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有一個感慨：“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對於言論的迫壓，也是很令人覺得詫異的。”在他看來，評論者如果不瞭解作者的言說環境，就不能批評他的寫作，“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由此而發出了他的忠告：“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
那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的寫作面臨著怎樣的表達環境？在嚴苛的報刊審查制度與“禁言”壓力之下，魯迅採取了何種言說的方式與策略？雜文家魯迅又有著怎樣的自我身份、角色的預設？
錢理群教授講魯迅五十年，在不同年代、不同語境裡講，每次講都帶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他認為，雜文是魯迅和他的時代建立聯結的最佳途徑，魯迅用文章儲存的“一時之風尚”如今還有價值。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錢理群教授的文章《魯迅雜文的言說環境、 方式與命運》。
錢理群 文
本文為節選，原刊《錢理群講魯迅》
錢理群教授近照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魯迅最後十年的開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寫了兩本雜文集：《而已集》和《三閒集》。他在《〈三閒集〉序言》裡，這樣談到他這一時期的言說與寫作——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寫的文字，篇數少得很”，“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裡。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自己編著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魯迅又是“運交華蓋”了。這才是開始。
到一九三〇年，“期刊是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時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魯迅所能投稿的，“就只剩下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這一年就只作了收在《二心集》內不到十篇的短評。
重要的是，面對這樣的“逐日加緊的壓迫”，魯迅內心的感受和反應。他的直感是：在中國，“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已經沒有了”，此後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大概只能居住在“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的“蝸牛廬”裡，“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在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的雜文集《南腔北調集》所寫的《題記》裡，魯迅談到自己寫作的困境：“《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於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這裡談到的“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正是統治者的株連術的效應，有時當局不直接懲罰作者，而只追究編輯的責任，這反而逼得作者下筆時不得不多所顧慮，以免累及他人。
不準通，不敢通，不願通，不肯通與力爭通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問題是，面對這樣嚴峻的言說環境，知識分子該作出怎樣的選擇。
我們先一起來讀魯迅的一篇雜文：《不通兩種》。
魯迅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大晚報》上讀到一篇關於農村社會風潮的報道，題目是《鄉民二度興風作浪》，讀著讀著就糊塗起來，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三日還沒有想明白，只得寫成篇雜文，捎帶發表一點感想。引起疑惑的是這段文字：
（鄉民）陳友亮見官方軍*中，有攜手槍之劉金髮，竟欲奪劉之手槍，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察隊亦開空槍一排，鄉民始後退。
魯迅感到“最古怪的是子彈竟被寫得好像活物，會自己飛出膛來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也不通了。必須將上文改作‘當被擊斃’，才妥。倘要儲存上文，則將末兩句改為‘*察隊空槍亦一齊發聲，鄉民始後退’，這才銖兩悉稱，和軍*都毫無關係。——雖然文理總未免有點希奇”。
顯然，這裡的文句的“不通”，不是“作者本來就沒有通”，而是魯迅所說的，“本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
為什麼“不敢通”或“不願通”？魯迅沒有說破，但讀者心裡明白：明明是“官方軍*”開槍打死了鄉民，卻要掩蓋這一血 腥的事實，甚至歸罪於鄉民，於是就出現了這“不通”的句子。
魯迅注意到，“現在，這樣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現”。這就反映了中國言論的一個根本問題：作者連如實地反映事實、通順地表達自己的權利都沒有，常陷入“不準通”，因而就“不敢通”的尷尬。這其實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講的言說困境。
而魯迅還要追問：中國的作者，知識分子，面對這樣的思想禁錮、言論不自由的狀況，採取什麼態度？
魯迅說：“頭等聰明人不談這些，就成了‘為藝術而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者，但兩者都是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裡的。”
這是典型的魯迅思維與筆法。他抓住一個“不通”，就使各種人的立場畢現，並照出其靈魂：
“不準通”——這是“官”的立場。
“不敢通”——這是“奴*”。
“不願通”“不肯通”——這是“奴才”的態度。他們都是“聰明人”。
《不通兩種》，《魯迅全集》5卷，22頁，23頁。
“力爭通”——這就是魯迅在《無聲的中國》裡所說的：“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這大概就是“傻子”了。
這是在不自由中爭自由、努力走出奴*時代的“人”的掙扎。
南腔北調、奴*文章、地攤圖書
錢理群的書房，牆上是魯迅像和“護法神”關公、鍾馗
我們很容易就注意到：魯迅“人”的立場是堅定的；但他對自己的言說的預期卻是低調的。也就是說，他堅持獨立的自由言說，但他又不斷質疑自己的言說。他對在不自由的體制下，反抗者的自由言說的限度與缺憾，有著極為清醒和冷靜的估計，同時他也深知自己的言說的真正意義所在，自有一種自尊與自重。
