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由先秦的諸子學之一，上升為漢代社會的主流意識，經西漢末王莽的推波助瀾，到東漢時期，儒學在社會各階層普及開來，在留傳至今和考古發現的文物上也多有表現。本文擬在對儒學普及在文物上的表現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儒學普及背後的動力進行分析，以期對這一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
一、儒學普及在文物上的表現
漢簡裡留下了數量可觀的儒學經典。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幾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的發現，該墓出土簡牘中的儒家經典有《詩經》、《禮記》、《論語》、《春秋》經傳及《孝經》等。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的孔子像是劉賀墓隨葬的鏡掩上的孔子畫像，旁邊的文字就說到“聖人兮孔子！”與司馬遷所謂“至聖”一脈相承，由此可見孔子在漢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海昏侯墓的發現之前，已經有若干儒學經典漢簡的發現。如甘肅武威磨嘴子6號東漢墓出土有《儀禮》簡，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墓出土有《論語》以及其他孔子及其弟子言論文字的簡，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出土有《詩經》和《周易》簡。這些儒學經典簡出在不同的地點，從一個側面顯示了當時讀儒經的人分佈地域之廣。考古發現的儒學經典簡大多是西漢中晚期的，由此可見，東漢時期儒學在社會上的普及是有前期基礎的。
河北兩座東漢壁畫墓頂文字不僅留下了儒學在此地流傳的資訊，還向人們展示了其在當時喪葬禮俗中的影響。望都所藥村1號墓中室券頂中間的磚上全部用白粉寫了“中”字，其餘文字可分三部分，由東往西，第二道至第三十八道券間北側由下往上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南側由下往上寫“作事甚快與眾異”；第三十九道至第五十一道券間北側由下往上寫“主人大賢賀囗日千”，南側由下往上寫“酒肉日有師不愛手”；第五十二道至第七十七道券間北側由下往上寫“孝弟堂通於神明源”，南側由下往上寫“急就奇觚與眾異” 。中室南北兩側券門過道的頂券上則用數字和甲子編號。
河北安平逯家莊墓的券頂上也用白粉寫有用於編號的文字，保留下來的文字比所藥村墓多。前室左側室頭北由西至東橫書“西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人”，由北至南重複書寫26行，前端的“西”標識方向，後面的文字是《孝經·天子章》中“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少一個“於”字，是編號的需要。中室左側室頭北由西至東橫書“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由北至南反覆書寫13行；接著重複書寫“東子曰孝子之喪親哭而不哀”13行。前句是《論語·公冶長》中“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一句；後句是《孝經·喪親章》中“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哀，禮無容”的前半句。後中室券頂文字有三種。先是頭南由東至西橫書“東孝子之喪親哭不哀，無容言”，由南至北重複書寫16行；接著重複書寫“仲尼者吾字情性之表文德之弓周立息”13行；接著重複書寫“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65行。第一句的“東”標識方向，後面的文字為《孝經·喪親章》中：“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哀，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一句的前面部分。第二句出處不詳。第三句為《孝經·開宗明義章》中：“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句的前面部分。後室左側室頭北由西往東橫寫“東列侯封邑有土臣積學所”，由北至南重複書寫26行。“東”標識方向，後面的文字是《急就篇》中“列侯封邑有土臣，積學所致非鬼神”之句的前面大部分。後室內門券頂上的文字頭向西，由中間分南北兩部分。南部由南往中間橫書“仲尼居曾子侍”，北部由北往中間橫書“子曰先王有至德”。南北兩句相對，中間用白點間隔，由西往東重複書寫9行。室頂的文字也是頭向西，分東西兩部分。西部的寫法與門券同：南部由南向中間橫書“仲尼居曾子侍”，北部由北向中間橫書“子曰先王有至”，兩句相對，由西向東重複書寫32行。由西端起，在第8行至11行的“先王”二字之間，豎寫“惟熹平五年”題記。由西端起在第7行和第8行的“曾子”二字之間，豎寫“主人”二字。東部的文字由南向北橫書“仲尼居曾子侍曰先王有至”，向東重複書寫13行。北後室頂上的文字頭向西，由南往北橫書“南列侯封邑有土臣積學所致”，由西向東重複書寫45行。北後室後龕券邊用數字編號。
