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的人們談及大宋蘇東坡，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自古至今，所到之處，無論是文章詩詞，還是人格精神，歷來都是“圈粉”無數，尤其膾炙人口的是，東坡先生自帶“吃貨”標籤，以其命名的“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魚”被人頻頻提及，一眾老饕無不眉飛色舞，唇齒流涎。然則，這樣一位美食家，在其弟子蘇門四學士中，除江西詩派開山之祖黃庭堅、“山抹微雲君”秦觀、“農喜亦喜，農憂亦憂”的張耒以外，鉅野晁補之（無咎）則是身後寥寥，少人得知，猶如其名，似乎是蘇門四學士中的編外“補之”。其存世之《雞肋集》以食材雞肋命名，更令我們意外和費解，不但沒有一絲蘇東坡“飽得自家君莫管”的意思，也沒有半毫“人間有味是清歡”的風采嘛！那麼，晁補之與東坡先生又是怎樣一種往事縈懷的師生行誼呢？
放出一頭地與可以擱筆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20歲時的蘇軾，曾讓文壇領袖歐陽修十分賞識，稱“讀軾（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晁端彥（晁補之叔父）也曾側面印證說：“吾從歐陽公遊久矣，公令我來，與子（蘇軾）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
歐陽修畫像
熙寧四年（1071），晁補之十九歲，以一篇《七述》打動了蘇軾。蘇軾“道杭之山川人物秀麗，誇靡饒阜”而有所感賦，原本打算擬“枚乘、曹植《七發》《七啟》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窮其狀”，但讀罷晁補之的《七述》後讚歎說：“吾可以擱筆矣（我可以擱筆了）！”活脫脫另一個版本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期間，流傳最廣的《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被後人譽為“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而紛紛為之擱筆。同時蘇軾在此期間開始填詞，《東坡樂府》記載其第一首編年詞為熙寧五年（1072）的《浪淘沙》（昨日出東城）。那麼，處於創作旺盛期的蘇軾對十九歲的晁補之青眼有加，難道僅僅是一句客套話嗎？
晁補之憑藉《七述》成為了蘇門四學士中第一個“獲侍於蘇公”拜師學藝的弟子，對於這位弟子，蘇軾也是抱有很大的期許。雖然說亦師亦友，相互探討，但顯然晁補之在蘇軾這裡，詩文書畫均受益非淺，蘇軾時常對他指點迷津。“辱在先生門下，雖疾風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請質，必待見先生而後去。先生亦與之優遊講析，不記寢食，必意盡而後止”。元豐二年（1079），晁補之27歲時，考中進士，開封府和禮部考試都是第一名，連宋神宗都指著他的試卷說：“深於經術，可革浮薄。”授澶州司戶參軍，試學官，任北京國子監教授。可見，蘇軾對晁補之的欣賞，絕非表面上的客套。而早期的晁補之，與其師蘇軾一樣，在仕途上是非常想有一番作為的，兩人彼此之間可謂影響深遠。
我來亦何事與念我百里遠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況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徙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
——蘇軾《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熙寧七年（1074）八月，蘇軾以督捕蝗蟲，自杭州來到新城，在晁補之的陪同下參觀新城七賢鄉陳氏園，寫下此詩。晁補之則以《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作》相和，一句“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既回答了蘇軾“我來亦何事”之問，又表達了對老師蘇軾的感激之情。我們能清晰的感受到，兩人在彼此一唱一和中那種濃濃的師生之誼。
《蘇軾詩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熙寧八年（1075），晁補之與父親晁端友回到山東故里，不久又去了開封，晁端友因病卒於京師昭德坊，晁補之於熙寧九年侍奉母親再度返回故里。師徒二人短暫分離後，在熙寧十年（1077）春，蘇軾自密州去開封時，在汶上李師中處師徒再度相見。蘇軾在都門時，晁補之又去汴京專程拜謁蘇軾。
其後在元祐年間，蘇軾與蘇門四學士交遊甚多，蘇軾在《書黃泥坂詞後》一文中“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尋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元祐六年（1091）春，晁補之南下赴通判揚州任，治政事頗勤。次年春，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改知揚州。“去年使君道廣陵，吾州空市看雙旌。今年吾州歡一口，使君來為廣陵守”（晁補之《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先生以淮南旱書中教虎頭祈雨法始走諸祠即得甘澤因為賀》）。可以說，在揚州的這半年期間，師徒二人遊宴唱和，如沐春風，交往頻繁，彼此歡愉。蘇軾對晁補之極為推崇，引為“類己”。
