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理解山水?是逃離,更是磊落與無我

記者 | 實習記者 左懋林 記者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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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人常常用山水關照社會,歐陽修就曾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則認為,文人山水並非是作為認識物件的被觀察者,而是一個反映文人之心的主體存在。

在日前舉行的三聯·新知大會第四季“我們的中國:文明新探”活動中,趙汀陽與幾位來自哲學、藝術、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圍繞“中國文明與山水世界”展開了對談,為我們呈現了山水在文化和藝術中的知識概念的發展脈絡,以及它們對於當下生活和研究的意義。

出走山林,入山修行:山水何以文化?

什麼是文化性山水?文化性山水是相較於自然性山水而言的。在分析文化山水出現的過程時,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魏斌認為,自然性山水是人在山中水邊生存的自然空間,以及人在山水中勞動所形成的物質和經濟實踐。

而文化性山水的生成與帶有知識屬性的信仰人群相關,魏斌指出,文化性精英在政治環境緊張、社會競爭失敗的氛圍下,對人生產生荒誕感,往往選擇出走山林,成為文化性山水的重要形塑力量。比如蘇軾就曾在《沁園春》中寫道,“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表達出了一種文人想要逃離世俗的愁緒。

他還提到,地方性信仰精英也是塑造文化性山水的力量之一,這類人群是為了修行入山,將山水的“神聖性”轉化為幫助提升個人修為的工具,隨著山中寺院、道館的興起, 一種新的文化地理空間得以生成,比如茅山的大南坡就是中國最早的道館建築群,此外還有天台山的禪院等等。而當這群人開始書寫他們的山水體驗時,就產生了大量關於山水的文字,這些內容共同組成了文化性山水的動態內涵。

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理解山水?是逃離,更是磊落與無我

活動現場 從左至右:渠敬東、尹吉男、趙汀陽、王銘銘從人物到山水,從青綠到水墨

在趙汀陽眼中,山水概念是不斷演變的,他將“桃花源不可再尋”解讀為山水的動態隱喻。在他看來,如果山水類似桃花源一塵不變,則喪失了人們再去尋找的價值,藉此強調了將山水作為一種發展性意象看待的重要性。

國畫在大眾認知中的特點通常是山水、水墨、寫意的,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尹吉男在對談中提到,其實,山水畫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山水畫和人物畫的發展並不同步,北宋中後期人物畫逐漸式微,被壓縮在宮廷內部,而此時山水畫慢慢成為極具“權力”的畫種。尹吉男注意到,當北宋中國步入文官世界,此前貴族的“血統論”對繪畫題材的影響逐漸減少。貴族“認祖歸宗”的需求消減後,人物入畫也不再被高度強調了。

山水畫在唐代有著高度的貴族氣質,尹吉男認為,唐代流行的青綠有高度裝飾性,基本來自於佛教的青綠色系。青綠色系在諸如敦煌、印度等地的一些繪畫當中十分強勢,逐漸從西部一點點向東影響到中原繪畫。在北宋時期,這種帶有貴族氣息的設色大多內縮在宮廷之中,《千里江山圖》也是王希孟以宮廷畫師的身份創作的。但北宋文人世界對這種青綠十分排斥,進而將晚唐的水墨因素髮展出來。尹吉男還指出,對於“寫實”風格,中小地主階層的官僚古人也掀起了否定浪潮。“這種寫意性的水墨具有高度的審美品質,是透過下層階級中小地主推動,最後整個泛化起來的。”一個階層的崛起帶動一種獨特的審美方式,北宋文人使得山水與水墨價值緊緊相扣,進而抽象為中國獨特的文化景觀。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迴應這個話題時說,山水並不是凝結在某一個具體的事件或者人物身上,山水的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生成的過程,後人的闡釋、新生的意義也不斷擴充著原本的山水意涵。山水畫作為藝術史中的一個概念,是歷史文化前後相續的橋樑,構成了一個長鏈條的文明傳承關係。

山水的現實落點:磊落心境和“無我”視角

魏斌在對談最後提到,山水的現代意義在於為人提供了一個逃離現代社會的機會,給予人們舒緩和自由感。同時他也強調,當下的所謂“宅”和“躺平”這類逃離方式,跟山水性的逃離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山水精神在於內心的磊落感。”

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理解山水?是逃離,更是磊落與無我

魏斌遠端連線探討歷史中的中國山水

除了意味著磊落的心境,山水精神還蘊含著一種方法論啟示。在對談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認為,只關注“人的生活”的這套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存在問題。他分享了自己1991年在福建安溪縣的田野調查經歷,認為在真實的生活中,農田、山、當地人信仰的神三者緊緊相連。田野調查的視野不應只侷限在人的關係層面,人之外的山水世界也十分重要。

王銘銘還表示,“山水”意味著“無我”(none-human),就是在認識自然時摘除自己的影子。藉由“無我”和“有我”之辨可以重新審視西方人類學傳統中有關物我關係的一些經典看法。他將人類學傳統對世界構造的理解總結為三種方式,這三種方式都是“有我”的:一種是“萬物有靈論”,認為自然界的事物像人一樣可以做夢,在夢裡能夠化為一個精神存在在外界遊逛,這是一種以自我觀察事物的方式;第二種是“圖騰論”,圖騰制度實際上是將周邊的動植物當作形容自我的源泉,是一種以事物來考察自我的方式;第三種是“巫術論”,即透過相似性聯想和類比來理解世界,依然是一種“有我”的方式。

在渠敬東看來,重提中國山水的意義或許正在於提供了一個跳出“我”、跳出人類社會的思路來構建文明系統:“要從一個廣義的人文關係,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事物——各種各樣的物、神和人——的多重關聯裡、超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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