從券頂文字看，流傳到今天的《孝經》的一些句子保留了東漢時期的傳統，除了一些助詞外，主體文字完全相同。當時文字尚無官方法定的版本，因此，同一個字，出現了多種寫法。
除了比較少見的墓頂文字可見東漢時期儒學在社會上的普及外，其他文物上也有例證。
墓室壁畫、畫像石上的孔子見老子圖和孝義故事圖。如山東平陰實驗中學墓出土祠堂後壁孔子見老子圖、鄒城麵粉廠畫像石上的孔門弟子圖，山東嘉祥武氏祠和內蒙古和林格爾小板申東漢壁畫墓上的孝義故事圖等。對孔子見老子畫像，學界有不同解釋，我們認為它的流行，不排除受儒學普及影響的可能性。
尊孔是尊儒的具體表現之一。自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後，兩漢時期的皇帝常有親自到孔子故居闕里祭祀孔子的活動。自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詔令孔霸食邑八百戶祀孔子起，以後奉祀孔子的專官，歷代不絕。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由此開始了追封孔子爵位的歷程。東漢明帝永平二年（59年）又開始在太學和郡國學校舉行祭孔儀式，從此，祭孔便成為後來歷朝官辦學校的例行活動。在尊孔活動中，不僅孔子常享祭祀，孔門弟子和孔氏後裔也從中獲益。如章帝元和二年（85年）東巡狩時，於三月“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如此之尊崇，天下無二。
尊孔在漢代文物上也有表現，最典型的莫過於山東曲阜孔廟留下的漢碑，如永興元年（153年）《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又稱《乙瑛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囗囗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永壽二年（156年）《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孔子近聖，為漢定道。”永壽三年（157年）《韓勑修孔廟後碑》：“孔聖素王，受象乾坤。生兮周衝，匡政天文。”“改畫聖像如古圖。”這些碑刻都與祭孔有關。漢代的銅鏡銘上雖然未見來自儒家經典的名稱或文字，其中提到“大哉孔子志”，亦應是儒學在社會上普及的表現之一。如洛陽道北西漢晚期墓博局紋銅鏡銘：“目（哉）囗囗思也，囗哉毛囗偪也，苢哉囗此字也，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宣易負也，樂哉居毋事也，奸哉淟入異也，急哉下囗記也。”山東臨淄南馬墓地棠悅979號東漢墓出土四神博局鏡上也有同類銘文：“大哉孔子志也，美哉廚囗食也，樂哉居無事，好哉囗人異也，賢哉囗掌吏也，喜哉負囗囗囗，囗囗囗文字也。”而銘文中的“聖人周公魯孔子”，則更是儒學普及的明顯表現，儒家最標榜的就是周公和孔子。如江蘇宜興文管會藏東漢時期一銅鏡銘文雲：“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同銘鏡在《金石索》（卷六第37頁）和《古鏡圖錄》（卷中第15頁b）中亦有收錄。
二、教育促進儒學普及
我們能看到上述東漢時期儒學普及在文物上的表現，與當時的官私教育有密切關係。
漢代人的學習途徑主要有四：入官辦學校、隨私人問學、承襲家學和入武從軍。朝廷設立的太學是當時級別最高的官辦學校。通《春秋》的文翁在成都市修起的學官是典型的地方官辦學校，這所官學教儒家經典，文翁“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這裡的“明經”是明儒家經典，而非其他經典。文翁的這所地方官學可能是漢代地方第一所官學，以至於“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按崔寔《四民月令》的說法，正月“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研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書篇章。”“五經”是大學的教科書，對儒學在社會上的普及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私學自孔子創立之後，歷代不絕，東漢時典型的私學例子是京兆摯恂在南山以儒術教授。他“不應徵聘，名重關西”，將作大匠馬嚴的兒子馬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馬融在當官的同時，也設私學教授諸生，本傳說他“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鄭玄先在太學受業，“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學成回家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承襲家學在當時是少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曲阜孔家。延熹七年（164年）《泰山都尉孔宙碑》明確寫到：孔子第十九代孫泰山都尉孔宙“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他兒子孔謙“修春秋經，升堂講誦。”另一個兒子孔融則“性好學，博涉多該覽。”本傳未言他有外師，當是家傳。西漢成帝時褒成侯孔霸的七世孫，東漢靈帝時曾任洛陽令的孔昱，也是“少習家學”。孔昱與孔融一輩，傳中未載是否為親兄弟，即使不是親兄弟，遠了也是本家兄弟，所習家學，當有共通處。當然，孔家亦非都是家學，外出學習者亦有之。如孔僖“與崔篆孫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他兒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從文字看，家業也包括家學。
