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銘文有“宅茲中國，自之乂民”的記載，研究者多認為這一記載是西周初年在洛陽盆地“中國”營建“成周（洛邑）”這一事件的反映［1］。關於“洛邑”、“成周”的記載不絕於書［2］，金文中更是有大量“成周”的記錄［3］。《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中首見“王城”的記載，但是研究者對“令彝”中的“王”是人還是地點有較大分歧［4］。考古發現也未根本解決洛邑、成周和王城的具體地望問題，反而由於三者不完全重合甚至矛盾而一直聚訟紛紜［5］。1997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對洛陽盆地中東部進行了區域系統調查，發現了不少西周的遺存［6］，為我們從聚落形態變遷的視角審視“宅茲中國”這一過程如何實現，以及西周都邑的討論提供了新的途徑，下文結合相關發現和研究試析之。
一、考古發現概況
20世紀30年代，“河南古蹟研究會”調查伊闕、北邙、金墉城等地［7］，開啟了在洛陽地區以考古方式探尋古代歷史文化之路。1949年以來，洛陽作為重要工業城市之一，相關機構為配合基本建設，解決學術懸案開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東周王城遺址的發現和確認即為有目的地探尋“成周”與“王城”的具體位置和相互關係而開展的［8］。多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和初步研究表明，洛陽盆地西部西周的遺存數量較多，其中發掘的遺存主要位於洛陽市中心的澗河和瀍河兩岸。考古調查的遺址主要位於洛陽盆地中東部，累計發現疑似和確定的西周遺址或地點138處［9］。截至目前，先後發現含有西周時期遺存的地點至少有168處（圖一）。
二、中心聚落
從考古發現的規格、規模和密集程度來看，瀍河兩岸和韓旗城址周圍是西周時期遺存相對密集的兩個區域。
（一） 瀍河兩岸
瀍河兩岸是西周遺存分佈最為密集的區域。20世紀上半葉，洛陽地區盜墓之風盛行，北窯、馬坡和小李村附近大量墓葬被盜掘，文物流至國外，涉及西周時期的青銅器有“兢器”16件［10］、“鳥冊器”等9組80件［11］、“叔牝器”20餘件［12］。1949年以來，不同類別的西周遺存更是頻頻發現，主要有如下所列（圖二）。
1。建築基址 1999年，在東花壇東側150米處發現夯土基址1處，見有基槽，長寬超過68米。屬於西周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具體時段不詳［13］。該區域可能為大型建築基址區域所在，值得特別關注。
2。手工業遺存 目前發現的手工業遺存為製陶和鑄銅遺存，分別位於瀍河東、西兩側。
1986年秋季，在瀍河東岸500米處的供銷學校發現窯址1座（Y1），下部儲存較為完整，殘存有操作坑、火門、火膛、窯箅和窯室。該區域發現數量較多的陶簋，發掘者推測窯址為燒製陶器所用，屬於西周早、中期［14］。
鑄銅作坊位於洛陽北窯村所在的瀍河西岸，面積10餘萬平方米［15］。1973年在鐵二中西周墓的發掘中發現。1974～1979年前後有兩次大規模發掘，發現大量鑄銅遺存（熔銅爐壁、大量陶範、烘範窯、鼓風嘴、銅質和骨質工具等）、夯土建築基址、房址、窖穴、窯址、灶址、墓葬、祭祀坑、馬坑、車馬坑、道路等［16］。此後陸續有小規模發掘［17］。發掘表明，該作坊的年代為西周早、中期，應為殷遺民貴族管理下的為西周貴族鑄造銅器的場所。
3。祭祀遺存 主要位於林校及周邊區域，先後發現有車馬坑7座［18］和包括大量祭祀坑在內的祭祀場［19］等。據稱，在該區域西北部還發現有“甲”字形墓葬及陪葬墓［20］，應該是西周早期一處較為重要的功能區。此外，在鑄銅遺址的發掘中，也陸續發現有獸骨坑，包含馬、牛、羊等動物犧牲，馬骨一般埋葬於方形的坑中［21］，可能為鑄銅作坊使用中祭祀所留之遺存。
4。窖穴 1991年，在鐵路分局機務段所處的駕雞溝附近，隋唐含嘉倉西北部的邙山南坡上，發現了魚窖群1處，包括窖穴10座，年代為西周早、中期［22］。
5。墓地 區域內發現的西周時期墓葬數量較多，累計上千座，相對集中的地點主要有以下幾處。
龐家溝墓地，又稱北窯墓地，位於瀍河西岸鑄銅遺址以北的龐家溝兩側，面積約2。5萬平方米。1954年發現，1963年春季開始發掘，陸續清理出西周時期的墓葬348座，馬坑7座（圖三）。墓地內未見文化層，墓葬之間少有打破關係。這些墓葬包括大、中、小三種類型，其中大型墓（含“中”字型）46座，中型墓284座，小型墓12座，形制不詳6座。涵蓋西周各個階段，其中屬於早期的有116座，數量最多，主要分佈於墓地北部。中期67座，相對集中於墓地南側，北部的夾雜於早期墓地中。晚期34座，數量最少，主要分佈於墓地周邊和龐家溝東側。該區域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西周墓葬區，發掘者認為屬於貴族墓地［23］，也有研究者認為是成周八師陣亡將士陵園［24］。
在鑄銅作坊遺址也陸續發現有墓葬近百座［25］。包括有壙墓和無壙墓兩類，有壙墓包括較大、中、小三種類型。墓葬結構有殷墟文化遺風，遺物也有商代晚期特徵。發掘者認為這些墓主為鑄銅作坊的管理人員和役工。此外，在瀍河西岸的東車站附近陸續發現墓葬不少於7座［26］，可能為鑄銅遺址或附近的墓地。瀍河西岸老城區的青年宮和偏西側的中州路以北，陸續發現有車馬坑4座和墓葬1座［27］。瀍河東岸的擺駕路口至中窯村一帶相繼發現墓葬2座和車馬坑1座［28］。瀍河東岸的下窯村東側，陸續發現墓葬13座［29］。瀍河東岸的東大寺和泰山廟附近陸續發現墓葬3處［30］。林校東南部還發現墓葬7座［31］。後兩個地點可能為祭祀區附近的西周墓葬，上述地點發現的墓葬多為西周早、中期，個別為晚期。
