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思可道”強調說話要實事求是，對人有真實利益，能夠提升他、幫助他、教育他、提醒他。言語說出來對人有傷害的、教導人心術不正的話不能說。千萬不要學習那些大眾媒體之中的負面言語。例如，引導人怎樣吃喝玩樂、驕奢淫逸；如何與人爭名奪利，講究享受生活的話。這些話順應了某些人的習性，但是會把人教壞，這樣的話不能說。
那些聖人所教導的話、經典中的話、符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話都可以講。例如，孔子教人“主忠信”，要避免“巧言令色”，要“溫、良、恭、儉、讓”等。說話要多引用經典，這樣所說的話就符合《詩》、《書》等經典的意旨，所以可為傳道。避免諂媚巴結的話，花言巧語，言辭自然會安定。
“行思可樂”。行為、動作符合禮法的規範，能讓百姓心悅誠服。古代的禮法規範非常多，在具體生活中，要把握一個原則：處處為對方著想，體會對方的感受，看到對方的需要。這樣的行為才能讓人心悅誠服。
《淮南子》中說：“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是因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成就的。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君主在自己的品德上一定要講求，要樹立起自己的人品、品德。做事要合乎道義，“義者，宜也”和適宜的“宜”是相通的，所做的事要合乎人情事理，這樣所做的事業才值得人效法。建立品德、做事合乎正義，值得人們尊敬，所作所為可以值得效法。
《貞觀政要·誠信》中記載，在貞觀初年，有人上書，請求斥退皇帝身邊的佞臣，所謂的佞臣就是邪曲不正的、諂媚巴結的、阿諛奉承的人。太宗對上書的人說：“我所任用的人都認為他們是賢臣，你認為誰是佞臣？”這個上書的人就向太宗建議了一個辦法，他說：“我住在民間，的確不知道誰是佞臣。但是請陛下假裝發怒，以試探身邊的大臣，如果有人不畏懼雷霆之怒，仍然直言進諫，這個人就是正直之人。如果有人一味地依順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見，這個人就是佞邪之人。”
一般人聽到這個辦法，可能認為這個人很聰明，這個方法能辨別出直臣和佞臣。但是太宗對上書的封德彝說：“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太宗說：“流水是清還是濁，取決於它的源頭。君主對於整個政治而言，就像河流的源頭，如果源頭汙染，中下游的水，怎麼能清澈？君王不真誠，臣子百姓怎麼能真誠？如今君王希望臣子真誠正直，自己卻使用詐術，裝作雷霆大怒來對待臣子，這就如同水源渾濁，卻希望水能清澈一樣，是不可能的。”
人不能輕視意念的力量。假如領導者裝模作樣試探屬下，屬下也會受其影響並效法。如果領導者經常疑神疑鬼，他身邊的人也一定是疑神疑鬼；領導者經常批評別人，他身邊的人也一定是經常批判別人；領導者的脾氣很大，身邊的人也受到影響。如果屬下沒有學習聖賢教誨，沒有分辨能力的時候，一定會上行而下效。
人與人之間相處都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古人特別強調選擇什麼樣的老師，交什麼樣的朋友，在什麼樣的環境特別重要。
“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親近那些善良的、仁愛的朋友，就像在霧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樣，雖然水打溼不了你的衣服，但是你能時刻接受他德風的滋潤。選擇與善人相交，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善人德風的滋潤，不知不覺，自己也會變成有善德善行的人。
真正有責任感的領導者，隨時隨地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誤導屬下。他每說一句話都依照經典，而不是依照個人的意願，這才是對屬下的真正愛護。這需要長期深入經典的功夫。
例如，唐太宗，如果他沒有深入經典，那麼這個上書的人這樣一提議，他就會讚歎這個人很聰明。但是，其實這個上書的人態度是錯誤的。太宗之所以很有智慧，是他懂得“因地不真，果招紆曲”。念頭和手段不真誠，就不能得到臣子響應的真誠和正直。
唐太宗還說，“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魏武帝就是曹操，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曹操還常用欺人的詐術。太宗經常對曹操的為人很鄙視。他說：“我常常認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詭詐，所以很看不起他的為人。現在如果讓我也這樣做，不是讓我效仿他嗎？這不是實行政治教化的好辦法。”
他又對上書的人說，“我想要使誠信行於天下，不想用詐騙的行為損害社會風氣。你的話雖然很好，但是我不能採納。”從這句話中，體現了太宗的智慧。他並沒有責罵上書之人，因為他畢竟是提供了建議和方法。太宗也沒有因為自己真誠就對別人的意見輕視、傲慢甚至責罵，而是肯定他為國出力的這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