對於朱學雖相當同情，但他所最推崇的乃是張載。張子之不傳的唯氣哲學，到王夫之才得到比較圓滿的發揮。王氏建立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系統。他以為道本於器，由唯氣進而講唯器，是一種顯明的唯物論。更認為有與動是根本的，無與靜只是虛幻。在人生論則否棄自然無為，而注重人，注重有為。
這是張先生對王船山的總體評價。
在該書第一部分《宇宙論》之第一篇《本根論》的第七章《氣論二》中，張先生用了較多篇幅評介船山的氣論。他認為，船山是張載之後第二個偉大的唯氣論者，肯定船山的“氣是宇宙中之根本，無氣則無理”的觀點。張先生說：“船山不止講唯氣，更進而言‘唯器’，認為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形而上之‘道’並非根本。”張先生又說：“氣論到船山可謂得到一次大的發展。天下惟器的見解在中國哲學史中，實鮮見僅有。船山講宇宙的話很多，亦有許多處不盡瑩徹，未以惟器說為中心觀念而儘量發揮，這是最可惜的。”這是對船山氣論的評價。
在該書第二部分《人生論》之第三篇《人生理想論》的第八章《踐形》中，張先生用了較多篇幅評介船山的人生論。他認為，船山是重事物與形體的新人生論的代表。船山、顏元、戴震的新人生論，可名之為踐形論。張先生說：“船山的人生論，以‘存人道’與‘踐形’為中心觀念。他認為人生應當儘量發展人之所以為人者，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張先生又說：“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在於能思能勉。過去大多數哲學家，都讚美自然而卑視思勉，船山則讚美思勉而不看重自然，這是船山思想之一個特色。”張先生獨具隻眼，深刻揭示了“以人道率天道”的船山思想的這一特色。張先生挖掘了王船山珍重生命的思想，發揮了船山保持人的生性而順遂其生機的意涵。同時，生命固然彌足珍貴，然而必合於道義。貴生而可為義而捨生，這是儒家人生思想的特色。
張先生認為，船山繼承孟子思想，以“踐形”為人生準則，一方面貴生重形，發展形體各方面之機能，使各至其極，另一方面使形體之各部分莫不合於道理。總之認為形體各部分皆有其當然之則，而應充分發展之各使合於其當然之則。最後，知人論世，張先生點醒了船山的時代悲情與其思想的關聯：
船山生當明末清初之際，身經亡國的慘痛，深知專事虛靜養心之無益，故貴人為，重形體，特闡德行非外於身物之義。進而更有容忍之說。……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以守其堅貞之節，而保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這是船山之堅定卓絕之志操之宣述。
張先生晚年繼續研究王船山哲學，1984-1985年間寫作並發表了《王船山的理勢論》及有關論文中涉及王船山的價值觀、理性學說的專節。
理勢關係是歷史哲學中的重要問題，王船山的理勢論特別複雜。張先生注意到船山把“理”分析為二：“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為性之至理”，與程朱學派有所區別。前者即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後者是人類的道德準則。關於理勢關係，船山提出“理成勢”、“勢成理”，可謂“理勢相成論”。張先生指出：“理勢關係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包含多方面的涵義，其中包括歷史的發展趨勢與歷史的客觀規律二者相互關係的問題，現實與理想的問題以及強權與公理的問題。而理想與公理又都是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的，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王船山所謂‘理勢合一’，其涵義有與黑格爾所謂‘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相類似之處。”
張先生闡發船山“理勢合一”的涵義：理勢是統一的，有些勢符合“理之當然”，也有些勢不符合“理之當然”，而也表現了“必然之理”。張先生點評，認為船山此論比較全面、精湛，是我國古代歷史觀上非常精粹的思想。王船山肯定“勢因理成”，即肯定理想是可以實現的，歷史有光明的前途，又強調“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就是肯定歷史有客觀規律。張先生認為這些思想非常深刻。張先生指出，船山肯定了“理”的時代性歷史性，“勢”是隨時代而不同的，“理”也就隨之有所不同。船山承認“勢相激而理隨以易”，又肯定“勢因理成”，承認理有改變勢的作用，因此特重弘揚學術的重要意義。