6。周邊聚落與墓地 在邙山南麓與洛河北岸海拔較高的位置，陸續發現有遺址或墓地。其中，楊文附近相繼發現西周時期的墓葬16座、車馬坑3座［32］。這些墓葬多為西周晚期，其中C5M1135出土銅盨銘文為“召伯虎用乍朕文考”，應該是西周的貴族家族墓地。此外，在機車工廠發掘西周時期墓葬累計上百座［33］，發現有“子父己”、“父戊”等銘文銅器。該地點可能是包括“子”姓家族在內的西周早、中期墓地。2001年，在洛陽盆地中部的調查中，中州渠東側帽郭遺址A、B兩個地點，機車工廠北部的史家灣北和東部的楊灣西等地點也發現有西周遺存，其中帽郭遺址可能與十里鋪［34］和楊文附近的墓地有關，史家灣北和楊灣西可能與機車工廠內墓地有關。根據20世紀上半葉被盜掘銅器墓的大致位置來看，馬坡東側和小李村西南兩處地點也可能是西周時期不同家族的墓地所在。
綜上所述，瀍河兩岸的西周遺存分佈密集、數量多，包括建築、手工業、祭祀、窖穴和墓地等不同種類的遺存。透過對龐家溝為代表的墓地的發掘和研究可知，大、中、小不同型別的墓葬顯示了西周早、中期瀍河兩岸聚落的社會分化狀況，即以“中”字型墓葬為代表的貴族、以中型墓為代表的社會中層和以小型墓為代表的社會下層和底層人群，共同構成了區域社會。考慮到相關遺存的共時性，早、中期遺存分佈區的面積應該在3～4平方公里左右［35］，是該區域規模最大的聚落所在。儘管這一區域沒有發現大型圍護設施（城牆），但是社會分化程度、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遺存的複雜程度及高規格遺存的密集程度，都表明其與殷墟、周原和豐鎬等遺址一樣，是區域內的高等級聚落。以往研究者多認為瀍河東岸是“殷遺民”的集中居住區，瀍河西岸是周人居住區。根據出土銅器銘文的分析來看，這一時期家族墓地獨立分佈的特徵相對明顯［36］，附近可能存在著居址，聚落形態與殷墟和周原遺址比較近似，因此瀍河兩岸可能也是不同家族雜處的“邑聚”式聚落模式。
（二） 韓旗城址及周邊
漢魏故城周邊的西周時期遺存的考古工作較少，主要為城牆的解剖、閶闔門與榮康醫院等地點墓葬的發掘，而調查發現的遺址數量相對多些（圖四）。
1。韓旗城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對漢魏故城城垣解剖時，在東、西兩側牆垣中段的4個探方中均發現早期夯土（夯1）。發掘者認為，漢魏故城中部存在著西周時期的城址，且年代不晚於西周中期［37］。研究表明，城址大體呈橫長方形，東西稍長，約2500～2650米，南北略窄，約1800～1900米，總面積4。8平方公里［38］。2007年，為了配合漢魏故城閶闔門遺址保護展示工程的實施，相關機構對此區域進行了勘探，在西周城址中部偏西側的區域內發現兩週時期墓葬500餘座，其他遺存1000餘處［39］。發掘的西周墓葬有9座［40］，年代多為西周晚期。
2。周邊聚落與墓地 195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二隊在白馬寺東側“榮校”的基建中，發現5座西周晚期墓葬［41］。2001～2003年，在洛陽盆地中部的調查中，在韓旗城址周圍陸續發現疑似或可確定的西周時期遺址16處，包括油王南、陳屯老村、棗園北、翟泉西南、金村東北［42］、保莊西北、保莊北、丁溝南、石橋北莊東北、石橋東南、景陽崗、白村東北、關公冢、關莊東南、孫家崗和西石橋等。遺存多為西周晚期，與城址的存續年代基本一致。白馬寺附近發現的墓葬位於西周城址的西城牆外，可能是與城址或周邊聚落相關的墓葬區。
韓旗城周邊西周遺存發掘較少，具體的聚落形態不甚清楚。根據調查結果來看，洛河故道北岸的孫家崗遺址規模較大，可能為二級聚落；漢魏故城東北角的保莊西北和保莊北兩處遺址聚落稍大，可能為三級聚落。根據上述遺存的分佈狀況來看，在西周晚期，漢魏故城周邊可能是“城邑”式的聚落模式。
三、聚落分佈與變遷
葉萬松［43］、張劍［44］、劉富良［45］等研究者基於北窯鑄銅遺址和墓地的發掘資料，參照關中地區的西周遺存分期，對洛陽盆地西部西周時期的遺存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以陶器編年為基礎，將本區域內的西周遺存大體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上述研究是我們進行聚落分析的基礎。
（一） 分佈
根據相關發現的位置來看，洛陽盆地西周時期的遺存較為集中的區域為上文所述的兩個區域，其他聚落則零散分佈於洛河及其支流和二級支流的兩岸（見圖一）。
1。洛河北 洛河自盆地西南部流入，北岸發現的遺存點數量眾多。遺存相對密集的區域自西向東依次有澗河流域、瀍河流域、漢魏故城周邊及東部等區域。其中瀍河兩岸和漢魏故城周邊區域的遺存分佈狀況前文已經介紹。
澗河自洛陽盆地的西北部流入洛河，沿岸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圍繞東周王城遺址展開，在歷次發掘中西周時期的遺存也時有發現。經過發掘的遺址或地點有王灣［46］、西乾溝［47］、小屯南［48］和瞿家屯［49］等，見有文化層、灰坑、墓葬等遺存。西周時期遺址的規模一般都不大，年代多為西周晚期，部分可能到兩週之際。其中在西乾溝的發掘中曾發現80餘處祭祀坑，值得特別關注。另外，在谷水［50］、柴油機廠［51］、符家屯［52］、五女冢［53］、小浪底建管局［54］、建專［55］等地點發現有零星西周時期墓葬，主要為晚期，個別地點可到早、中期。澗河下游未經系統調查，尚未發現規模較大的遺址，東周王城附近的西周遺存相對密集，但是年代相對較晚，也缺乏高規格的遺存。
