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1897年創辦於上海，1954年遷到北京，我1966年才出生。我跟商務印書館打交道的經歷並無特別之處，但我願意把這家出版社視為中國學人的“精神之家”，我是其擴充套件的大家庭中某一代的成員，在上海我還專門尋訪過老商務。
此家庭的核心是少數編輯團隊，外圍則是由譯者和讀者組成的多層學人隊伍，整體都在演化之中。它是實在的“家庭”而非“家園”，因為後者較虛，已經被說濫了。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基本沒有血緣關係，卻有無法割捨的師生情、朋友情。一家人不說兩家話，都希望它興旺發達。
我和許多人一樣，從讀商務書、買商務書開始，到參與商務館的出版事務，如翻譯、策劃、作序、推薦等。前一半經歷實在平常，中國所有學人恐怕都有此經歷。我在北京大學地質系讀書時就購買過盧梭的《懺悔錄》、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1982年版，1。2元），當時書價不高，但那時每月的生活費不超過40元。其實直到現在，相對於食物、門票、工資，中國的書價在世界範圍也不算高，但讀書人仍然覺得書價漲得飛快，只能怪書生平均收入較低。就像中國2000年至2017年的房價，囊中羞澀的購房者總覺得房價太高，且高得離譜，事後才發覺當初太便宜了。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時，商務印書館哲學室編輯武維琴先生邀我和當時還在江西醫學院工作的潘濤一起翻譯《湍鑑》（Turbulent Mirror）一書，算是與商務印書館有了進一步接觸。武先生對我非常照顧，送我了許多商務出版的圖書，每次到商務館都會裝一袋子書返回。那時候贈書跟現在可不一樣，當時我是窮學生，能用於買書的錢十分可憐，有人送書簡直太棒了。現在我經常送認識或不認識的學生一些書，可能是受了武先生的影響。武先生還破例邀請我參加商務印書館定期召開的選題論證會，參會的代表除我外都是各領域的權威大佬，能有這樣的機會學習非常不容易。正是在這樣的會議上，我認識了梁存秀先生，先生的知識分子氣質令人難忘。武先生當年還跟我討論過外國人名的翻譯、瑜伽及神秘現象，給人的印象是平和、寬容，從不強加於人。
1994年我博士畢業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後，發現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古德曼的作品竟然無一部翻譯成中文，就跟與我同在一個小區居住的陳小文先生講述了情況。小文的導師是熊偉先生，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德國哲學，但他對分析哲學也很熟悉，聊天當中古德曼的思想他講得頭頭是道，他當即決定購買其《事實、虛構和預測》版權，並讓我來翻譯。那時小文還不是館領導。這本小書商務出版後不斷重印，迄今已出了三個不同的裝幀版本，稿費每次不算多，累積起來也還不錯。這便是給商務譯書的一個好處：稿費細水長流。
於殿利先生擔任商務館總經理時，對於推動博物學文化發展做出了很多努力，為此經薛曉源介紹我們有了幾次接觸。於先生特別支援了2015年11月14日召開的首屆博物學文化論壇，他在北京大學人文學苑宣佈創辦《中國博物學文化評論》。從2017年出版第一輯到2022年初已經出版到第六輯。出版這種輯刊，對於推動相關學術發展很有幫助，但對出版社來說顯然賠錢。於先生則堅決支援，為了讓我放心，他囑咐讓熊姣親自擔任編輯（熊姣是我的學生，後來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於先生在發言中說，“自然是人類之母，自然是人類之師，自然就是人類自身。向大自然反省應該成為人類的常態，成為大自然交給人類的必修課。只有永遠不間斷地學習和掌握這門必修課，人類才能真正成為越來越接近理性的動物，人類這個物種才能繼續保持其先進性，也才能保證自己長期的生存狀態。博物學可以算作人類向自然反省的開始。”這段話講得深入淺出，清楚闡明瞭我們復興博物學文化的用意，我建議編輯連續六次把它印在了圖書的封底。
