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同，人們對社會、家庭、朋友的願望、期盼、祝福也會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時代的花鳥畫則有著不同的思想內涵，“這與畫者所處的時代及自身所承載的角色有關”，如：宋徽宗趙佶就以皇帝的身份借《芙蓉錦雞圖》表達自己對臣民的要求，希望能“借雞之五種自然天性宣揚人的五種道德品性（文、武、勇、仁、信）”，以使國泰民安；
清鄭板橋是地方官吏，性格剛毅，對百姓的生活極為關注，就以竹畫表達“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和對百姓“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情感；
近代畫家李苦禪，在經歷生活磨礪後，深感黨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對黨和祖國有著無限的感激之情，就以巨幅荷畫抒發希望華夏興盛的愛國情懷……花鳥畫都是有寓意的，也就是說，花鳥畫創作者在啟筆之前心中是立好了意的，或被現實生活啟迪，或被自然景象激發。花鳥畫表達立意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是“構圖”，這是在下筆前必須打好腹稿的，古畫論題之為“置陳佈勢”、“經營位置”，並稱之為“畫之總要”，且要求作畫之人依意定景，根據畫面結構的需要，運用“賓主、呼應、開合、藏露、繁簡、疏密、虛實、參差等對立統一法則來佈置處理畫面。
不同的立意有著不同的構圖方式，古今花鳥畫最經典的構圖形式是“折枝畫”，崇尚“簡”，以少勝多，以微見宏。“折枝畫”最典型的構圖程式有“S”型，以左旋右轉畫面，呈現起、承、轉、合的佈勢；“V”型，以穩固的畫面，呈現張力；“C”型，以物象組織一個C狀畫面，以“活口”呈現活力；“”型，以或在畫幅內，或延伸到畫幅外的三角形佈局，呈現或穩、或變的藝術效果。
對於花鳥畫創作者來說，無論採用什麼形式，無論選擇什麼程式，追求“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藝術主張是統一的。記得清代畫家李方膺在其《梅花》中題跋曰：“寫梅未必合時宜，莫怪花前落墨遲。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此中“落墨遲”便印證了這一點。
筆者專事新彩花鳥瓷畫，因在瓷上用新彩作畫，與用顏料在紙絹上畫國畫一樣，有所繪即有所得的藝術效果，因此，只要“胸有成竹”，依所立之意構圖、設色、造型，就能很好地表達出自己想要呈現的主題思想。所以，在研習國畫時，所學、所獲、所感、所悟，都能直接引用於新彩繪畫中。與其它陶瓷彩繪裝飾技法比，用新彩作瓷畫似乎走了捷徑，但在瓷上作畫和在紙絹上作畫不盡相同，瓷畫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難點，就是構圖。
瓷之器是有其獨特的造型語言的，每一種不同的器型都有不同的意韻，要想用瓷畫表達好自己的思想情感，必讀透瓷之器的造型語言並深解其意韻。只有當瓷之器和依意所構之圖完美結合的時候，才能稱得上是瓷畫。然而，這也不是一個不可突破的難題。因為，在瓷上作畫，其表現形式是靈活多變的，一是瓷器的器型多樣，二是瓷畫的主題多樣，三是同一個主題可呈現在不同的器型上，四是同一種器型可呈現不同的主題。我們只要揣摩好“立意”——“器型”——“構圖”之內在聯絡，是能在瓷上用最完美的構圖表達好自己的主題思想的。
瓷器分陳設瓷和日用瓷，在陳設瓷上作畫，只要依立意依器勢構圖佈局就行。而在日用瓷上作畫，則必須根據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來選擇與之相適應的題材，並根據瓷之器型來構圖佈局，完成立意的表達才行。
筆者喜歡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創作主題，喜歡依據人們對生活的願望來立意，還喜歡選擇和紙絹相近的載體作畫，所以我的作品大多以陳設瓷中的瓷板為載體。筆者的新彩《玉蘭圖》，以現實生活中山上、道旁、院裡常見的玉蘭為素材，以圓形瓷板為載體，以“折枝畫”中最典型的“C”型構圖為表現形式，表達我日常所見的美好景象和內心對人們的美好祝福。我們都知道，玉蘭以先開花後生葉的生長方式向人們通報春的到來，所以人們亦稱之為“迎春花”、“應春花”。春，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凡的，因為，“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是我選擇以玉蘭為創作主體的主要原因。筆者的《玉蘭圖》不是一念之作，是深入生活，對玉蘭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提煉出來的，可謂“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亦是花前“落墨遲”的誠意之作。
之所以選擇瓷板為載體，是因為我熟諳國畫的構圖形式，二維平面構圖對我來說應該說是駕輕就熟的。之所以選擇“C”型構圖，一是因為可以以圓形瓷板之弧線佈勢，二是因為可以讓花枝生髮蓬勃之氣，讓畫面充滿活力。畫中的玉蘭花是從瓷板邊緣生髮出來的，是靜的，為的是呈現玉蘭之淨美。但一味求靜，則整個畫面會缺少生氣。因此，我在玉蘭枝頭，點綴了一對鳥兒，為的是靜中求動，營造生機。雙棲枝頭的鳥兒，一引頸高歌，一凝神靜聽，如一對相親相愛的戀人很有情趣。《玉蘭圖》表達了筆者祝福人們幸福安康的意願，傳遞了我希望人們珍惜時光，讓生活充滿活力的願望。
創作來自生活而又高於生活的新彩瓷畫是我一生的追求。深入民間尋找對社會有益的表現題材，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藝術表現形式，用最貼切的構圖形式完成所立之意陳述，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我將努力創作立意新、構圖美的新彩瓷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