在韓旗城以東的羊二莊東南、南蔡莊西、新莊東南、山神廟、赫田寨、北窯、湯泉溝、王窯、石頭溝、山圪壋等地點均發現有疑似西周遺存。這一區域未發現規模較大遺址，可能是西周時期普通聚落的分佈區之一。
2。夾河區 伊洛河之間的夾河區域地勢整體低窪，歷來受伊、洛河水患影響較大，尤其是古伊洛河匯合處及下游區域，基本沒有發現遺址點。發現的遺存主要散佈於古洛河北岸的高崗地上和五鳳嶺南側。前者為漢魏故城南邊的遺址點，包括孫家崗等4處，上文已有介紹。後者包括安樂［56］和關林［57］兩處墓地，綱常、穆莊、金鐘寺等8處遺址，這些遺址多發現有疑似西周時期的遺存，可確認的多為西周晚期，個別地點也見有西周早期遺存。其中穆莊遺址規模最大，可能為區域內的二級聚落，綱常和金鐘寺等遺址規模稍大，可能為三級聚落，上述三處遺址與其餘普通遺址共同構成夾河區域的聚落群，是聚落體系相對清晰的區域之一。
3。伊河南 伊河南岸支流較多，包括小型沖溝（季節河）以及稍大支流。西周時期的遺存與先秦時期的其他遺存一樣，與河流關係密切，這一區域同樣是西周遺存密集分佈區，其中在小型沖溝梁村溝附近見有道湛，酒流溝流域見有王溝等6處疑似或可確定的西周時期遺址。較大型支流沙溝流域見有南寨上村東等13處，東沙溝流域見有經周東、高崖西等5處，瀏澗河流域見有寨灣東北等19處，馬澗河流域見屯寨等17處疑似或可確定的西周時期遺址。較大型支流附近的遺址分佈密度相對較大，可確定的遺址多屬於西周晚期，個別遺址屬於早、中期。其中，南寨上村東可能是伊河南岸西部的二級聚落，經周東和高崖西可能是伊河南岸中部的二級聚落，屯寨西北、南羅可能為伊河南岸東部和伊洛河下游的三級聚落。
4。伊洛河段 伊洛河下游的遺址數量相對較少。北岸兩處，分別為寺溝和康溝遺址。寺溝遺址（包括寺溝南和寺溝東南）處於黑石關附近，地理位置相對重要，見有先秦各個時期（包括西周各個階段）的遺存。康溝遺址靠近“洛汭”處，見有西周晚期遺存。南岸的曹河、沙河溝、天坡河流域分別有虎山坡南、南羅、新移等3處，乾溝河流域見有趙城等17處，塢羅河流域見有雙河、喂莊南、稍柴等11處疑似或可確定的西周時期遺址，可確定遺存多為西周晚期。其中寺溝等遺址可能為區域內的次級或三級聚落。
（二） 變遷
根據上述區域發現的遺存來看，屬於西周時期遺址的數量較殷墟時期有成倍增加，但是具體到各個階段來看，情況則相對複雜。
1。殷墟晚期至西周早、中期 瀍河兩岸的中心聚落出現之前，洛陽盆地分佈的是殷墟文化遺存。晚商時期，曾為二里崗文化重要分佈區之一的洛陽盆地，中心聚落偃師商城廢棄後，聚落層級減少。除了侯城遺址發現有1萬平方米左右的環壕聚落［58］，黃冢遺址出土有晚商銘文銅爵外，其餘60多處均為小型遺址，罕見較高規格遺存（圖五）。
具體到不同階段來看，西周早期，除了中東部區域的南寨上村東等10處殷墟文化遺址被沿用外，其餘50餘處殷墟文化遺址漸次消失。與此同步，瀍河兩岸的遺存密度開始增加，高規格遺存密集出現，聚落的範圍超過了3平方公里，成為區域內唯一的中心聚落。南寨上村東的規模較大，可能為二級聚落。寺溝遺址規模稍大，可能為重要位置的三級聚落。其餘遺址規模較小，可能為普通聚落。整體上看，西周早期，區域內的四級聚落體系初步形成。這一現象意味著，西周初年聚落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殷墟時期的大部分聚落迅速消失，人群可能匯聚至“新大邑”。中期聚落的分佈狀況與早期相比，沒有發生質的改變。但是中心聚落的遺存種類減少，除了鑄銅遺址和龐家溝墓地發現有西周中期及以後的遺存外，瀍河兩岸的中心聚落已呈衰敗跡象，其他區域也呈現出聚落數量少、密度低的態勢。
2。西周晚期至兩週之際 研究者對韓旗城址的年代判定不同，發掘者認為該城址不晚於西周中期［59］，個別研究者認為可能為兩週之際［60］，部分研究者認為不早於西周晚期［61］。結合相關的考古發現來看，韓旗城的年代當不早於西周晚期，部分遺存的年代可能延續至兩週之際。
西周晚期，區域內的聚落格局再次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瀍河兩岸的早、中期中心聚落榮光不復，這一區域僅龐家溝、鑄銅遺址和東車站附近見有晚期墓葬。韓旗城出現，以其為中心新形成了不少遺址和墓地；二級聚落如孫家崗、穆莊、高崖西、經周東散佈於區域內，三級聚落如保莊西北、保莊北、綱常和寺溝等錯落分佈，一般聚落散處各個小流域，不同層級的聚落數量較上一個階段明顯增多（圖六）。
根據文獻記載可知，西周中期開始，周王室持續對西北部的犬戎和東部的淮夷進行戰爭，長期處於兩線作戰的狀態；西周晚期的氣候也發生了較為劇烈的變化，乾旱頻仍［62］；幽王時期，王室內部因繼承人問題產生矛盾，導致犬戎入侵，幽王之後甚至短暫出現二王並存的政治局面。關中地區自然和政治環境的變化迫使王室選擇東遷，而西周晚期以來，區域內的社會發展為東遷提供了重要基礎。
四、區域社會的崩塌與重構
考古發掘和調查的結果表明，西周時期的洛陽盆地相繼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從聚落考古的角度看，這一變化包括中心聚落的出現與遷移，聚落體系的豐富與完善，以及聚落佈局變化揭示的人群遷徙與考古學文化整合等。從上述意義來講，“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這一過程是周文化在區域內取得主體和支配地位的過程。
（一） 洛邑（成周）的營建