商務印書館給人許多傳奇式印象，有的未必準確。比如關於翻譯圖書的質量，總體而言商務出的譯著水平相對高，但也不是沒有錯誤，這方面需要採取自然主義的態度，要打破一些不必要的神話。我譯的《事實、虛構和預測》就有錯誤，中山大學的一位老師指出過，下一次印刷進行了修改。別人譯的一些書也能找到一些小問題，即使“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由名家操刀的經典譯本，譯者也有看走眼的地方以及因文化傳統差異而導致理解不準確的地方，如培根、休謨和康德的作品。這都非常正常，譯書是非常危險的勞動，特別容易犯各種錯誤。所謂幾個月學會一門外語，壓根不可信。句子譯對時，讀者認為理所當然；譯錯了，就可能被罵得狗血噴頭。一個人的外語再好，也不可能如母語一樣運用自如，不可能深入瞭解語言背後承載的無限量文化資訊。翻譯的作品，包括“漢譯名著”，對於學人參考、快速瞭解外文作品的大致內容，確實起著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研究之時依然要核實原文。說到這，讓我想起商務印書館餘節弘對我的幫助。有一次我給另一家出版社幫忙時，遇到古爾德的一本書Leonardo’s Mountain of Clams and the Diet of Worms，我想當然地把後面的theDiet of Worms理解為某類蟲子的飲食了，前面講貝類後面講蠕蟲似乎滿合理的。小余（經常聽別人稱他“老餘”）微信中告訴我，這個跟蟲子沒關係，而是指一次宗教會議！我趕緊上網查，果然是指天主教歷史上的一次大會，古爾德成心逗讀者開心（書中有一文倒確實與那次大會有關）。有人提前將這件事告訴我，讓我少了一次丟人現眼的機會，非常感謝餘節弘。小余現在專門負責博物類圖書的策劃、編輯、出版，推出了數量龐大、質量一流的圖書，影響巨大，大家有目共睹。
值得高興的是，我的多位學生已參與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工作，如徐保軍翻譯布蘭特的《林奈傳》，熊姣翻譯約翰·雷的《造物中展現的神的智慧》，哈斯凱爾的《看不見的森林》和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楊莎翻譯法伯的《探尋自然的秩序》和古爾德的《刺蝟、狐狸與博士的印痕》，李猛（北京師範大學）翻譯法拉的《性、植物學與帝國》，餘夢婷翻譯梅比的《吉爾伯特·懷特傳》等。其中英國自然神學家、博物學家約翰·雷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十分不易，中國學界長期沒有關注到這位比牛頓稍年長的劍橋大學校友、同事。熊姣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約翰·雷，順便把他的名著翻譯出來。林奈傳記和吉爾伯特傳記，都是國內首次引進，之前能找到的有關他們的描述十分可憐。所有這些，都是在為中華文化發展緩慢積累資源，單獨看可能不算什麼，合起來則不可忽視。
我的這些學生都很年輕，資歷不深，但是商務印書館勇於啟用他們，值得讚揚。商務印書館給外界一種印象：只跟老學究打交道。實際上，這極其不準確。真實情況是，許多人通常在年輕時就已與商務結緣，終生和商務打交道，甚至命運與共。最近五年，因為參加了幾次館內年度好書評選活動，我目睹了編輯們面向二十幾位館外學者對每部初選的好書只用三分鐘時間做進一步介紹，發現此時的商務館的編輯們大多非常年輕，但學歷高、學問好，這跟外界的猜測有些不同。這是好事。深圳因為匯聚了全國的年輕人，終於將一個小漁村建設成了新型包容的現代化大都市，商務館編輯的年輕化，也將完成學術傳承，推出更多優秀作品。
坦率說，過去相當長時間裡商務印書館一家獨大，差不多“壟斷”了大部分學術資源。後來許多出版社也發展起來，學術出版也做得不錯，但商務印書館寶刀不老，整體上保持了高水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國家如此，精神之家也如此。
——節選自《商務印書館125年大事記（1897—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