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篇報上文章，以小說中元春省親情節為例，來證明《紅樓夢》是寫曹家真事的。文章以為元春判詞稱“二十年來辨是非”，是隱指康熙皇帝南巡，曹寅最後一次接駕，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至雍正五年（1727）雍正下旨問罪，抄曹的家，恰好二十年。
又“虎兔相逢大夢歸”，謂指康熙死於寅年（虎），緊接雍正開元之卯年（兔）（此說早有人講過）。
又有十六回脂評稱：“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因而認為小說中省親之元春，實則即南巡之康熙皇帝。
我不想否認曹雪芹很想在自己的書中，說說當年曹家的潑天盛事——祖父曹寅親自接駕四次，以其江寧織造署為行宮的榮耀。
但此事太有名了，絕不能寫。寫出來，稍留意於時事見聞的人都知道這是誰家的事，這一來，“真事”也便無法“隱去”了。
不寫又不甘心，也難以充分表現榮國府“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況，不得已，只好編造一個身為貴妃的女兒恩准回家省親的熱鬧故事，並借趙嬤嬤與鳳姐等談論省親事，扯到“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事故”，又隨口帶出小說“前半部不寫者”（脂評語）的江南甄家，以“獨他家接駕四次”這句話，來“點正題正文”、“大關鍵”、“大節目”（脂評語）。
這些都是作者煞費苦心的安排。
那麼，寫元春省親是不是寫康熙南巡呢？
可說是，也可說不是。
說是，因為在聽到省親訊息時安排聊天情節，就為了說出“接駕四次”真事來，為了點正題。再說，在賈府內修建大觀園，可比作將江寧織造署改修作行宮；元春一路上的儀仗、排場、氣派，到家後親人們的行大禮、謹慎恭肅地啟事等等，都與御駕親臨差不多；就連她命寶玉和眾姊妹賦詩，也頗似皇上有詩興，命臣僚們應制唱和。
說不是，“借省親事寫南巡”，畢竟是“借”，為的只是藉此想象當年的盛況，抒發憶昔的感慨。若當真把元春比作康熙，皇上成了他家的女兒，豈非大逆不道！元春是一個有獨立意義、寫得很成功的藝術形象。
你看雪芹寫她對父親的訴說：
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然骨肉各方，終無意趣。
再看她與祖母、母親見面的情景：
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攙賈母，一手攙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
還有她與寶玉見面一段，話不多，也很感人：
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
這是一個充滿溫柔親情的活生生的元春，她泣不成聲地把皇宮大內說成是“終無意趣”的“不得見人的去處”，完全像從一個幽閉囚禁她的地方出來一樣。
這樣的形象，如何能與威加海內的康熙大帝聯絡在一起？說元春是康熙，豈不是完全抹煞了這一形象獨立的思想與藝術價值？這絕非曹雪芹的用意。
我們詳細地分析了這個例子，目的是想讓大家對作者宣稱“真事隱去，假語存焉”的真正含義和操作方法，有更實際、更深切的理解。
《紅樓夢》其實就是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產生的最具有想象力、最大膽的藝術虛構。這不僅僅是對元春省親的描寫，它在小說中不是個別的特殊現象，整部《紅樓夢》也無不都是藝術虛構，人物形象如此，故事情節如此，環境背景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