文獻和金文構建的“商周革命”是由“武王徵商”、平定“三監”之亂的“東征”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織就。為維護周人統治地位，實現長治久安，與“封建親戚，以屏藩周”相伴隨的是在“中國”營建“洛邑”、設立“八師”、安置“殷遺民”等一系列舉措。
瀍河兩岸眾多地點發現的墓葬，以及西至青年宮、東至機車廠、南至關林、北到馬坡這一範圍內發現的中小型墓葬和部分大型墓葬多具有晚商文化的特徵。研究者多認為，這些墓葬應該是西周初年“洛邑”建成後，周公安置殷商故地包括殷商貴族和手工業者在內的部分“殷遺民”與平叛後的庵、薄姑等“殷頑民”的墓葬。龐家溝墓地，發現有“中”字型大墓，出土有“太保、康伯”等銘文銅器，是西周貴族墓地所在。王佔奎認為北窯遺址為西周時期的成師所在［63］，也有研究者發現該墓地地位特殊，規格較高，與其他周人墓相比具有不同的特點，也與《周禮》中的邦墓和公墓不同，進而認為是“成周八師”陣亡將士陵園［64］。總之，瀍河兩岸的西周早、中期遺存與《尚書》諸篇中的“新邑”、“洛師”、“新邑洛”、“大邑洛”、“茲洛”、“洛邑”、“新大邑”等記載可以對應，也與“鳴士卿尊”銘文“新邑”暗合，更與區域系統調查結果顯示此區域為西周早、中期中心聚落的地位相匹配。研究者的認識也逐漸趨同，該區域應該就是西周早期的“洛邑”所在，與金文中經常提及的“成周”所指相同。
漢魏故城之下的西周晚期城址，與瀍河兩岸的中心聚落是前後相繼的，也與東周和漢代文獻中所指的“成周”城位置相符。從聚落的視角來看，其規模與出現的背景和區域系統調查的結果也相匹配。有研究者認為瀍河兩岸聚落衰敗是瀍河季節性氾濫的結果［65］；而韓旗城的出現，則與該區域地勢相對平坦開闊有關。更主要的是自穆王時期開始，周王室長期征伐“淮夷”和“荊人”，也時常用兵西北地區的“玁狁”（西戎、犬戎、翟人等），期間甚至出現“徐戎侵洛”，厲王之世再現“淮夷侵洛”的局面；地緣環境的變化，促使西周晚期建城行為的增加，韓旗城只是這一階段拱衛畿內地區城市建設的代表［66］。
儘管瀍河兩岸的聚落和韓旗城在不同時期都扮演中心聚落的角色，但是兩者的具體功用應該還是有差異的。前者擔負的主要是駐紮“八師”、鎮服“殷遺民”的作用。從政治上來講，建有宗廟、設有鑄銅作坊，周王也經常駐蹕，更有沿襲前代重要區域，以昭示承續“受命”和“定天保”的特殊意義。調查結果顯示西周早、中期的聚落數量相對較少，與都邑的規模難以完全匹配，更顯示其象徵性的一面。而西周晚期至兩週之際，區域內聚落數量的增加，除了能夠支撐規模巨大的城市存在外，也為西周晚期特殊形勢下“自之乂民”的實現和平王東遷提供了基礎。
（二） 考古學文化的整合
有別於關中地區前後相繼的先周文化的興起與西周文化的發展，關東地區的西周文化，包括燕、衛、魯、齊、宋等地，是伴隨著西周初年諸侯國的分封而出現的。洛陽地區西周文化的出現與關東其他地區類似。
研究者透過對洛陽西周遺存，尤其是墓葬的研究發現，中原地區西周遺址發現的陶器中存在著兩種文化因素，一種為以癟襠鬲為代表的先周文化因素，一種為以分襠鬲、簋、盂、盆、甗等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中原地區的周文化是在商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吸收了先周文化的因素形成的，兩種文化因素的融合在西周晚期已經完成［67］。也有學者指出，洛陽地區西周時期陶器墓葬，殷墟文化因素是主要來源，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周文化因素的微弱影響，墓葬形制方面與關中地區的差別不大，但是在器物組合上差別明顯，早、中期除了共享商式簋和豆外，兩地區鮮有相同或相似的因素，顯示出區域文化面貌的獨特性［68］。西周時期洛陽地區銅器的研究也表明，龐家溝墓地出土的銅器與陝西周原和豐鎬遺址的銅器特徵一致，而其他地點出土的銅器具有殷墟文化的特徵，且常見與殷墟晚期銅器及甲骨文相同的銘文或符號。兩種文化因素的交流與融合，導致西周晚期的文化特徵漸趨統一［69］。鑄銅作坊的發掘和研究也表明，銅器製作技術和工藝、管理人員和工匠墓葬的形制與特徵都顯示出，西周早、中期這一重要手工業生產場所是在殷遺民貴族和工匠的參與甚至掌控中實現專門生產的。
此外，殷墟文化故地的中小型遺址，也存在著一個殷墟文化被周文化取代的過程，兩者的更迭開始於西周初期，在西周中期基本完成。這一整合過程也是區域內原住民在意識形態方面逐漸接納新文化繼而改變的過程。
（三） 聚落體系的複雜化
對調查資料的分析表明，殷墟時期的洛陽盆地聚落體系相對簡單，可能僅為二級聚落體系，也即少量的中型聚落與多數的小型聚落構成了區域社會，在晚商時期持續並緩慢發展。
洛陽盆地中東部138個西周聚落的分析表明，91個單一型和28個複合型遺址顯示為四級聚落體系。區域中心先後為瀍河兩岸和韓旗城址，面積為3～5平方公里；經周東、孫家崗、穆莊、高崖西、南寨上村等5處遺址為二級中心，面積在60～100萬平方米；保莊北、保莊西北、西石罷、南羅、屯寨、寺溝、綱常、金鐘寺等8處遺址為三級中心，面積在20～40萬平方米；其餘77處小型遺址面積小於14萬平方米（圖七）。其他28個複合型遺址可能為二級或三級中心［70］。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不論聚落體系的變化，還是考古學文化的整合，都與西周初年瀍河兩岸中心聚落出現這一大事件相關。顯然，隨著西周初期瀍河兩岸面積超過3平方公里中心聚落的出現，區域內商代晚期原有的二級聚落體系崩塌，新的四級聚落體系重構，洛陽盆地成為畿內地區，具有了和關中地區相似的、統一的政治與社會秩序，為周王室擁有天下“共主”的權威奠定了基礎。