［宋］晁補之《老子騎牛圖》
然而這一切美好的氛圍，都是短暫的，紹聖二年（1095）坐黨籍，晁補之以坐修《神宗實錄》失實一事，敕降通判應天府。他在《南京謝到任表》又言道：“臣昨任知齊州，為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任上訖”。蘇軾在短暫停留揚州後，也以譏訕先朝的罪名被新黨連奪三官，將他遠貶惠州，這一下子揚州修摘星樓的罪名便大多落到了晁補之的身上，對此蘇軾深感不安，每每與人交談時，總愧疚自己連累了晁補之，“無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怍”（《答張文潛四首》）。
晁補之縱有才氣縱橫，與其師蘇東坡一樣的“腹有詩書氣自華”，且政績斐然，但也與其師蘇東坡一樣的滿腹“不合時宜”，最終也是浮沉下僚，命途多舛，仕途也隨著蘇東坡起起伏伏，一貶再貶都是最平常的。但二人任朝政風雲變幻，升遷謫斥，無不相共進退。在人生起伏跌宕後，五十一歲時，晁補之廢退金鄉，並將自己的寓所命名為東皋，雖然說是“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我們也能看出，他在隱隱的向恩師“東坡”致敬。
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間，蘇軾病逝，晁補之聽聞噩耗，悲慟至深，為文悼之。“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祭端明蘇公文》）。在祭文中，將其真摯情誼盡數傾注。
學東坡，韻致得七八
蘇軾在《答李昭玘書》中說：“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
晁補之與黃庭堅、秦觀、張耒俱從蘇軾遊，蘇門四學士之所以都有較高的成就，與蘇軾細心體貼、因材施教的指導方式是分不開的。蘇門師友之間的彼此尊重，互相關懷，那種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潑詼諧的團體氣氛，更使後人在千載之下，尚神往不已。
《蘇詩補註》（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雖說四學士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蘇軾的薰陶，尤其在現實政治態度方面，他們有一致的傾向，風波與共，一向為後人認為是蘇軾的羽翼。但在文學創作方面，四學士彼此因家境背景、審美觀念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晁補之詩多古體，近體喜制七律，骨力遒勁，辭格俊邁，更多的像韓愈、歐陽修；詞作更多的是步其師蘇軾，被人稱為“學東坡，韻致得七八”。清代胡薇元在《歲寒居詞話》中提到：“無咎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其詞神姿高秀，可與坡老肩隨”。近代張爾田更是如是斷言：“學東坡者，必自無咎始，再降則為葉石林，此北宋正軌也”。
讓我們再一次於詞作為例，晁補之雖然多有師法蘇軾之處，但絕非亦步亦趨，他力主“師心而不蹈跡”（《跋董源畫》），本身他的個人氣質也缺少蘇軾豁達豪邁的襟懷。《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言道，晁補之“所為詩餘，無子瞻之高華，而沉咽則過之”，魄力不夠。這也從晁補之的角度，說明了蘇軾在詞的發展上，將描寫風月相思、離懷別緒、男女戀情等內容，為之轉變，開拓了詞的界廣功能和高華境界，且“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晁補之身後寥落，未得臻其師一流詞家之境，也是有其學識襟懷的自身原因的。
《蘇東坡全集》
讓我們再一次以晁補之早年間在新城看其師蘇軾的視角，“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沉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來進一步回顧蘇軾縱情山水、瀟灑自如、觸處皆春、豁然達觀的一生。
覼縷道來，再想一想，“補之”一詞雖然不如“辛疾”“去病”一樣赫赫大名，但終究也是“無咎”，《易經》所求的不就是“無咎”嗎？而《雞肋集》之以“雞肋”一詞命名，無非是晁補之的自謙之詞罷了。畢竟蘇軾門下，又能有哪一位會是“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之雞肋呢？
而蘇軾本人，不但自身是才華橫溢、博大宏闊、襟懷坦蕩、澹泊名利的千古第一才子，而且對於晁補之等這些蘇派嫡傳的培養、提拔，更是既認真又溫和，循循善誘，諄諄教誨，並將識拔後進引以為平生一大快事。在堅持藝術風格多樣化的前提下，沒有將“蘇門”搞成一個單一的文學流派，這種襟懷是十分可貴的。可以說，蘇軾對蘇門四學士的文學創作及文壇地位，是有著積極的長養沾溉作用的。
（本文為第五屆伯鴻書香獎·閱讀獎獲獎作品）
（統籌：陸藜；編輯：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