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的《海豚》出版於1973年，與之相關的一場婚外情，以及他在寫作中竊用被遺棄之妻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的絕望書信入詩的行為，給這本書帶來了諸多非議。這些異議首先來自讀到手稿的朋友，出版後又受到一些批評家的譴責，但是它仍獲得了1974年普利策獎。半個世紀過去，往事塵埃已消散，那場是非中的當事人也都已長眠，中文版《海豚》終於姍姍到來，洛威爾低沉的、戲劇化的獨白與多聲部對白開始在中文裡混響，夾雜著1970年代的紐約、倫敦的種種噪音，一切仍然鮮活如初。
作者 | 王一笑
《海豚》，作者：（美國）羅伯特·洛威爾，譯者：程佳，版本：廣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2月
找回自身活力的渴望
與乘坐“五月花”號抵達荒蠻美洲大陸的顯赫祖輩們相反，洛威爾選擇離開美國進入歐洲“墾荒”。1970年春，洛威爾和妻子哈德威克以及十三歲的女兒哈麗特結束義大利的旅行，母女倆返回紐約，洛威爾則前往牛津萬靈學院做訪問學者，隨後接受英國埃塞克斯大學教職，準備舉家遷居倫敦。他想借此改變生活，美國長年持續的越戰所引發的反戰運動對他的消耗，他自身疾病的困擾，他不得不面對的種種壓力（每週往返於紐約與哈佛，或許還有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加之新出的詩集《筆記本》好評寥寥，這一切令他疲憊厭倦。他渴望改變，重啟生命與藝術的活力。
在牛津，他遇到英國女作家卡洛琳·布萊克伍德，兩人很快墜入情網，洛威爾搬入布萊克伍德住的紅崖广場，“魚線斷了，或是結拉開了——我自由了。” 婚外情未必不是洛威爾進行自我穿越的一個痛快出口。可以說，真正引發《海豚》這本詩集的是洛威爾找回自身活力的渴望，“改變我、大地或天空，我依然故我”，所以，《海豚》是一本關於改變的書，它誕生於他“縱情一生”的意願，亦是他一個人的藝術復興。
羅伯特·洛威爾（1917—1977），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自白派詩歌的創始人和代表，美國第六任桂冠詩人，被譽為“他那一代最好的美國詩人”，“時代的詩人歷史學家”。
《海豚》也是一部內省之書。書中隨處都是詩人“此時此地”的體驗、記憶或沉思，如同意識旋渦中的“漂聚物”波盪在“用鐵構建出的迷宮”裡，而這意識的旋渦緊緊抓住“海豚”這一中心意象，沿著小說般的情節迴旋，讓他的詩句呈現一種亦真亦幻的動態流溢感。《海豚》也是一部愛之書，是愛讓詩人的生命變得富有活力，賦予他的存在新的意義。在書中，卡洛琳作為“海豚”（繆斯女神與愛神的化身）與洛威爾相遇、結合，使他充滿歡樂、詩興盎然，她“只以驚奇引領我/令我忘卻一切”，令他感到“希望在熱烈鼓掌”，有時又讓他覺得自身文化移植後的不適應：“是月光在為我的人生扣上金帽”，這詩意的桂冠，在洛威爾看來，更像一種負擔。
當洛威爾講述他此刻的新愛時，難以忘懷舊日妻女，他對女兒尤其充滿愧疚，卡洛琳則對他時而熱烈、時而疏遠，她自身也有酗酒等問題。這段新情感看起來懸而未決，而他又無法回到與哈德威克的昔日生活。他的心緒奔突在新歡舊愛之間，將這種搖擺也釀入詩中：“從沮喪的舊世界，到空白的/新世界——簡直是搖擺不定的水刑。”如此，《海豚》又是一部“生活研究”：“這本書虛虛實實，/如一張鰻魚網”，其中有洛威爾自己真實生活的碎片，也有點燃詩情想象的虛構生活。
1977年，洛威爾談到其三十年的寫作生涯：“我的感覺是，把它們串聯起來的線索就是我的自傳。”他在《沉重的呼吸》一詩中說：
我們的人生從來就不是一本書，不過它的火花
會在書頁上留下表面的灼痕；
我為這虛構的文字著色用的是第一手證據，
信件和談話我都作為虛構文字來出售——
這“第一手證據”猶如灼痕，然而它並非火本身。對洛威爾來說，生活本質上是一種虛構的形式，一種道德和審美感知的結構。
《臭鼬的時光》，作者：（美）羅伯特·洛威爾，譯者：程佳，版本：廣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讓生活與藝術重疊
在《海豚》中，洛威爾帶著一種“為來世開膛破肚”的勇氣公開最為隱秘的私語，不惜掀起一場道德災難的沙塵暴，這或許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在他的作家的天性看來，藝術創作高於一切。
《海豚》是洛威爾所渴望的思考性創造，而不僅是事實性的回憶，當他講述他的生活和愛情時，他也在思考藝術創作，而這創作意識又反作用於他對生活的感知、思考，形成一個存在—意識—藝術的開放式迴圈。洛威爾的生活與創作離不開藝術，從文學、繪畫、造型藝術，到建築、攝影、音樂、電影，他的詩都有涉及，他在與朋友的來往信件中時常談論藝術。他認為自己與卡洛琳的戀愛過程與自己的寫作密切相關。他在詩裡展現畫家（馬奈、德加）、攝影師費寧格（摩天飛機）、但丁的肖像、福特的《最慘故事》《三角》、莎士比亞《哈姆雷特》《麥克白》、普魯斯特《追憶》等——他還寫下：“和你一起生活就是活出一部厚厚的/《戰爭與和平》。”
