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隨著佛教的傳來，供養佛舍利的宗教活動也傳入了中國。舍利供養的主要方式是將佛舍利盛放在舍利容器中並瘞藏於佛塔內或塔基下。文獻中最早出現有關舍利的記載可上溯至三國東吳的孫權時期，康僧會因感應而獲得舍利並造塔的故事。但目前所見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實物為河北定州靜志寺佛塔地宮（建於太平興國二年）出土的北魏興安二年（453）石函（圖1），以及河北定州華塔（建於鹹平年間）遺址出土的，由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發願修建的五級佛圖石函（圖2）。
圖1 定州靜志寺佛塔地宮出土大代興安二年（453）石函
（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淨眾佛塔地宮文物》，中國書店，2014，第41頁）
圖2 定州華塔遺址塔基出土大代太和五年（481）石函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劉來成）：《河北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圖版5、2］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各地陸續進行了舍利塔基的發掘，並不斷髮現了舍利容器等瘞埋文物。據此，徐蘋芳先生1994年在《中國舍利塔基考述》一文中，按年代順序列舉了舍利塔基，討論了中國舍利瘞埋制度以及舍利塔基形制的演變。他關注《法苑珠林》卷三八中武則天在顯慶五年（660）為了迎奉法門寺的真身舍利“皇后舍所寢衣帳，準價千匹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雕鏤窮奇”的記載，並且根據考古發現中最早金棺銀槨的例項，即甘肅涇川大雲寺塔基出土的武周延載元年（694）舍利容器（圖3、圖4），首先指出到唐代武則天時期，瘞埋舍利的制度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地宮正式出現，盛裝舍利使用了金棺銀槨。之後，楊泓先生也基於文獻記載以及考古發掘的遺蹟和獲得的遺物，考察了舍利容器的形制變化，針對棺槨形制得出了與徐蘋芳先生同樣的看法：涇川大雲寺舍利塔基地宮和舍利容器的發現，清楚地表明瞭這時瘞埋舍利的方式已經完全脫離了印度原來的方式，出現效仿中國墓葬制度構築模擬墓室的地宮，並用中國式的棺槨來進行瘞藏。究其根源，其由來是武則天的創新。此外，冉萬里先生從考古學的角度，對中國早期至宋元明時期的古代瘞埋舍利制度進行了綜合研究，也認為棺槨作為舍利容器始於武則天時期。
圖3 涇川大雲寺塔基地宮出土延載元年（694）舍利容器
［李永良主編《河隴文化：連結古代中國與世界的走廊》，甘肅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1998，第203圖］
圖4 涇川大雲寺塔基地宮出土延載元年（694）石函
（浙江省博物館編《佛影靈奇：十六國至五代佛教金銅造像》，文物出版社，2018，第294頁，第256圖）
目前，高宗顯慶年間為盛裝法門寺的真身舍利，武則天開始採用中國式的棺槨形制作為舍利容器的這一說法，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學的通說，筆者也認為極為妥當。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問題待商榷：其一，關於武則天在顯慶五年為法門寺真身舍利所造金棺銀槨形制的舍利容器，文獻記載僅能說明是由她主持施造的而已，並未註明這種形制的舍利容器首創於武則天，因此需要進一步的考證。其二，透過以往的研究得知，至今所發現的最早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是涇川大雲寺的延載元年遺物，其後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盛行於中國各地，在陝西、江蘇、河北、山西、四川等地都有出土遺物。不過，對此現象的歷史背景，學界尚未進行過深入考察。本文擬在前人之研究基礎上，對以上兩個問題進一步加以探討。
一
棺槨形制舍利容器與武則天——以考古發現的實物為主
現在中國考古學界將武則天視為金棺銀槨形制舍利容器的創制者，主要是依據如下記載。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捲上“扶風岐山南古塔”條載：
顯慶五年春三月，下敕取捨利往東都，入內供養。……皇后舍所寢衣帳直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敕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於石室，掩之。
