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紋
和
鳥紋
是仰韶時期兩種重要的彩陶紋飾題材，前者是半坡文化最鮮明的標誌，後者在廟底溝文化中極其常見。半坡人熱衷於在陶器上描繪魚紋，各式各樣的魚紋彩繪反映出半坡先民對“魚”的痴迷；廟底溝人卻更偏愛“鳥”，鳥紋彩陶、鳥形陶器無不彰顯“鳥”在廟底溝文化中的地位。
魚紋彩陶盆（半坡文化）
鳥紋彩陶盆（廟底溝文化）
鴞（xiāo）面形陶器蓋（廟底溝文化）
鷹形陶鼎（廟底溝文化）
雖然廟底溝彩陶以鳥紋為重要標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廟底溝文化沒有魚紋。相反，魚紋和鳥紋甚至還會共存於同一個陶器上。比如出土於河南伊川的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外壁畫面左側繪一隻鸛鳥，昂首挺立雙目圓睜，口含一條大魚，右側則繪一把帶柄石斧。整體畫面生動形象，色彩和諧，是我國原始繪畫中少見的珍品。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曾從“圖騰說”角度對這件器物進行了解讀，他認為鸛和魚是兩個不同部落聯盟的圖騰，兩個部落間進行了戰爭並最終以“鸛”部落取勝而告終。結合魚紋主要流行於半坡文化、鳥紋主要流行於廟底溝文化，石斧又象徵著武力的事實推測，“鸛魚石斧圖”可能正是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之間相互爭鬥的寫照。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在半坡文化的北首嶺遺址中也出土了一件類似題材的彩陶壺——繪彩者用粗線條勾勒了一隻頭頂有翎，眼睛圓瞪，長頸短尾的鳥的形象，尖長有力的鳥喙正銜住一條大魚尾部。而大魚則被勾繪成俯視形象（鱗甲、鰭狀物、甚至魚尾分叉都被描繪的格外仔細），身體也因為奮力掙扎彎成了弧形。在整幅彩繪圖上，魚和鳥所佔空間相當，鳥雖銜住了魚尾，可奮力抵抗的魚也不是沒有掙脫的可能，總體而言魚鳥勢力相當、難分伯仲。
鳥銜魚紋彩陶壺
魚紋和鳥紋，分別可以作為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最鮮明的標誌。彩陶上多次出現的魚鳥相爭圖案，很有可能是6000年前這兩個族群間部落戰爭和人群衝突的真實寫照。在經歷了“魚”強“鳥”弱、“鳥”強“魚”弱的更替變換後，最終實現了部族融合，表現為“魚鳥相融”主題的彩陶開始出現。
比如一件出土於陝西臨潼姜寨遺址的“葫蘆瓶”，器表施黑彩。瓶身繪有人面鳥紋，人面紋簡化為方圓形眼眶和鼻部，雙眼閉合，以側視鳥首表示鳥的形象，鳥喙、鳥眼等特徵鮮明，鳥喙與人面紋相接，鳥首之後還有帶倒刺條狀弧線；瓶身兩側，各繪有篇幅比較小的寫實或簡化魚紋。
姜寨遺址的魚鳥紋彩陶瓶
總體來看，這件陶瓶上的魚與鳥在畫面中沒有直接接觸，相對獨立分佈在器物的不同部位，這裡“魚鳥共融”之意不言自現。另外，魚紋退居器物側面裝飾，處次要位置，主體畫面也由“人面魚紋”轉變為“人面鳥紋”，這些可能都昭示著半坡文化“魚”部族對於廟底溝文化“鳥”部族的接納與融合。
一種有趣的觀點認為，廟底溝文化鳥紋可能是中國傳統“鳳鳥崇拜”的祖源，而半坡魚紋可能與龍有淵源。魚和鳥，在歷經不同部族不斷的交流與融合後，成為根植於民族記憶中的文化基因。在歷經後世不斷的演繹與完善後，進而演化為成熟的龍鳳複合體，經常以成對的形式出現，並被後世人們賦予吉祥美好的寓意，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龍鳳崇拜”的源頭之一。
龍鳳崇拜是否與魚鳥崇拜有淵源，如今已無從查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彩陶上的魚紋和鳥紋，一定不是隨意的臨摹與描繪。它們凝結著最初的精神信仰與文化觀念，或許正是原始先民精神領域文化認同的體現。
更有趣的是，按照《山海經》的記載，炎帝后裔氐人，被塑造成人面魚身的形象。而作為黃帝的後人，禺 則被塑造成“人面鳥身”的形象。從《山海經》中炎帝、黃帝及其後人神化的形象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魚紋和鳥紋承載的族屬認同的理念。
炎帝與魚
黃帝與鳥
我們中國人常以炎黃子孫自居，炎黃二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藉助彩陶上的紋飾繼續追根溯源，炎帝族屬與魚的聯絡，黃帝族屬與鳥的聯絡似乎分別可以對應半坡文化尚魚，廟底溝文化尚鳥的文化傳統。這種涉及人群認知與精神領域文化認同的巧合，令人深思。
魚紋和鳥紋分別作為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最鮮明的標誌，在彩陶上呈現出的互動，勾勒出六千年前族群部落群起的浩蕩格局。從最初竭力張揚“魚強鳥弱”或“鳥強魚弱”的魚鳥之爭，到後來的魚鳥難分伯仲，再到最後魚鳥相融，彩陶主題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不同文化、不同部族征戰融合的歷史過程。《山海經》中炎帝與魚以及黃帝與鳥的這種聯絡，是否能夠與彩陶上的魚鳥主題紋飾相對應，是否能夠反映炎帝部族和黃帝部族融合的過程，這些謎題還有待於未來的持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