平王東遷之後，隨著滑國的西遷和劉國的分封，滑城和陶家村這兩個遺址漸次成為洛陽盆地內僅次於東周王城和成周城的次級中心聚落，而區域內的聚落體系也變成五級［71］，周王室能夠直接控制的區域再次縮小。西周初年在“小邦周”覆滅“大邑商”後迅速掌控局勢的“封建親戚，以屏藩周”這一制度缺陷性的一面日漸顯現，在地緣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多重打擊下，為周王室日漸式微和王朝的最終覆滅埋下了伏筆。
五、結語
成周是洛邑的一部分，還是兩者所指相同，是學術界長期糾結的問題。文獻與金文材料同考古發現不完全匹配甚至相矛盾這一現狀，可能並不會因為重要考古發現的出現而獲得圓滿解決，這與以“二重證據法”為代表的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整合研究的侷限性相關。發掘所見之遺存，調查發現的遺址相對於全部的古代遺存來言，具有片面性的一面。而文獻在形成和流傳的過程中也有對歷史真實認識間接性的一面。因此在討論所獲之“地下新材料”與流傳至今的“紙上材料”時，應該充分認識到“地下新材料”只能證實或者補充“紙上材料”之不足，而不能完全證偽。具體到洛陽盆地西周時期的遺存而言，文獻和金文提供的資訊不能明確指證洛邑（成周）的具體位置，同樣考古發掘的資訊也不能準確判定瀍河兩岸就是洛邑（成周），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更需要其他視角或者方法。
顯然，考古學和歷史學有不同的定位和理論方法體系，而聚落考古作為方法和理論之一，在依據特定範圍內古代遺址的分佈與變遷闡釋古代社會變化時具有獨特的視角，但這一構建與文獻所勾勒的古代社會不一定完全重合。而從聚落視角來看，瀍河兩岸和韓旗城交替擔當著中心聚落的角色，澗河流域沒有西周早期的高等級聚落。以瀍河兩岸西周早、中期遺存為中心，與都邑地位相稱的四級聚落體系在西周早期初步建立，而以韓旗城為中心聚落的聚落體系在西周晚期得以完善和豐富。儘管目前的考古發現尚不充分，難以清晰勾畫出中心聚落的具體形態和演變過程，但是從共時的遺存和聚落體系來看，瀍河兩岸西周早、中期的遺存應該就是文獻所載的西周初年營建的洛邑（成周），韓旗城則應該是西周晚期及東周時期的成周。
在獲得上述認識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充分了解基於區域系統調查進行聚落分析時可能存在的問題，對這一方法賴以存在的基礎如遺址判定、規模分析和年代確定中所存在的不確定性有清晰的認識。在利用聚落視角或其他方法對現有的資料進行解讀時，避免“過猶不及”的局面，儘量客觀地展現不同面貌的社會圖景，從更多維度來理解西周社會，進而接近歷史真實。
附記：本文得到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一般課題“洛陽盆地西周遺存的聚落考古研究”（專案編號Y2020-14）的資助，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專案“兩河流域北部早期國家的形成研究”（專案編號20BKG002）、“偃師商城一期遺存研究”（專案編號21BKG006）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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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唐蘭：《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第1期。
b。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1976年第1期。
c。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d。於省吾：《釋中國》，見《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成立七十週年紀念》，中華書局，1981年。
［2］“洛邑”、“洛師”、“新邑”、“新大邑”見於《尚書》中的《召誥》、《洛誥》、《多士》、《康誥》等篇及《史記》和古本《竹書紀年》等，“成周”見於《尚書·洛誥》、《逸周書·作雒》諸篇，下文不再另注。
［3］張亞初：《殷周金文整合引得》第1371、1372頁，中華書局，2001年。
［4］部分研究者認為“王”所指為西周時期的王城，如唐蘭、陳夢家等；部分研究者認為是周王，如王人聰；部分研究者認為指成周附近的某一地點，如梁雲等。
a。唐蘭：《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文考釋》，《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4卷第1號，1934年。
b。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
c。 王人聰：《令彝銘文釋讀與王城問題》，《文物》1997年第6期。
d。 梁雲：《成周與王城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