顯慶五年（660）三月，高宗下敕將聞名的法門寺佛真身舍利迎至東都洛陽宮中，而身為皇后的武則天則喜舍相當於絹一千匹的自用衣帳，為佛舍利施造了極為講究的雕鏤九重金棺銀槨。龍朔二年（662）二月十五日舍利送還法門寺佛塔，以智琮為代表的奉有敕令的僧人、京師諸僧、法門寺僧人及官人等共同瘞藏舍利至佛塔石室，即地宮之中。
由此可見，這條記載並未寫明是武則天最早開始使用金棺銀槨形制的舍利容器。不過從結論來說，可能性極高。首先，由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可知，武則天時期之前未出現確認為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例如，隋文帝在仁壽年間先後三次將佛舍利頒佈並在全國110多處造塔，關於仁壽元年（601）所造的舍利容器，《廣弘明集》卷一七《舍利感應記》中有明確記錄：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燻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
據此，一般認為，此時製作的舍利容器從外到內依次為石函銅函琉璃瓶金瓶（記憶體放舍利）。而仁壽年間的《舍利塔下銘》，在雍州仙遊寺、定州恆嶽寺、青州勝福寺等地都先後發現了方形盝頂蓋石函和《舍利塔下銘》石志。至於仁壽四年（604），則有陝西耀州“宜州宜君縣神德寺”塔地宮所出土的實物（圖5）。據考古報告，石函為盝頂方形，高119釐米、長寬各103釐米，函蓋高52釐米，蓋面上鐫刻“大隋皇帝舍利寶塔銘”九字。石函口內平嵌《舍利塔下銘》石志（高10釐米、長寬各51。5釐米）。石函內，放有鎏金盝頂方銅函大小兩件（大：高15釐米；小：高8釐米）和圓銅盒一件，其中小銅函內，放置綠色玻璃瓶和銅瓶各一件。可知，隋代尚不可見金棺銀槨的舍利容器。
1990年，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發現地宮，並出土了初唐時期的舍利容器（圖6）。石函為盝頂方形，通高58。5釐米、長59。8釐米、寬58。6釐米，蓋頂邊長30。5釐米，內放置鎏金銅函（盝頂正方形，通高8。8釐米、邊長7。7釐米）、木函（殘件，考古報告中未註明尺寸）、金函（盝頂正方形，通高4。4釐米、邊長2。5釐米，記憶體放舍利）。石函的浮雕內容以及佈局與南北朝至隋代佛座上的雕飾接近，補助紋採用隋至初唐常見的忍冬紋和連珠紋，同時石函內還出土了武德年間鑄造的“開元通寶”，可將視其為初唐之作。由此可知，初唐時期亦尚未出現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
與此相比，目前所知最早的棺槨形制舍利容器是涇川大雲寺出土的延載元年金棺銀槨，其組合從外到內為石函鎏金銅函銀槨金棺琉璃瓶（圖3）。除此之外，雖然沒有紀年但也被推測為武周時期的遺物，即山西太原晉陽古城唐龍泉寺塔基地宮出土的舍利容器，其組合為石函鎏金銅飾木槨木胎鎏金銅槨木胎銀槨金棺（圖7）。
圖6 正定開元寺鐘樓發現石函
（張秀生等撰文，樊瑞平攝影《中國河北正定文物精華》，文物藝術出版社，1998，第33頁）
圖7 太原晉陽古城唐龍泉寺塔基出土金棺與銀槨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8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第129頁）
如此看來，武則天在顯慶五年為法門寺真身舍利施造的金棺銀槨，雖不能說是該形制舍利容器的最初例項，但屬於最早期實物之一，這點毋庸置疑。
二
棺槨形制舍利容器與武則天——有關
金棺銀槨的最早文獻記載
顯慶五年在何種情況下進行製作金棺銀槨舍利容器？前面《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捲上“扶風岐山南古塔”條詳細記載了包含法門寺塔的傳承、貞觀年間出示舍利時所發生的感應故事、唐高宗為了詢問可否取得真身舍利而派遣僧人到法門寺、以及透過何種方法獲得感應等內容。對於其中唐高宗迎接法門寺佛舍利的部分，以下依次加以考察。高宗在顯慶四年九月開始迎接法門寺佛舍利：
顯慶四年九月，內山僧智琮、弘靜見追入內。 又傳雲：“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絹五十匹，以充供養。
智琮等僧人向高宗建議並請求開示法門寺舍利，理由有二：其一，舍利開示的年限為三十年一次，現這一年限已滿；其二，在貞觀年間進行的舍利開示大有感應。對此，高宗的響應頗為慎重，認為沒有善因就無法取得舍利，因此應先到法門寺佛塔祈請七日，若有祥瑞就進行開示。於是給予錢五千和絹五十匹充當供養。接下來記：
