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國時期，已出現鏡背上帶有顏料繪製紋飾的銅鏡，本文將其稱作彩繪銅鏡。目前發現的戰國彩繪銅鏡多出土於齊、楚和東周王城洛陽的貴族墓葬內，集中於戰國中期，戰國晚期漸逐衰落，西漢已極少發現，形制、紋飾、工藝既有共性又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彩繪銅鏡的紋飾有明顯的選擇性，意在強化辟邪禳災的功效，反映了靈魂不滅的普遍宇宙觀，與戰國中後期陰陽家、道家、宗教巫術和神仙方術在齊、楚等地盛行相關。
關鍵詞：戰國；彩繪銅鏡；強化效用；辟邪；宇宙觀
在我國銅鏡史上有一些鏡揹帶有顏料繪製紋飾的銅鏡以往被歸為漆器［1］、彩繪青銅器［2］、特種工藝鏡［3］等。實際上，這些名稱均未能恰當地概括這些銅鏡。本文認為將鏡揹帶有顏料繪製紋飾的銅鏡稱為“彩繪銅鏡”更貼切，也更有利於深化其研究。經統計，彩繪銅鏡主要出土於戰國時期。為何戰國時期以銅鏡作胎施彩，這些彩繪銅鏡及其使用人群有無特殊之處？下文將結合新出土材料回答這一問題。
以往科學考古發掘的戰國彩繪銅鏡集中在楚地，洛陽地區也有非科學發掘品。近年臨淄齊故城周圍也出土了多枚彩繪銅鏡，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對比材料。目前涉及彩繪銅鏡的研究多集中於形制的描述，對工藝的研究較少［4］，也缺乏對彩繪銅鏡的系統統計、型別劃分、墓葬情境及其功用和歷史成因的綜合研究。因此，本文結合近年山東臨淄地區的新出土資料，透過分析戰國彩繪銅鏡的年代、形制特點、區域異同和出土情境，對戰國彩繪銅鏡及其特點、社會功用等問題進行探索，以加深對戰國銅鏡的研究。
一、出土概況及年代
（一）出土概況
戰國彩繪銅鏡的發現總量不多，集中分佈於楚地、齊地及周王城所在地洛陽。據統計有出土背景的共36件，其中楚地20件，佔比55。6%；齊地12件，佔比33。3%；洛陽地區4件，佔比11。1%，詳情如下。
第一，楚地彩繪銅鏡出土於紀南城及周邊，並向南北輻射至河南信陽及湖南長沙，共20件。湖北共出土12件：荊門包山1986M1和1986M2出土3件，其中1986M2有2件［5］；其餘墓葬各出1件，分別為荊門郭店1993M1［6］，荊州天星觀2000M2［7］，江陵九店M234、M514、M77［8］，江陵望山1965WM4［9］，江陵劉家灣1987M99［10］和雨台山1986M10［11］，老河口安崗1992M2［12］。此外，湖南共出土4件，其中慈利石板1987M36、1987M33［13］，長沙楚墓1952M407（52長沙斗笠坡M744）、1992M397（92馬益順巷M1）［14］各出土1件。河南信陽長臺關1957M1和1958M2分別出土2件［15］。
第二，齊地彩繪銅鏡集中在臨淄齊故城附近，共12件。商王村1994M1［16］和張家莊2010M136各出土4件［17］。1988年齊魯石油化工研究院內M1［18］，國家村2006M110［19］，南馬坊2011M440，徐家莊2012M98各出土1件。
