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評價《聊齋志異》說道：“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這部古典小說精緻、成熟，蘊含著古典文學樸素的生態思想。當下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呈現出越來越不和諧的發展態勢，人類的精神世界也存在諸多危機。作為書生的典型代表，蒲松齡表現為對人生本真境界的追求和堅守；表現為對自然的親近，對異類的尊重；也表現為內心對理想社會的嚮往。
這些追求、親近、尊重、嚮往互融共生，在不同的層面建立了蒲松齡的精神位格。其精神生態呈現是自由的、協調的、平衡的。蒲松齡從小受著正統的封建教育，少年時期在科舉場上一度比較順利，十九歲那年接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可謂名震一時。但是後來屢試不第，“窮秀才”的標籤一直相伴而行。在他三十一歲的時候，應朋友邀請，到江蘇寶應縣做了一年知縣幕僚。此後一直住在鄉間，在故鄉當了近四十年的家庭教師，到了七十一歲才援例成為貢生。
作者借談狐說鬼自況且況人況世，正如王士禎曾說過：“詩人是按照自己的肖像來創造他物的”，所以由於這個關鍵的原因，在蒲松齡塑造的眾多書生形象裡，我們都能看到他的影子。書生作為蒲松齡重要的身份，影響了他的一生。滿腹才學卻終不得志，歷經了考場的失意，面對黑暗的社會環境，只能藉助“花鬼狐魅”、“仙精怪異”的故事來盡情發洩，因此《聊齋》也被冠以孤憤之名。
當然我們也能感受到其中飽含著對人民美好理想願望的謳歌。縱然家徒四壁，在貧困的生活面前，蒲松齡創作《聊齋》的精神活動依舊是“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痴且不諱。”其中“狂”與“痴”正是他個性的彰顯。也依舊保留了天籟童真，擁有堅定的信念，追求著自己心靈的自由與解放。他完全沉浸在藝術創作的精神快樂之中。《聊齋》可以看作是一把刺向黑暗腐敗科舉的利劍。蒲松齡作為以為書生，他直到51歲才絕意科場。半生的際遇鍛造了這把利劍，是自我意識的加工創造。
有意思的是蒲松齡不僅描述了世間的科舉考試，還著墨於陰間的科舉考試。對於“鬼書生”的際遇書寫，無疑把這把利劍打磨的更為鋒利。與考生執著虔誠的態度相比，《賈奉雉》、《於去惡》、《考弊司》等把矛頭指向了科舉考試中考官，他們庸俗無能、顛倒是非、貪鄙醜態被刻畫到了極致。
黑暗的科舉環境下，無數的考生年復一年的在這種惡迴圈中往復，最終留下的僅僅是一部部可笑、可悲、可鄙、可憐的血淚史。蒲松齡將其憤懣傾注到他的文學創作中，作為他情感的宣洩，有效地規避了精神內部的會誘發的各種危機。就作者自身而言，是自我意識的超越，是一種精神的平衡協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