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燒香，懍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湧，塔內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衡桶合成帳蓋。琮大喜踴將欲召僧，乃睹塔內畟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即召來使，同睹瑞相。既至像所，餘光薄地，流輝佈滿，赫奕潤滂，百千種光，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枚。總置盤水，一枚獨轉，繞餘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
智琮和給使王長信等人，十月五日早上從長安出發，六日傍晚到達法門寺。智琮進入塔內專心行道，但卻一直得不到感應。到了十日深夜，智琮在臂上安置炭並燒香，加倍專注，於是塔內三像腳下放出奇異的光，寺僧和給使都視作祥瑞。第二天早上，檢視光所滅盡之處，竟獲得了八枚舍利。這八枚舍利也出現了放光等瑞相。
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開福慧。僧以舊財多雜朽故，遂總換以柏，編石為基，莊嚴輪奐制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鴻臚給名，住會昌寺。
智琮等人將所得到的祥瑞向高宗呈報。高宗就派遣敕使，開啟塔基，取出佛舍利，並捐送絹三千匹，下令造與其等身的阿育王像，修補舊塔以安置其像。法門寺據此重修伽藍，智琮和弘靜蒙聖恩遷居於長安會昌寺。
初開塔日，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哀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見其光瑞。寺東雲龍坊人，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且具以聞。寺僧嘆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圓，內外光淨。餘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眾。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於時京邑內外道俗，連線二百里間，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膽，更不敢重視。
當敕使等人開啟塔基獲得舍利之時，有一人無法看到舍利，亦有人在敕使到達法門寺前數日就看到了放光現瑞，這些奇異之事被一併報至高宗。法門寺的僧人相信舍利必將帶來祥瑞，把舍利向大眾開示。舍利放光不固定。於是長安和法門寺之間的路上擠滿了來往慶拜的道俗，甚至在大慈恩寺也發生了奇瑞。關於法門寺舍利頗有靈驗之事，上至皇帝下至普通老百姓，人盡皆知，還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狂熱關注。
顯慶五年春三月，下敕取捨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敕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舍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
於是顯慶五年三月，高宗下敕將法門寺舍利迎入洛陽宮內加以供養，武則天的金棺銀槨舍利容器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所喜舍而製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包含高宗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等有趣的記載，而且為此高宗捐送了“絹三千匹”，此外為了尋查是否能取得佛舍利高宗亦賜“錢五千絹五十（千）匹”，故武則天施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可以認為是配合高宗的一系列喜舍而做出的行為。不難想象，武則天此時更加精心地設想如何能夠製作出不同凡響的容器來盛放法門寺舍利，在沿用已有舍利容器的同時，還增添了仿照中國葬具的金棺銀槨。因此，雖然因史料所限難以確論，但據如上記載認為武則天創制了嶄新的金棺銀槨舍利容器，應該無誤。
三
儀鳳年間的舍利頒佈與棺槨形制舍利
容器的普及
（一）長安光宅坊感得舍利及其頒佈
目前所知最早的棺槨形制舍利容器是涇川大雲寺出土的延載元年金棺銀槨。之後，仿中國葬具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被廣泛地製作，在中國各地都發現了遺物（見附表），正如楊泓先生的描述，可謂“此風傳開，各地仿效，一時建塔瘞藏佛舍利時，無不按照武后所創新制來製作舍利容器。”可是，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是如何普及至全國的尚待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武則天曾在儀鳳年間將佛舍利頒佈於天下。《唐會要》卷四八“光宅寺”條載：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敕令掘，得石晚，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
