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燦然：不朽事物的微光
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
黃燦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系統地閱讀中國古典作品，更是深入研究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杜甫；作為譯者，他翻譯了大量西方詩歌，同時也是在追尋和發現另一個傳統。這樣的經驗使得他自身也不斷變化，從而更加深刻、敏銳和清醒。大約二十年前他寫下文章《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全面和透徹地解讀了今天的詩人所面臨的寫作處境。在詩人張爾看來，黃燦然非常清晰地懂得自身面對什麼樣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和當代、世界和自身，他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應該怎麼寫，寫什麼，為誰寫。黃燦然曾說過：“我的詩也要能打動那些不讀詩的人。” 除了所謂的理想讀者，譬如詩人、批評家、學者，他也注重與任何普通閱讀物件的情感溝通，與此同時，在他的寫作野心之下，這樣的讀者不僅只是在現在，也應該在未來。為此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做好了長足的準備。
在詩人李春俊看來，理解黃燦然的詩歌的藝術一定要做一些準備。讀者更多地還要讀其他詩人的作品，比如葉芝、米沃什、卡瓦菲斯、布羅茨基、杜甫……在讀過這些詩人的詩作後，我們能更容易察覺到黃燦然的詩歌思想，詩歌技巧，詩歌記憶，以及他語言的調性；我們也更容易理解這些創作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可以看到黃燦然從這些詩人的詩歌中汲取精華從而形成了自己的一種聲音。
黃燦然在《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中寫道“工具—語言—工具……詩人需要重新鑄造語言—準確的、清晰的、堅硬的、實在的、豐富的、深刻的語言，活生生的語言。”詩人阮雪芳對此評讀道：“他將詞語置入，並尋得通往事物深處的路徑。這個過程，詩人運用獨特的語言締造了一個愛與善的文學世界，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的詩歌，還有翻譯和評論上，而他所傾注的創作，將那些值得珍存的事物留下來。”詩人、評論家和翻譯家的多重身份，使黃燦然比別人在對世界的審視與勘探的層面，獲得了更為清澈的凝視和更加深刻的理解。他的詩藝嫻熟，大道至簡，體現有道在身的篤定，又深得語言精妙。顯然，黃燦然的詩歌語言裡，存在一道完美的詞語鏈條，準確而精密。
靈魂與肉體的對抗
黃燦然之前大公報任國際新聞翻譯，這份工作幾乎佔用了他大部分時間，他還要兼顧社會、時政、時裝、醫療……他至少翻譯了一千五百萬字的稿件。對他而言，新聞翻譯的工作讓他變成了一架機器。他說：“雖然工作和生活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卻只佔我百分之五的腦力；相反，詩歌和文學翻譯用了我百分之五的時間，卻佔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腦力。” 他在詩歌裡面寫道：“我的衝動是如此強烈/我突然鄙視起我這份做了二十五年的工作/突然對辦公室感到噁心”他要尋找他的精神家園，為此他開始反思，想換個活法。恰好洞背村成就了詩人的世外桃源夢。
洞背村作為中國式傳統鄉村，富有自然的原生意趣，詩人長久居住在擁擠的繁華都市，初到此地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他在活動現場說道：“我來洞背之前沒有預設想法，我很想來體驗一下中國大陸目前在經歷的改革變化，但我不用去到什麼很遠的地方，什麼災區或產生鉅變的特殊地點。來到這裡，我就可以透過洞背村這麼一個角落，一個小地方的變化，窺探到整個中國的變化。這種變化帶來的震撼是十分直觀的。這些對於居民來說是不太舒服的體驗，但對我的詩歌創作卻是一種幸運的啟發。”
在詩人戴逢春看來，來到洞背村之後，他像孫悟空一樣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洞背村成了他的“花果山”，他成了洞背村的山大王。他的靈魂與詩一同被解放，只是他依舊虔誠地，把日子寫成了一首首詩。詩人李春俊認為，他筆下的洞背村仍舊是那麼寧和、溫潤，對這個人世充滿著一種宗教般的情懷。這些都讓讀者覺得詩歌就應該是這樣子的，就像生活中的一杯清茶、一朵野花、一隻貓、一隻狗，就是這樣的日常。
詩人張爾評論道：“正是這種日常與詩的深度、全面的交織與融匯，他的詩歌形成了如下特徵，由文字、詞語、片段、內在精神和世界觀組織而成的故事，這些卡片式的故事有時候像散文，有時候像小說；由觀察、觀看、風景、經驗所描繪出的自然風景和當代視覺景觀；由尺度、節奏、質地、樂感以及詩歌神秘的偶然性所譜寫的複雜樂章。作為一個獨立的詩人，他像杜甫一樣描寫當代日常，像印象派藝術家一樣捕捉光線的變化和風景，像馬勒和巴赫一樣演奏美妙的音樂。”
詩人楊春美認為，黃燦然詩歌字裡行間表達著對鄉村田園生活寧靜的安然欣喜，但是也有隱隱的哀傷，時常擔心洞背村這樣的世外桃源若干年後也將不復存在。洞背村地處城市邊緣，不可避免地遭受現代化改造的命運。詩人阮雪芳評論：“當詩人看到村莊從自然純淨到彌溢灰塵與噪音的變化，目睹住民逐漸喪失歸屬感而無所歸依，焦慮佔據了他的內心。他的詩歌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透露對人居環境的深思：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矛盾中，我們身上有什麼被瓦解了？在日益同質化的生活中，人又如何去進行自我的精神守護？”
愛的流注和善的美德
黃燦然認為影響他詩歌和生命最大的不是詩人或作家，而是佛陀和耶穌。他的詩歌深刻體現著愛的流注和善的美德，始終貫穿著一種仁愛、平等、利他的精神，所以，他無論寫人、動物，還是花草樹木，都寫得妙趣橫生，富有哲思。在詩人戴逢春看來，優秀詩人往往藉助於花草樹木、日月星辰，大地天空、甚至“盛夏裡的暖冬”，賦予它們相應的人格能量與情感密語，將生活、情意融入其中，黃燦然就是這樣。而黃燦然說道：“很多詩只是由各種幸運和各種巧合造就的。”
詩人阮雪芳評論道：“在閱讀選擇上，讀者需要誠實而深刻的文字，揭示生存並給心靈以啟悟和撫慰，黃燦然進行的即是這種讓人信賴的寫作。”他在《自述》中說過“我突然想到，既是這樣，那麼我何況就多做翻譯，把下半生都用來服務別人。這樣下了決定，便頓然輕鬆起來。這種一定程度的無我，反而使我看到世界的光彩，並順手變成詩。”黃燦然的創作和翻譯是為他人而做，給人帶來安慰和力量，他的真誠，來自內心對文學之善的信仰，以及對這一信仰的捍衛，無論作為詩人、知識分子，抑或時代人，他的敏識和承擔，始終和他所翻譯的那些偉大的思想保持一致。這種彌足珍貴的價值向度，在他的詩歌寫作上，得到了具體的深化，他的詩歌擁有堅實開闊的質地，散發出直透靈魂的熱量，也許有人稱之為寬厚的悲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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