他在詩裡常上演情景劇：“老演員讀不了他那些朋友，/他把自己讀得響亮”，“像演員一樣，我們戰戰兢兢跟隨劇情/自擇自願走向無可挽回的分離。”作為一個人，洛威爾無往不在枷鎖中，但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是自由的。洛威爾透過展現他一系列的“生活”這件藝術品，讓生活與藝術重疊。《海豚》是一架思緒碎片組成的藝術裝置，它由詞語雕琢而成，與作者的生活相互依存、相互強化，具有藝術化的真實。雖不能說《海豚》是洛威爾最好的詩集，但確實是他的生活體驗與藝術經驗結合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以《謀劃好的》（Plotted）一詩為例：
飛機像箭一樣劃過最高天，
母鴨帶著小鴨V字形遊過池塘的皺波；
上帝把動物變成事物。
我在一間間書店漫遊，瀏覽圖書，
在一串引導字元上如履薄冰，
因為在執行我已完成的謀劃。
我覺得哈姆雷特是這麼一回事，
他被父親給他的“復仇劇”刺中，
在倫敦這片凝結的天空下
犯了傻。他像一堵紙質護牆上的貓，
慷慨陳述提詞員餵給他的那些話，
明知道習俗慫恿他去謀殺，
終是喪失自由意志和舞臺自由。
死並非生之事，生時無法經歷死。
第一句中飛機拉動視線高升，有超拔的意味，V形鴨群，池塘的皺波顯示此時風平浪靜，或暗示此刻他內心的風暴已平息。第三句詩鋒突轉，從自然景緻轉向上帝（Providence也作“天意”），“動物”（animals）變成“事物”（things）是一抽象陳述，將有生命的動物（也包括人）變成無生命的“物”，是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轉變，卻揭示出人生本相：人終有一死。隨後他切入哈姆雷特這一深陷於命運、愛情與死亡的典型角色，其行動和選擇看似自由，實則受到作者與情節的操控，如被命運之線操控的木偶，從而進一步揭示人作為一種意義的存在者本身的處境。
從存在主義哲學看，人的生活是一種角色性的生存，而角色可被他人替代，只有當他意識到自身的有限性或必死性時，他才可能找到真實自我，在面對死亡時，我不可替代，無人能替我去死。儘管如此，我們可以透過思的方式先行到死亡中去直面自身的終有一死性。但此處，洛威爾明顯不贊同這一觀點，他在詩尾引用維特根斯坦對死亡的思考，即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人無法活著經歷自己的死亡。哈姆雷特式的死亡如今失去了悲劇意義，他變成一個舞臺角色，重複著臺詞，借用沃爾科特的話，就是“現代人的痛苦再也無法譜寫成輝煌的悲劇，只能以崩潰告終”。這首詩也表明，此時的洛威爾從他早期懷舊、宗教和激進政治的話題轉向了個人生活，進入藝術和死亡的主題。
這首詩的精妙之處在於，洛威爾既是角色又是作者，他看穿了疊加在哈姆雷特身上的“習俗”，疊加在“現在”之上的過去的一切。換言之，此刻洛威爾的心理結構凌駕於社會結構，他擺脫了陳規俗框，從焦慮中解脫。精神崩潰曾時刻威脅他，但現在，他似乎自由了。在1971年給斯坦利·庫尼茨的信中，洛威爾談到：“有那麼一兩次，我覺得自己有可能要死了，說不上很享受那種意識狀態，但那一刻真是一種解脫。”（《海豚信》）
與世界和解
《海豚》與《致麗茲與哈麗特》《海豚信》是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的三本書，透過對照閱讀可以發現，洛威爾的《海豚》詩中確實有多處“道德失誤”。他歪曲了一些信件原句，例如在一封信中，哈德威克稱自己是“一個妻子”，“為所愛的男人做了一切”，洛威爾挪用這句話，讓這個“妻子”自稱“奴隸”，“跪著服侍你，樣樣滿足你”。但我們讀他的詩，並非是要實施某種詩意正義，而藝術家更像是在道德準則與藝術準則之間走鋼絲的人。洛威爾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喜鵲”般的人物，熱衷於收集各種典故，匯聚前輩和同代人的聲音，當然不會放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筆記本》中，他還引用與艾略特、威廉斯的對話，畢肖普和艾倫·泰特給他的信件等。洛威爾的詩將個人生活與他人、公共事件、歷史密切交織，匯成一部獨特的意識流史詩，試圖捕捉政治和個人事件與一生積累的記憶、夢想和知識相互作用的瞬間。
然而，當藝術扭曲事實時，藝術家是在玷汙真相還是指向另一種超越現實的真實？
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羅伯特·洛威爾和哈麗特·洛威爾，1960 年代中期。據說，洛威爾1977年去世那天，他的公文包裡帶著這張照片。
哈德威克對《海豚》事件的迴應令人欽佩，她堅強地走出了苦澀的混亂，以寫作重新確立自我。她本來就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她隨後發表一系列文章，出版批評文集《誘惑與背叛》，創作自傳體小說《不眠之夜》，重新獲得聲譽。哈德威克在《海豚信》裡這樣審視這位讓她傷痛卻深愛著的男人：“這個獨特的靈魂著實讓人心疼不已。他的宿命是如此不同尋常，彷彿冥冥中被兩臺引擎牽引著，一臺奔向毀滅，另一臺奔赴救贖。”
在本書最後一首詩《海豚》中，洛威爾為自己與繆斯的“通力協作”而道歉，為“又或許與自己謀劃人生時太過隨意/不免傷及他人/傷及自己”而道歉，他坦言“我的雙眼已目睹我的手工之作”，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海豚》證明他已從混亂中超脫，已與世界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