又《宋高僧傳》卷二六《周京師法成傳》載：
釋法成。本姓王，名守慎。 儀鳳二年，望氣者雲：“此坊有異氣。”敕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餘粒，光色粲爛而堅剛。敕於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於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
可知，儀鳳二年（677）在光宅坊有“異氣”，高宗敕命發掘，由此發現裝有1萬餘粒舍利的石函，後將發現的舍利向在京諸寺及天下諸州府各頒佈49粒。正如陳金華和高瀨奈津子兩位先生所指出的，潞州梵境寺的《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可作佐證。他們都依據《山右石刻叢編》等清代書所著錄的錄文，但該銘文的拓片仍然存在。據筆者目前所知，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各藏一張（圖8）。高63。5釐米、寬58。0釐米，有方形界格，行書，共21行，每行滿格23字。依照拓片移錄如下（省略空格）：
圖8 潞州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拓本
（“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檢校官人司馬戴安業
2。夫八相分容應物而弘攝受二乘命駕自我而開軌轍是以
3。 迷方罕託入寂舍而嬪法妻弱喪無歸赴權門而戴慈父俯
4。幻機而踐跡道格四生隨滿願而呈姿仁涵六趣櫛沐三災
5。之運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從無求不應然後藏山示盡促
6。耆嶺之朝峰變海歸空急恆源之夜水雙林顧命仍留住世
7。之恩千迭遺身詎隕將來之相可謂生滅慈護終始經營永
8。闢悲田長弘願力者矣舍利者即釋迦牟尼如來般涅槃之
9。真體也分形梵國作瑞神京乘至獎而幽通降天慈而
10。光被通議大夫使持節潞州諸軍事守潞州刺史上騎都尉
11。賀拔正面承恩授頂戴而還凡四十九粒為青白二色流
12。瓶轉匣吐照含明離若分珠爭開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
13。天地之容一見一聞永清三業且瞻且仰長擯六塵曰以大
14。唐儀鳳三年歲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於梵境
15。寺舊塔之下恭 皇綍也尒其重扄制玉迭槨鎔金徵郢石
16。而陳謨命班輸而作範極雕礱之變態究象設之閒安朝散
17。大夫守潞州長史崔承休司馬戴安業群僚等並洗心申敬
18。濯影投誠如登剎利之期若睹闍維之會僧尼雲委士女風
19。趨同瞻四升之姿共慘千行之目願乘茲介福普證菩提假
20。此妙緣俱清煩惱刊石紀日即修後善對眾起信誓斷前惡
21。凡在道場念茲在茲矣其文當州學仕張毅制之
據此進行句讀如下：
《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檢校官人司馬戴安業
夫八相分容，應物而弘，攝受二乘，命駕自我，而開軌轍。是以迷方罕託，入寂舍而嬪法妻；弱喪無歸，赴權門而戴慈父。俯幻機而踐跡，道格四生；隨滿願而呈姿，仁涵六趣。櫛沐三災之運，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從，無求不應。然後藏山示盡，促耆嶺之朝峰；變海歸空，急恆源之夜水。雙林顧命，仍留住世之恩；千疊遺身，詎隕將來之相。可謂生滅慈護，終始經營，永闢悲田，長弘願力者矣。
舍利者，即釋迦牟尼如來般涅槃之真體也。分形梵國，作瑞神京。乘至獎而幽通，降天慈而光被。
通議大夫、使持節潞州諸軍事、守潞州刺史、上騎都尉賀拔正，面承恩授，頂戴而還。凡四十九粒，為青白二色。流瓶轉匣，吐照含明。離若分珠，爭開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天地之容。一見一聞，永清三業，且瞻且仰，長擯六塵。曰：
以大唐儀鳳三年，歲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於梵境寺舊塔之下，恭皇綍也。爾其重扄制玉，疊槨鎔金，徵郢石而陳謨，命班輸而作範，極雕礱之變態，究象設之閒安。朝散大夫、守潞州長史崔承休，司馬戴安業，群僚等，並洗心申敬，濯影投誠，如登剎利之期，若睹闍維之會。僧尼雲委，士女風趨，同瞻四升之姿，共慘千行之目。願乘茲介福，普證菩提，假此妙緣，俱清煩惱。刊石紀日，即修後善，對眾起信，誓斷前惡。凡在道場，念茲在茲矣。其文當州學仕張毅制之。