［5］a。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增訂本）第8～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b。宋江寧：《文獻、金文和考古資料在西周史研究中關係的討論—以洛陽西周時期的成周、洛邑、王城的研究為例》，見《三代考古》（五），科學出版社，2013年。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聯合考古隊：《洛陽盆地中東部先秦時期遺址：1997-2007年區域系統調查報告》，科學出版社，2019年。以下凡引此書，版本均同。
［7］劉承軍、劉芳：《民初中央與地方關係下的學術機構探析—以河南古蹟研究會為例》，《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報告—1955～1960年洛陽澗濱發掘資料》第83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以下凡引此書，版本均同。
［9］《洛陽盆地中東部先秦時期遺址：1997-2007年區域系統調查報告》第1184頁。
［10］郭沫若：《兩週金文辭大系》錄編·三六、三七，考釋·六五，科學出版社，1957年。
［11］a。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
b。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增訂本），中華書局，2019年。
［12］張劍：《叔牝方彝考釋》，《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河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
［13］劉富良：《洛陽市西周夯土基址》，見《中國考古學年鑑》（2000），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洛陽市第一文物工作隊：《洛陽瀍水東岸西周窯址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
［15］或說12萬、14萬、20萬平方米不等。參見以下文獻：
a。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窯村西周遺址1974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7期。
b。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1975—1979年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的發掘》，《考古》1983年第5期。
c。葉萬松、李德方：《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
d。李德方：《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e。 劉富良：《洛陽市西周鑄銅遺址》，見《中國考古學年鑑》（2000），文物出版社，2002年。
f。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車馬坑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8期。
［16］參見［15］a、b。
［17］參見［15］c～f。
［18］a。葉萬松、餘扶危：《洛陽市瀍河西周車馬坑》，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b。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發掘簡報》，《洛陽考古》2015年第1期。
c。 朱亮：《洛陽東郊西周車馬坑》，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
d。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文物》1999年第3期。
［19］周立、石豔豔：《洛陽西周早期大規模祭祀遺存的發掘》，《中國文物報》2011年6月17日第4版。
［20］徐昭峰：《成周城析論》，《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3期。
［21］同［15］a。
［22］謝虎軍：《洛陽北郊西周魚窖群》，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23］a。《洛陽發掘出土一處龐大的西周墓群》，《光明日報》1964年6月25日第2版。
b。賀官保：《洛陽市龐家溝出土西周銅器》，《文物》1964年第9期。
c。 洛陽博物館：《洛陽龐家溝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第10期。
d。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第360～366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