第三，東周王城所在地洛陽共出4件。梅原末治著錄資料中有4件彩繪銅鏡出自洛陽金村［20］，其中有三龍彩繪透雕鏡2件，為日本盧屋黑川福三郎氏藏；另外還出土2件彩繪銅鏡，一件賦彩細紋地四禽鏡現藏日本東京細川侯爵家，另一件九弧紋彩畫鏡現藏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需指出的是，1928年至1931年金村大墓曾被猖狂盜掘。從近年檔案整理可知，流失海外的所謂金村文物，應是包含金村墓葬在內的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洛陽地區出土的戰國至西漢時期的文物組合［21］。
（二）年代
學界常據墓葬年代和器物型別分期斷代。彩繪易脫落，彩繪銅鏡的年代距所出墓葬的下葬年代應不遠，戰國彩繪銅鏡所出墓葬的年代較集中。
戰國中期墓有天星觀2000M2［22］，石板村1987M33、1987M36，長沙1992M397（92馬益順巷M1），九店M234，郭店1993M1，望山1965WM4，長臺關1957M1、1958M2［23］，包山1986M2［24］，安崗1992M2，共出土彩繪銅鏡15件。戰國中期晚段墓居多，有的可早至戰國中期早段，例如天星觀2000M2。因而，這些彩繪銅鏡的年代應屬於戰國中期。
戰國晚期墓有九店M514、M77，長沙M407，商王村1994M1，共出土7件。九店M514、M77屬於戰國晚期前段。商王村1994M1的年代還有爭議，有認為其年代在戰國晚期的，也有認為在齊滅國之後，下限可能延至漢初［25］。
僅能籠統歸為戰國時期的有劉家灣1987M99，雨台山1986M10，張家莊2010M136，齊魯石油化工研究院M1，國家村2006M110，南馬坊2011M440，徐家莊2012M98，共10件。此外，透雕鏡出現於春秋晚期，流行於戰國中晚期，戰國後絕跡，同時由於禽鳥鏡和素地連弧紋鏡也都是戰國中後期的典型銅鏡［26］，因此筆者認為所謂金村的4件彩繪鏡應屬於戰國時期。總之，彩繪銅鏡集中在戰國中期墓內，多屬戰國中期晚段，戰國晚期仍流行，但有衰落趨勢。西漢已寥寥無幾［27］，應是彩繪銅鏡的消亡期，最遲至西漢中期消亡［28］。
二、彩繪銅鏡的型別及特點
上述36件彩繪銅鏡中，經考古發掘時代明確、紋飾清晰的有27件。銅鏡可分為圓形和方形兩大類，根據主紋飾可分為不同的型。下文對這27件彩繪銅鏡進行型別分析。
（一）方形彩繪銅鏡
共9件。
A型 龍紋鏡，共2件。均出土於臨淄張家莊2010M136，寬鼻環紐，鏡體略厚，鏡背平整，平緣，兩鏡形制和大小相同，紋飾相近，由硃紅、粉藍和白色繪製，鏡緣塗一週紅彩（圖一，1、2）。
B型 鳳紋鏡，共2件。該類鏡均為透雕的四鳳，橋形鈕，邊緣飾捲雲紋，四角有乳釘。大小相若，均髹黑漆地。包山1986M2∶432-3用紅、黃二彩（圖一，4）；郭店1993M1∶T24用紅彩（圖一，3）。
C型 方格紋鏡，共5件。馬益順巷1992M1∶67，石板村1987M36∶11，九店M234∶4，劉家灣1987M99，雨台山1986M10各出1件。除石板村鏡為梭形鈕外，其他方格紋彩繪銅鏡均為十字形鈕，主體為方格紋，有的間飾以捲雲紋、渦紋等；均髹黑漆為地，以紅色或黃色繪方格（圖一，5~8）。
（二）圓形彩繪銅鏡
共18件。
A型 鳳鳥紋鏡，共6件。根據主紋鳳鳥的不同，可分為兩個亞型。
Aa型 雙鳳鏡，共3件。該類鏡均為橋形鈕，主紋為鳳鳥，有的繪彩色幾何紋和雲紋作為點綴，分別是國家村2006M110（臨淄銅鏡681）、張家莊2010M136（臨淄銅鏡682）、安崗1992M2∶37（圖二，5、6、9）。其中，臨淄銅鏡上彩繪的顏色有硃紅、粉藍、白色，邊緣有一週紅彩，尺寸相近，直徑約12。5釐米。安崗銅鏡除髹黑漆地外，以紅、綠、黃色繪彩，尺寸略大，直徑17。3釐米。