由第9行至第15行得知，在印度分完的舍利因神瑞出現在長安，其中49粒由在長安拜謁皇帝的潞州刺史賀拔正受領後返回本州，於儀鳳三年四月八日安置在梵境寺舊塔下。
（二）潞州所制的舍利容器
潞州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的第15行至第16行，對於該寺院所進行的供養舍利，有如下記載：
爾其重扄制玉，疊槨鎔金，徵郢石而陳謨，命班輸而作範，極雕礱之變態，究象設之閒安。
為了盛裝佛舍利，以精湛的雕刻與鑄造技藝，加工玉石和金屬而製造了多重容器。其中，載有“疊槨鎔金”，尤其值得關注。據此可知，此多重舍利容器仿棺槨形。《長治縣誌》卷四《金石志》所載清代按語亦可作參考。據此按語，光緒五年（1879）為編纂縣誌發掘梵境寺址，挖到石甃後發現了四件古碑，其中一件是唐碑。其中雲：
舍利青白二色，微瑩，類瑪瑙，大若豆瓣碎，或如米粒。以琉璃小瓶貯之，外韜銅盒二，裝七寶，實以香屑，藏石函內。函絕大中，別嵌一石刻。《沈藩記略》雲：“王獲舍利於梵境廢寺，有隋唐石刻。隋僅存空器，唐所藏者四十九粒。為建銅塔於此，並瘞其原石。”云云。
可知，據《沈藩記略》記載，隋唐時期的兩件石刻中，隋代的僅見容器，不見舍利，而唐代的容器內仍藏有舍利，且數目恰好是49粒。因此，這裡寫的唐代舍利與舍利容器均為儀鳳三年的遺物。舍利容器的組合從外至內為石函銅盒二，裝七寶琉璃小瓶。其中“銅盒二、裝七寶”應是以金銀珍珠等珍寶裝飾的兩件有蓋銅器。若與《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的“疊槨鎔金”這一記載一併考慮，“銅盒二，裝七寶”極有可能指的是銅槨和銅棺。再著，關於梵境寺的舍利容器，《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記“極雕礱之變態，究象設之閒安”，清代按語載“裝七寶”，均表示這組器物是用珍貴材料，窮奇雕刻和鑲嵌技藝而完成的精緻傑作。這正符合涇川大雲寺和太原龍泉寺址出土遺物的特徵。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梵境寺的舍利容器與涇川大雲寺等遺物大致相仿。除此之外，有些學者推測法門寺地宮所出土的嵌寶水晶槨（圖9）為武則天主持施造九重舍利容器中的一件。加之，雖然缺乏確證，但放置於其內的玉棺（圖10），由質量極為精良的水晶與白玉製成，工藝也非常高超，由此來看，亦為武則天主持施造的可能性相當高。
圖9 法門寺地宮所出土嵌寶水晶槨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寶雞市文物局、扶風縣博物館編著：《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下冊，文物出版社，2007，彩板233）
圖10 法門寺地宮所出土壺門座玉棺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寶雞市文物局、扶風縣博物館編著《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下冊，彩板236）
頗為有趣的是，儀鳳年間舍利頒佈在歷史上所居的位置。如上所述，金棺銀槨形制舍利容器的最早文獻記載是有關顯慶五年迎奉法門寺真身舍利的，而至今所發現的遺物中最早的則是延載元年的涇川大雲寺舍利容器。二者之間有三十多年的時間空隙，而處在中間的儀鳳年間舍利頒佈正好可以填補這一歷史的空白。儀鳳年間的舍利頒佈是由當時掌握實權的武則天主導，實施範圍廣至全國，其影響無疑巨大。因此，儀鳳年間的舍利頒佈不僅將武則天的威儀傳至全國，對仿棺槨的新形制舍利容器的廣泛傳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小結
本文對棺槨形制舍利容器的肇端與武則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
首先依據考古發現的舍利容器遺物，重新確認了棺槨作為舍利容器的出現始於武則天時期。
在此基礎上，針對武則天在顯慶五年施造法門寺真身舍利金棺銀槨的記載，做了進一步的考證。可以看到，雖然文獻上無法證實棺槨形制的舍利容器確實創制於武則天，但高宗為了迎奉法門寺的真身舍利進行了細心的安排和優厚的準備，真身舍利及其帶來的祥瑞引發了全社會的狂熱風潮，就在那時武則天喜舍製造九重金槨銀槨舍利容器，因此武則天創制之說，可能性極大。
最後，關注了儀鳳年間武則天將長安光宅坊所感得舍利頒佈這一事件，依據潞州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討論了透過這項全國性活動，擬棺槨的新形制舍利容器廣泛傳播的可能性。
附表 考古發掘的唐代棺槨形制舍利容器
［原文發表於《形象史學》2020年上半年（總第十五輯），
註釋請參考原文］以上內容來自形象史學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