［24］張應橋：《洛陽北窯西周墓地性質初探》，《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25］a。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瑤西周墓清理記》，《考古》1972年第2期。
b。同［15］。
［26］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洛陽的兩個西周墓》，《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
b。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車站兩週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2期。
c。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老城北大街西周墓》，《文物》2010年第8期。
d。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唐城花園C3M417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7期。
［27］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洛陽老城發現四座西周車馬坑》，《考古》1988年第1期。
b。 李德方、嶽向紅：《洛陽老城西周殷民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28］a。郭寶鈞、林壽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
b。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瀍河東岸西周墓的發掘》，《文物》2006年第3期。
c。同［18］b。
［29］a。同［28］a。
b。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鐵道·龍錦嘉園西周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11期。
［30］ a。同［28］a。
b。 葉萬松、趙振華：《洛陽市東郊西周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c。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東郊發現的兩座西周墓》，《文物》1992年第3期。
［31］a。葉萬松、餘扶危：《洛陽市東關西周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
b。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關五座西周墓的清理》，《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c。 葉萬松、朱亮：《洛陽東關兩座西周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
［32］a。李德方：《洛陽東郊西周晚期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b。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C5M906號西周墓》，《考古》1995年第9期。
c。 謝虎軍、司馬國紅：《洛陽楊文西周墓地》，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8），文物出版社，2000年。
d。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郊西周墓》，《文物》1999年第9期。
e。 張如意：《洛陽市瀍河區攔溝村西周貴族墓地》，見《中國考古學年鑑》（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
［33］a。付永魁：《洛陽東郊西周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4期。
b。 張劍、蔡運章：《洛陽東郊13號西周墓的發掘》，《文物》1998年第10期。
c。趙振華：《洛陽市東郊西周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34］張劍：《河南洛陽西周墓葬陶器初探》，《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35］研究者認為該區域的面積約6平方公里。參見葉萬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華夏考古》1991年第2期。
［36］ a。張劍：《從建國以來出土的青銅器看西周時期的洛陽居民》，見《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b。張劍、孫新科：《洛陽傳世的西周青銅器研究》，見《河南文物考古論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c。 張劍：《洛陽成周殷遺民史蹟考察》，見《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3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漢魏洛陽故城城垣試掘》，《考古學報》1998年第3期。