張先生深入分析了王船山理勢學說的湛深的思想內容與理論價值，同時肯定這種學說能鼓勵人們為理想而奮鬥，有深遠意義。
關於船山的價值觀，張先生概括為“珍生務義”，即珍愛生命、身體，充分肯定生命的價值，而生活必須體現道義才有真正的價值。在生與義的關係上，船山發展了孟子“捨生取義”的思想，強調“務義以遠害”，即專意遵義而行，努力免除禍害。
關於船山的人性論，張先生認為，船山在這一方面受程朱學派影響較深。船山認為，人是由氣生成的，氣中有理，氣中之理表現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有兩方面，一為仁義禮智之性，一為聲色臭味之性。前者是道德的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船山承認有德性之知，他提出了新解釋。張先生指出，在人性論上王船山的獨創觀點是“性日生日成說”，這是對不變的人性觀點的否定。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張先生還發表了《王船山的主動哲學》一文。張先生認為：“王船山在宇宙觀方面，闡明瞭動的根本性，認為靜只是動中之靜；在人生觀方面闡明瞭動的重要性，認為動是道德修養的基礎。”船山批評了“守靜論”，指出“動”不僅是自然界的基本情況，也是人類生活的主要內容，更是道德實踐的樞紐。張先生認為船山的主動論是比較全面深刻的，且體現了時代精神。
綜上所述，張先生抓住了王船山哲學的主脈及其特殊貢獻處，予以創造性解讀，並與他自己的哲學主張和系統，相互襯托、照映。
關於“主動”的提法，我們不難想到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對王船山哲學與自己的哲學特徵的總結，都提到“主動”。在《十力語要》中，熊先生指出，王船山“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慾，論益恢宏。浸與西洋思想接近矣。”在《讀經示要》中，熊十力更進一步指出：“吾平生之學，窮探大乘，而通之於《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動而不可頹廢，率性而無事絕欲，此《新唯識論》所以有作，而實根柢《大易》以出也。（作者自注：上來所述，尊生、彰有、健動、率性，此四義者，於中西哲學思想，無不包通，非獨矯佛氏之偏失而已。王船山《易外傳》頗得此旨。）”熊氏在此總結的“尊生”、“明有”、“主動”、“情一於性”四大觀念，構成了中國近代化哲學的基本格局。
張岱年先生曾與熊先生相過從，對熊先生哲學評價很高：“前輩熊十力先生是現代中國著名哲學家之一，他於三十年代提出自己的獨特的哲學理論‘新唯識論’，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更重發新見，提出‘攝體歸用’的實體學說。他著作豐富、內容宏博淵奧，確有甚深義蘊。以他的哲學著作和現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學家的著作相比，實無遜色。”張先生認為熊先生對《周易》的辯證法確實有極深的體會，他指出熊先生闡發宇宙人生“生生不息變化不竭之真機”，健動、去故取新、自強不息，是其哲學的主要貢獻，確有見於中國傳統哲學的積極因素。張先生肯定熊先生勇於獨立思考，說熊先生一生殫精覃思，確有過人之處。
張先生回顧了與熊先生交往的過程，最後指出：“作為一個努力獨立思考、不斷追求真理、從而提出自己的學說體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熊十力先生是值得紀念的，他的思想是值得我們細心研究的。”
其實張岱年先生早年也有了自己的相當豐富的哲學體系，可惜由於時代的限制，他中晚年未能使這一體系展開、完善。張先生以其慧識，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中，予以全面深刻地發掘，著述頗豐，貢獻尤多。以上我們關於張先生對價值觀與思維方式兩論，以及王船山、熊十力兩人之研究的解讀中，可見他的精神的投射。
張岱年先生的精神不朽！他的為人為學之道，值得我們反覆咀嚼、認真學習。我感念先生的提攜。能有機緣與張先生交往、學習，得到他贈送的大著，親筆題箋，又多次親賜書札，真是三生有幸！
篇幅所限，註釋從略
原文刊於
《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