以上三種方式，一般平民基本享受不到，平民最有可能的機會是入伍從軍，對此邢義田有專門論述。他認為，在漢代地方郡國學校尚未普及以前，一般平民的識字率是不可能高的。即使地方學校設立以後，能入學的多半也是少數當地豪門或官吏的子弟。他引用西漢文翁和東漢任延設立學校的例子。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官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富人出錢求之，其結果必然是減少了一般平民的機會。東漢建武時，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這是專為掾史子弟設立的學校，一般平民並無機會。漢代的農人絕大多數只可能是文盲。漢代軍隊中的“籍”和“符”都使用文字，文盲自然沒辦法瞭解尺籍伍符為何物。由馮唐的話可以推想，入伍服役因而可能是漢代一般百姓識字和受教育的一個重要機會。
學習首先是識字，對於想為吏的人，識字有明確要求，自漢初就有《史律》以律令的形式確定之，著名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就有。漢代認字課本最常見的是《蒼頡》和《急就》篇。識字之後，除了各種專業技能的學習，一些人主要學習的內容是儒家經典。
造墓工匠承襲家學的可能性較大，這裡的家學與上文傳授文化知識的家學不同，主要是傳授專門的技能，當然，家長或師傅在把自己掌握的技術傳授給子孫和徒弟的同時，也會把自己的文化知識、思想意識等傳給下一代。傳世文獻中未見工匠集團傳授家學的記載，考古發現也未見明確的文字，但有一些線索可以幫助我們做一些推測。山東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原有《從事武梁碑》，惜已不存，洪适《隸釋》卷六中錄有全文，其中說到：“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衛改能成為良匠，應非僅靠天賦，還應學有所承，他也會把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再傳下去，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的師傅是誰，也不知道他傳給了哪些人。碑文中雖然沒有提到武梁祠畫像的具體內容，幸運的是武梁祠雖然倒了，但石材還在，還能看到上面的畫像，其中就有儒家樂道的三皇五帝和經史故事。從事武梁去世的同一年，即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今山東蒼山縣（現蘭陵縣）城前村建了一座畫像石墓，該墓中用兩塊立柱石刻了長篇題記。這篇題記與武梁碑不同的是，它沒有提到墓主和工匠，主體文字寫的是墓裡的畫像內容與佈局，從“後當”寫到“堂蓋”，雖然原墓經後人改造利用，但大部分石材到考古發掘時，仍在原位。這種以畫像內容為主體的題記，又用了“前有白虎青龍車，後即被輪雷公君”之類的文詞，既便於記憶，也便於建造同類畫像石墓，更便於在同一工匠集團內部傳授。山東嘉祥宋山永壽三年（157年）許卒史安國祠堂題記中也提到畫像內容，其中說到：“上有云氣與仙人，下有孝友賢仁。遵者儼然，從者肅侍。”這樣的文句也便於記憶和傳授。由於許卒史安國祠堂早被古人拆毀，我們無從知道其中畫像的具體內容，但“孝友賢仁”畫像與儒家經史故事有關應無問題。總之，雖然總體上講，漢代的工匠識字能力和文化水平有限，但其中有少數不僅能識字，還受過一定的儒學薰陶，並能寫簡單的文字是不成問題的。
三、儒學在社會上普及的動力
教育幫助儒學在東漢社會普及，而儒學成為漢代官私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有原因的。我們認為主要有二：一是漢代選官制度的引導，二是儒學積極入世的態度和行動。
選官制度的引導。漢代選官制度中有一種叫“察舉”，即是選舉，初見於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詔令，再見於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詔令，十五年對策時，晁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由於是臨時下詔策問，可能尚未制度化。察舉的制度化要等到武帝時期。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甫一登基，就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本來應從此制度化，因遭到竇太后的反對，次年即廢止，直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竇太后死去，建元元年董仲舒在對策中的建議再得以實行。