Ab型 三或四個鳳鳥以及龍鳳組合，共3件。該類鏡均為橋形鈕，個別鈕套一圓環，髹黑漆地，主要施紅、黃色，有的施金色。包山1986M1∶9為兩組鳳凰紋組合，直徑19。7釐米。九店M77∶14主紋為三隻鳳鳥，直徑16。7釐米。天星觀2000M2∶11-8有三組龍鳳纏繞，鏡體較大，直徑為23釐米（圖二，12、10、14）。
B型 獸紋鏡，共5件。該類鏡以蟠螭紋或龍紋、虺紋等獸紋為主紋，有的使用了透雕、鑲嵌等工藝。長臺關58M2∶219-1以虺紋為主，以硃色為地，用黑、銀、黃繪紋飾（圖二，7）。長沙M407∶652（52長沙斗笠坡M744）為羽狀地紋四獸紋，鏡緣以朱繪菱形，直徑18。8、厚0。7釐米（圖二，13）。包山1986M2∶432-9和傳為洛陽金村大墓出土的2件均透雕鏡，其中包山鏡主紋為四分蟠螭紋，外飾雲紋且鑲嵌綠松石，鏡託髹黑漆，內襯絹（圖二，11）；洛陽三龍彩繪透雕銅鏡2件，大小形制相同，龍體殘存彩繪，寬緣以朱、綠、白等顏色繪三角雲紋，直徑10。3釐米。
C型 方格紋鏡，共3件。該類鏡的主紋為方格，間繪捲雲紋，橋形鈕，鏡較小且薄。望山1965WM4∶35的鏡背髹褐色漆，繪黑色方格、雲紋，直徑9。8、厚0。1釐米（圖二，2）。石板村1987M33∶24的鏡背髹黑漆，朱繪方格、雲紋，直徑10。4、厚0。1釐米（圖二，1）。南馬坊2011M440（臨淄銅鏡679）用紅色和白色繪方格和捲雲紋，鏡緣施紅彩，直徑8。3、厚0。1釐米（圖二，3）。
D型 雲紋鏡，共3件。該類鏡主紋為對稱的雲紋。長臺關1957M1∶129及1957M1∶69均用紅、黑、銀色，M2∶219-2還有兩週弦紋，飾紅彩。雲紋鏡尺寸相若，直徑約14、厚0。2釐米（圖二，4、8）。
E型 花葉紋鏡，1件。徐家莊2012M98（臨淄銅鏡680）以紅、白色繪花草紋與捲雲紋，鏡緣塗一週紅彩，直徑11。3釐米。
經分類和統計可得出以下認識。
1。方鏡與圓鏡並行，方鏡數量少於圓鏡，僅佔出土總數的25%。
2。方格紋、鳳鳥紋、龍紋（蟠螭紋）數量持平，佔紋樣總數的82%，另外還有云紋，少量花葉紋、獸紋等。
3。楚地多以黑色為底色，個別以朱或褐色為底色，其上繪以紅、黑、黃、金、銀色；齊地彩繪鏡多繪紅、粉藍、白色。漢代彩繪鏡的顏料屬硃砂、藍銅礦等礦物質，同時代漆器也大都為礦物顏料［29］，戰國彩繪銅鏡的顏料應與之類似。
4。洛陽的彩繪鏡均在鑄好的精美紋飾的鏡背上繪彩，齊地均在素面鏡上繪彩，楚地兼有在透雕鏡和素鏡等上繪彩的方式。
5。戰國彩繪銅鏡的大小及厚度與戰國非彩繪鏡相近，均較輕薄。彩繪方鏡邊長多在8~11釐米，彩繪圓鏡大小不一，直徑多在8~20釐米，最大的彩繪方鏡、圓鏡均在齊地，邊長和直徑分別達20釐米和36釐米。
總之，戰國彩繪銅鏡在形制、紋飾和工藝上有較多的共性，但地域差異明顯。
三、墓葬等級及空間位置
將彩繪銅鏡置於墓葬中有助於認識其使用情境。在參考楚墓的分類標準［30］和已有成果基礎上，本節根據墓葬等級，分別考察彩繪銅鏡的出土位置及空間關係密切的伴出物。
第一級為封君或上大夫及夫人墓，其彩繪銅鏡多置於奩內。這類墓有天星觀2000M2，長臺關1957M1、1958M2，包山1986M1、1986M2等，多有大封土，一條墓道，分二至七室不等，隨葬成套青銅禮器，有的有陶禮器及編鐘編磬、車馬器和竹簡、玉器、漆木器等。根據發掘報告可知天星觀M2應為天星觀M1主人“邸陽君番”的夫人，其內彩繪鏡在奩中。奩緊貼兩件木傭放置，奩內有銅帶鉤、瑪瑙環等。包山M2為左尹邵屬大夫階層，推測M1為M2之妻，其彩繪鏡置於北室漆奩中。其餘墓雖被盜擾，但也都表現出與木傭、鎮墓獸關係密切。