一九三五年底，國內新聞界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保障正當輿論”。要求保障輿論自由，魯迅當然不會反對。早在一九三二年他就在答雜誌社問時明確提出：“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但“正當輿論”的提法，卻引起了他的警覺。這實際上是試圖把輿論自由限制在體制允許的範圍內，是“跪著的造*”。這自然是自覺站在體制外的魯迅所不能接受的。
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序言》裡，針鋒相對地表示：“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卻如國土一樣，仍在日即於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護，因為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自命“不正當”，且“不想求保護”，這正是一個拒絕收編的真正獨立的立場。
其實魯迅雜文的邊緣性、反體制性，不只是一種言說立場與姿態，是同時表現在他的雜文思維與雜文語言上的。我在《適合自己的文體——魯迅雜文論》裡，就分析了魯迅雜文思維的“非規範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闢蹊徑”，以及其雜文語言的“反規範”，“彷彿故意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製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這也是“不入調，不入流”的。
魯迅對他的雜文，還有兩個看似矛盾，卻很值得琢磨的說法。他在《〈三閒集〉序言》的一開頭，就下了一個定義：“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這確實說得很精當，堪稱經典，其中“縱意而談”自然是關鍵。但他緊接著又說自己的雜文裡多有“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這裡顯然存在著一個追求和追求的實現的限度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雜文正是一種在不自由的環境下，爭取自由言說，而終於不自由的文體。
這裡，大有深意，琢磨透了，有利於理解中國國情下的文學、思想與文化。
這首先就是要正視“不自由”。這也非同小可：這是區分“奴*”和“奴才”的關鍵。魯迅有言：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打熬著，並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如果從奴*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魯迅說：“就因為奴群中有這一點差別，所以使社會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別，而在文學上，就分明的顯現了麻醉的和戰鬥的的不同。”
可惜的是，從過去到現在，都有人不斷地“從奴*生活中尋出‘美’來”，只要主子稍稍放鬆手裡的韁索，他們就宣佈自己已經獲得了自由。
因此，在我們中國，承認“不自由”，也需要勇氣。
《錢理群講魯迅》，作者：錢理群，版本：活字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魯迅又有了沉痛之言：“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文章是什麼呢？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實行掙脫”了，但“還是套上了鐐銬”，而且我們只能繼續“戴著鐐銬跳舞”。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自我命名：“奴*文章”“偽自由書”。這是一個時代之重。這更是一種清醒，難得的清醒。
有了這難得的清醒，就有了寫作策略的選擇：“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魯迅說：“我也毫不強橫。”這看起來是消極的，也確實有幾分被動與無奈。但消極中有積極，被動中也有主動。在魯迅這裡，界限是很清楚的——正視現實，並不等於“隨順”現實，不做反抗和掙扎。但同時需要講求戰法和策略。
《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作者：錢理群 編著，版本：活字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1月
魯迅說，“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他主張打“壕塹戰”。
首先要懂得並善於保護自己。這背後有兩個理念：一是“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不肯“虛擲生命”，是為了長期的戰鬥；二是要深知自己的對手，“中國多暗箭”，赤膊上陣是要吃虧的。還要懂得必要的妥協，走迂迴的路，有勇有謀。有這樣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輕的木刻家成立了“榴花社”，魯迅給他們提供的意見是，“新文藝之在太原，還在開墾時代，作品似以淺顯為宜，也不要激烈，這是必須檢視環境和時候的。別處不明情形，或者要評為灰色也難說，但可以置之不理，萬勿貪一種虛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
當然，妥協也是有限度的。因此，魯迅又說：“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這裡，還有一個故事。魯迅在發表了我們在前面引述過的《不通兩種》以後，一位勇士就打上門來，指責魯迅的文章“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麼許多彎兒”。魯迅在迴應中一語中的：“說話彎曲不得，（這）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這恐怕還暗含陰謀，引你直言，激你說過頭話，正好提供封殺的口實。魯迅說，“我也毫不強橫”，他是絕不會上當的。
魯迅還說了一句：“現在只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由此形成的是魯迅雜文（甚至是魯迅全部作品）的特殊風格及對讀者的特殊要求。我在《與魯迅相遇》一書中曾將其概括為“在顯、隱，露、蔽之間”表達自己，並有這樣的分析：“魯迅作品中有顯露出來的，也有遮蔽起來的，他真實的思想就實現在顯隱露蔽之間。一個會看他的作品的讀者，就能夠從浮在水平線上面的部分看到隱藏在下面的部分，而下面的部分很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他的言說“有說與不說，明說與暗說，正說與反說，詳說與略說，言裡與言外，言與意之分，區分是非常複雜的。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語言的迷宮，要真實地貼近他很困難，但是我們正是要在這樣的困難中去努力貼近他，在顯隱露蔽之間去體會他的真意”。而這本身，就是很有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