於本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此，察舉作為一項選官制度被確定了下來。據《漢舊儀》載，察舉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其中第二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即指儒學。而建元元年詔令後的丞相建議，更有明確說明：“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本年董仲舒對策中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也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從此，對策也好，察舉也好，都要以儒學為依歸。董仲舒的影響不可小看，班固就說：“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明經是武帝尊崇儒學之後察舉及入仕的一個途徑，西漢韋賢、韋玄成父子以明經先後為丞相，以至社會上出現了一句諺語：“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至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年）詔令郡國歲貢明經而盛行，以經術試士的走向日益明顯：“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質帝本初元年（146年）對明經的年齡做了規定：“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總之，自漢章帝以後，明經入仕日益制度化，常態化，這對於儒學在社會上的普及是極為有益的。
儒學的主體內容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儒學是主張積極入世的，因此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係密切。儒學的積極入世在知行兩方面都有明確的表現。孔子曾說：“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 。孟子曾說：“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荀子》則有《王制》、《富國》、《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議兵》等多篇論入世的文章。漢儒董仲舒則積極參與對策，發表自己治國理政的觀點，其中為世人熟知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他的前輩不同的是，前輩的理論因為沒有被統治者採納而束之高閣，他的觀點一經提出就被採納並付諸實施。
以上所言是知，再看行。孔子本人是積極入世的，在魯國做過中都宰、司寇，因政見不合被排擠出魯國政壇，周遊歷國，並不是為了訪學，而是謀求為知己者用。孟子在齊國雖然只做了個客卿，但他是希望有大作為的，只是他的政見不被統治者喜歡，沒有機會“平治天下”。荀子出生在趙國，不僅在齊國稷下學宮為祭酒，還到楚國做了蘭陵令。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沒有白上，不僅觀點被採納，自己也做了江都王相和膠西王相，當然他的抱負不止於此，無奈政敵更強大，只能止步於此，但他接受了現實，直到晚年才辭官，回家著書。
四、結語
東漢時期儒學在社會上普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且由於朝廷的過度重視，使它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反面，經學的讖緯化就是表現之一。在儒學普及的過程中，漢武帝、董仲舒、漢明帝等人的助推作用，是常被人提及的，另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也不應被忽視，這就是實際掌控西漢成帝以後政權的王莽，他重用儒生，託古改制，乃至演禪讓，取漢而自代，雖然遭到東漢統治者的痛批，但他推行的政策，卻深刻影響了東漢社會，包括儒學及其讖緯。從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可以看出，漢武帝雖然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但在實際管理中，並沒有只用儒術，至宣帝亦然。直到元帝即位後，儒生的地位才進一步提高，朝廷主要機構裡充斥著儒生。到王莽掌控朝廷後，這一趨勢進一步發展。這樣的後果是多方面的，儒學地位的提高是一個方面，促進了儒學在社會上的普及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還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
（原文發表於《形象史學》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