［38］錢國祥：《漢魏洛陽故城沿革與形制演變初探》，見《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39］洛陽市文物管理局、洛陽市文物鑽探管理辦公室：《漢魏洛陽故城閶闔門區域文物鑽探報告》，三秦出版社，2009年。
［40］a。陳國樑等：《漢魏洛陽故城兩週時期墓葬發掘取得新收穫》，《中國文物報》2007年12月5日第2版。
b。 陳國樑等：《河南漢魏洛陽故城新發現兩週時期墓葬的發掘》，見《發現中國—2007年100個重要考古新發現》，學苑出版社，2008年。
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M175西周墓發掘簡報》，《考古》2014年第3期。
［41］張劍、蔡運章：《洛陽白馬寺三座西周晚期墓》，《文物》1998年第10期。
［42］該遺址點（金村東北）判定依據為漢魏故城城牆解剖中發現的西周至東周時期地層堆積，參見［37］。
［43］葉萬松、餘扶危：《洛陽北窯西周遺址陶器的分期研究》，《考古》1985年第9期；《中原地區西周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12期。
［44］同［34］。
［45］劉富良：《洛陽西周陶器墓研究》，《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3期。
［46］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洛陽王灣—考古發掘報告》第97～13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47］《洛陽發掘報告—1955～1960年洛陽澗濱發掘資料》第83頁。
［48］a。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第23、53～60、139、140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
b。 安亞偉：《洛陽市王城大道西周墓》，見《中國考古學年鑑》（2005），文物出版社，2006年；《河南洛陽市王城大道發現西周墓》，《考古》2006年第6期。
［49］ a。《洛陽發掘報告—1955～1960年洛陽澗濱發掘資料》第99頁。
b。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瞿家屯發掘報告》第146～148頁，文物出版社，2010年。
［50］ 同［34］。
［51］ a。同［34］。
b。同［45］。
［52］ 同［34］。
［53］ a。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五女冢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10期。
b。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五女冢西周早期墓葬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10期。
［54］同［45］。
［55］同［45］。
［56］a。同［34］。
b。 張劍：《洛陽西周青銅禮器研究》，見《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建立三十五週年紀念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57］a。同［34］。
b。同［56］b。
c。同［45］。
［58］周立、商春芳：《辛勤耕耘結碩果開拓進取創未來—洛陽市文物工作隊三十年考古工作回顧》，《中國文物報》2011年9月9日第6版。
［59］同［37］。
［60］同［4］d。
［61］a。徐昭峰：《成周與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
b。同［20］。
c。侯衛東：《論西周晚期成周的位置及營建背景》，《考古》2016年第6期。
［62］王迪：《試析西周時期氣候變遷與豐京聚落佈局演變的關係》，見《三代考古》（八），科學出版社，2019年。
［63］王佔奎：《成周、成、王城雜談—兼論宗周之得名》，見《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
［64］同［24］。
［65］同［20］。
［66］同［61］c。
［67］葉萬松、餘扶危：《中原地區西周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12期。
［68］同［34］。
［69］同［67］。
［70］《洛陽盆地中東部先秦時期遺址：1997-2007年區域系統調查報告》第1223、1224頁。
［71］《洛陽盆地中東部先秦時期遺址：1997-2007年區域系統調查報告》第1223、1224頁。
（作者：桑櫟 洛陽師範學院，陳國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考古》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