第二級為下大夫級墓，其彩繪銅鏡多出於頭箱內，個別放於竹笥中，多與帶鉤、梳、篦等物成堆放置，在空間位置上與鎮墓獸、木傭關係密切。這類墓有石板村1987M36、1987M33，安崗1992M2，長沙楚墓M397，有的有封土，一般有墓道，多為三室，青銅禮器與陶禮器混用，一般有漆木樂器，車馬器零件，個別有遣策等，其他種類隨葬品少。發掘者認為石板村1987M33應為1987M36之妻，屬下大夫，其彩繪鏡出於頭箱，距墓主人正頭端的鎮墓獸較近，頭箱還有陶禮器，梳、篦等。安崗1992M2與安崗M1為夫妻異穴合葬墓，屬下大夫一級，兩件鎮墓獸和銅鏡均在頭箱的中間，與墓主人頭部呈一條直線。
第三和第四級分別為士級和庶民墓，彩繪銅鏡多與銅劍、鏃等兵器、陶禮器或少量裝飾品共出。士級墓一般無封土，有的有墓道，墓分兩室或不分室，隨葬品主要為仿銅陶禮器或少量銅禮器，個別有鼓、瑟、竹簡。這類墓存在等級差異，有郭店1993M1、九店M234、九店M514、九店M77、望山WM4。如發掘者認為郭店1993M1應屬有祿田的上士，而九店M234僅有陶禮器、銅鏡和零星的裝飾品。庶民墓僅長沙楚墓M407一座，為較窄的豎穴土坑墓，隨葬陶鼎、敦、壺，彩繪銅鏡和玻璃壁。
彩繪銅鏡上至周王城的貴族、諸侯國封君、大夫，下到士乃至庶民階層都可享用，但庶民墓佔比極少，說明這屬比較貴重的奢侈品。依墓葬等級的不同，彩繪銅鏡在墓內的空間位置及伴出物有明顯的特點。上大夫及以上階層墓的彩繪銅鏡多置於奩內，與鎮墓傭或木傭等喪葬器相鄰放置；下大夫及上士階層墓彩繪銅鏡多放置在墓主人頭端，大體與梳篦、帶鉤之類成堆放置，幾乎與鎮墓獸、墓主人頭部呈一條直線；低等級士和庶民墓的彩繪銅鏡大都在頭箱，多與劍、鏃等銳兵器同出。由此可見，彩繪銅鏡既有明顯的實用功能又與鎮墓獸、木傭等喪葬具關係密切。
四、社會功用及背景試析
在對戰國彩繪銅鏡的流行地區、年代、型別特點和出土情境認識的基礎上，本節嘗試探討其社會功用及背景。
第一，戰國彩繪銅鏡被置於奩、竹笥內，或與梳篦、帶鉤之類成堆放置，表現出實用性功能即照容，是“事死如事生”觀念的反映。戰國墓葬有分室，表明墓室空間有明顯的功能劃分，如包山M2遣策類簡牘（簡259-264）載“相（箱）尾之器所以行”與墓室出行車馬類的隨葬品種類相對應。《呂氏春秋·節喪》有載“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一般而言，同其他日常生活用器一樣，死者在生前使用的銅鏡可隨葬於墓內。
第二，長江流域楚墓和黃河流域下游戰國墓的非彩繪銅鏡就常出於頭箱正中，有些與鎮墓獸共出［31］。戰國彩繪鏡與非彩繪鏡都有辟邪的功用，其上繪彩應是為了增強辟邪禳災之類的功效。
早期銅鏡和戰國銅鏡有明顯的宗教意義［32］，漢鏡有我們熟知的“去不羊（祥）”功用，之後更是道教的法器。殷墟時期侯家莊M1005的銅鏡是墓內唯一塗有硃砂的器物［33］，而硃砂在史前及夏商就在信仰和儀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功能［34］。紅色是彩繪銅鏡的主要用色之一，應屬硃砂，可作為顏料，有藥用價值也是煉丹的原料，具有使人昇天成仙的奇效［35］。彩繪的顏色還有黑、黃、白、藍等，戰國已出現“五色”的概念。《周禮·天官》有載“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左傳·桓公二年》有“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之說。可見“五色”與人的生死相關，用“五色”在銅鏡上繪圖案，目的在“昭”所繪之物。此外，漢墓的解除瓶上畫符、文字，就有增強解除災殃的功力［36］，與彩繪施於銅鏡有異曲同工之處。
