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親愛的生活
——《縱我不往》創作談
文|阿袁
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敗壞的呢？
其實在《論語》裡還是可以的。《論語》雖然不是一本小說，只是一本語錄集，但我是當小說來讀的，因為其中刻畫了一群春秋時代的知識分子形象。當讀到“子見南子”篇孔子急赤白臉地對學生子路賭咒發誓說“天厭之！天厭之！”，讀到“公西華侍坐”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讀到孔子在“鄉黨”篇侃侃而談他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我不禁心醉神迷！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尚且健康和美好的人格，以及健康和美好的師生關係。
除了孔子和他的學生，古代還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是我很熱愛的，那就是蘇東坡。人人都愛蘇東坡。這傢伙不但才華橫溢，還有情有義有風骨，還好吃——如果蘇東坡不好吃，那他在我這兒就算“白璧微瑕”了，或者“瑕不掩瑜”。不論哪一個，反正是有“瑕”了。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我是人不好吃不可與交。一個不好吃的人，我認為基本不是一個天真的人。而蘇東坡呢，那是可以借用金聖嘆誇讚李逵那句話來形容的——“是上上人物，一派天真爛漫到底。”
就因為蘇東坡，我對宋代的看法是很好的。丹納在《藝術哲學》裡說，藝術作品和藝術家的產生，是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的，有什麼樣的時代，就有什麼樣的藝術和藝術家。那麼，可以產生蘇東坡這樣光輝燦爛理想人格的宋代，怎麼說都應該是好的。
但知識分子的形象後來就成了《儒林外史》裡那個“中了！中了！”的范進和不摁滅一根燈芯就死不瞑目的嚴監生，成了《圍城》裡那個畢業於克萊登大學、回母校講“梅毒和鴉片”的方鴻漸，就成了魯迅筆下“茴字有四種寫法”的孔乙己和想“咯支咯支”洗一洗的四銘，成了大眾酒桌上的“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獸”。而最文雅的形象，也不過是錢理群先生所謂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我不知道吳敬梓、錢鍾書、魯迅等人是不是要對知識分子形象的坍塌負一定責任，反正，現在知識分子的形象確實不怎麼樣了。
所以寫知識分子，好像就要寫可恥和墮落。一個沒有廉恥的猥瑣的知識分子是更可信的。理想灰飛煙滅，風骨蕩然無存，本來應該清風明月、落英繽紛的桃花源，結果比名利場還名利場。這已經是整個社會對知識分子和高校的刻板印象了。這也不算冤枉了知識分子。在高校教書幾十年，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都是這些知識分子。
說這麼多，我倒不是在說知識分子比別的“分子”更糟糕，而是說知識分子不比別的“分子”更好——這是問題的關鍵，當知識分子不比別的“分子”更好時，別人阿諛他也阿諛，他甚至比別人阿諛得更文采斐然；別人追逐名利他也追逐名利，甚至比別人的姿勢更妖嬈，這就喪失了知識分子基本的身份立場。畢竟知識分子是有自己身份屬性的。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裡說，知識分子應該持一種廣義的“懷疑和批判”，是“失敗的諸神”。而我們現在溫順的、洋洋得意的、勝利的知識分子太多了。甚至按埃科的定義——知識分子是要有創造性的、要生產新知識的——如果一輩子只重複教授一門關於海德格爾的課，也算不上知識分子。
某個評論家對我說，阿袁，你要寫出教授靈魂的痛苦，這樣小說才更深刻。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對此還是要謹慎行事。一方面我不迷信痛苦，我贊同加繆所說的，痛苦並不比快樂更有意義。另一方面，我也沒有看到多少靈魂痛苦的教授。中國教授的痛苦，至少我認識的大多數教授的痛苦，是不太抽象的痛苦，它們往往和利益得失有關，諸如沒有當上副會長之類，如果一箇中國作家非要像西方作家——比如菲利普 羅斯、比如戴維 洛奇、比如索爾 貝婁——那樣來寫一個教授的靈魂如何痛苦、如何救贖，我認為他寫的不是一箇中國教授，至少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教授，而是一個想象出來的合乎教授身份和合乎批評正規化的文學形象而已。
所以《縱我不往》的主人公季堯，他也不是一個痛苦的教授。這從最初的題目《親愛的生活》可以看出來——小說的題目改變過好幾次，從《親愛的生活》，到《子衿》，到《縱我不往》，每一個名字都和小說主題有關，但側重點有所不同。《親愛的生活》側重點在季堯對生活的謳歌。小說依然寫高校，依然寫教授，可以說，它是我高校系列小說的延續，但也有兩個不“依然”之處：一是小說的主人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了，之前我的小說基本是寫女人的，我曾經戲言“文學是女人學”；二是它刻畫了一個高校“青椒”形象，他不再是當下大學敘事中“墮落的高校”裡的一個“墮落的教授”，一朵盛開在這個時代的“惡之花”，不再是那個隨世俯仰、八面玲瓏、仕途春風得意的入世者陳季子，也不再是那個“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出世者蘇不漁，而是——從某個意義上而言——“失敗的諸神”之一。他對高校學術生態、教育現狀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和反動，比如“不識好歹”地拒絕申報國際交流學院胥院長建議的“讓薛寶釵走向世界”的文化專案，拒絕當留學生戲劇社指導老師，拒絕校長參加他的讀書會等，以致因為這些“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拒絕得罪了領導，後來在職稱評選中因為“非升即走”的政策不得不離開學校。這些都是季堯“不往”的方式。小說取名《縱我不往》的意旨也在於此。
作為一枚高校“青椒”，季堯這些“不往”的行為，在當下其實並沒有典型性。如果要刻畫一個 “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小說中另外兩個人物鮑小白或者何況，應該作為小說的主人公，畢竟當下高校的大多數“青椒”，經過這些年的薰陶和培育，已經十分適應高校的生態環境了，他們努力發論文，努力申報課題，努力把“學術的裙帶”系得十分妖嬈。而季堯這種“青椒”呢，不說是絕跡的“恐龍”，至少是瀕危的“鴞鳥”了。在小說中，系主任老尚幾次三番地把季堯說成一隻傻乎乎的“鴞鳥”呢。
小說最後的“幾介居”，建築在廬山腳下，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桃花源了，但與其說它是桃花源，不如說它是海德格爾的“詩意地棲居”。因為季堯們——“幾介居”住了不少因為“非升即走”而來此的“青椒”——並沒有像陶淵明那樣過起了高蹈的隱士生活，而是仍然孜孜於學術與教育，孜孜於美食書籍，他們牢騷滿腹，又繾綣深情，始終和教育和生活相濡以沫、相親相愛，且沒有悲壯的舞臺表演意味，而完全是一種樂在其中的日常姿態。可以說這既是季堯們的一種“不往之往”，也是我作為一個高校教育者，對我們的教育以及當下“青椒”們面臨的困境所作的一種可能性思考和詩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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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縱我不往》發表於《當代》2022年第3期
作者簡介：
阿袁，1967年生於江西樂平，畢業於南開大學，現在大學任教。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著有長篇小說《魚腸劍》《師母》，小說集《鄭袖的梨園》《米紅》《梨園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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