“事死如事生”觀念之下，李學勤先生提出“專貯在漆盒中，似與明器不合”的疑問也可解答。彩繪是“防鏽蝕、彌補鑄造或修補缺陷”之說並不恰當。彩繪粘合材料可能是膠，既不耐水、酸、鹼，又不耐摩擦［37］，極易脫落，考古發掘的彩繪銅鏡並無明顯的鑄造缺陷，可見繪彩的主要目的不在於防鏽蝕或修補。
除去彩繪，“彩繪銅鏡”與同時代的透雕鏡、禽獸紋鏡、素鏡等並無二致。顯然，在已有辟邪禳災功用的銅鏡上再繪“五色”特殊紋樣，意在強化突顯其功效。
第三，繪彩紋樣有明顯的選擇性，90%為方格紋、龍紋、鳳紋、雲紋，尤其應注意的是數量可觀、佈局一致的“方格紋”不見於戰國非彩繪鏡上。
彩繪方格紋鏡與占卜的“式”有密切關聯。方格的繪製難度並不高，美學價值也有限，個別繪製略顯粗糙，如雨台山1986M10的方格紋鏡。李零指出慈利石板村M36的方格紋方鏡已具有象徵十二辰之類的方格，近於“式圖”［38］。實際上，除臨淄南馬坊2011M440的彩繪鏡為九宮格外，其他方格紋鏡也都是類似結構，或許是“九宮類式”和“六壬式”的反映。透過比對式盤［39］發現，戰國彩繪銅鏡尺寸與式盤相當，天盤直徑多在6~13釐米，地盤邊長多在9~25釐米。
龍、鳳、雲等抽象神秘影象被繪於鏡上，是鎮墓驅邪、引魂昇天的工具，反映了早期的昇仙思想。“鎮墓獸”以雲紋和龍紋為主與此相關［40］。以天星觀M2為例，羽人、鎮墓獸、人俑、虎座飛鳥、漆神樹、木劍等分散於各室，有濃厚的引魂昇天的意圖。
戰國時彩繪銅鏡在楚、齊和東周王城洛陽地區集中出土有其歷史原因。楚地盛行老莊之學，齊地則是稷下黃老之學［41］，楚、齊流行神仙思想。漢武帝之後獨尊儒術，其他流派思想不同程度的受到影響。彩繪銅鏡在漢代中期後不再出現或許與此相關。
五、結論
戰國彩繪銅鏡是在圓形或方形的素地鏡、禽獸鏡甚至精美的透雕鏡等銅鏡上再繪彩的鏡類，所繪紋飾主要為方格、龍紋、鳳紋、雲紋，意在強化驅鬼除邪、祈福禳災的功效，反映了時人靈魂不滅的宇宙觀。該類鏡在形制、紋飾和工藝上有較多的共性又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彩繪方鏡和圓鏡並行，以圓鏡為主，大小及厚度與非彩繪鏡相近。楚地多以黑色為地，繪紅、黃、金、銀等色，齊地多繪紅、粉藍、白色。洛陽地區在已鑄有精美紋飾的鏡背上繪彩，齊地多在素面鏡上繪彩，楚地則有在透雕、素面鏡上繪彩的工藝。目前發現的彩繪銅鏡在戰國中後期集中出現於楚地、齊地乃至周王朝核心區，戰國晚期末有衰落趨勢，西漢已極少發現，應與戰國時期神仙方術、陰陽五行和宗教巫術、道家等社會思潮在以上地區盛行相關。
（作者：王亞、方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另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2年第2期）
責編：段姝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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