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明月》中,朱標罰朱棣抄50遍的“魏武三詔令”,助曹操稱霸,影響千年

由高希希導演的明朝歷史劇《山河明月》播出,劇中重現了一些歷史故事,也有一些和歷史不符的部分,這引起觀眾的熱議。不過,電視劇畢竟是文藝作品,因此大家也不能對它太苛刻。

劇中,太子朱標要重用叛將盛庸,燕王朱棣認為盛庸是個“反覆小人”,力勸大哥不要重用此人。朱標認為弟弟太年輕,讓朱棣抄寫50遍“魏武三詔令”後再來討論此事。後來,朱標又將此事彙報給了朱元璋,朱元璋對太子充滿讚許之意,這無疑是對“魏武三詔令”的認可。

《山河明月》中,朱標罰朱棣抄50遍的“魏武三詔令”,助曹操稱霸,影響千年

那麼,劇中反覆提及的“魏武三詔令”到底是什麼?他為何能得到明朝第一位皇帝和第一位太子的雙重認可呢?本文,筆者不討論電視劇,只和大家分享曹操這道影響中華千年的“魏武三詔令”。

一、朝堂驚雷:曹操的第一招賢令

“魏武三詔令”誕生於東漢末年,他的“作者”是魏武帝曹操。不過,“魏武三詔令”不是一份檔案,說白了,他是曹操頒佈的三道求賢詔書的合稱。這三道求賢令可以說是有劃時代的作用,對後世帝王的用人有非常深遠的借鑑意義。

曹操的前半生是幸運的,他本姓夏侯,過繼給了曹家。20歲的時候靠“舉孝廉”成為郎官。黃巾軍起義爆發後,他靠著鎮壓黃巾軍逐漸成熟。到董卓篡位時,曹操再次起兵,靠著征討董卓而成功崛起。建安元年,曹操迎回漢獻帝,而後在“官渡之戰”中擊敗袁紹,從此統一北方,進丞相、封為王,挾天子而令諸侯。

《山河明月》中,朱標罰朱棣抄50遍的“魏武三詔令”,助曹操稱霸,影響千年

由於前半生太過幸運,讓曹操沒想到的是,建安十三年,他遭到了一次較大的挫敗——“赤壁之戰”。

據《三國志·武帝紀一》記載: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曹操兵強馬壯,人數眾多,無奈他遇到了孫劉聯軍,周瑜和諸葛亮都是當世人傑,再加上東風故意給曹操作對、曹操軍中有發生疫病,死傷慘重,曹操兵敗撤軍。

赤壁之戰是曹操控制漢獻帝后遭遇的最大挫折。這讓他開始對自己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

這一年,曹操寫下了著名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山河明月》中,朱標罰朱棣抄50遍的“魏武三詔令”,助曹操稱霸,影響千年

曹操認為,天下梟雄之爭,歸根結底還是人才之爭。然而,孫權、劉備都在招攬人才,如何才能得到人才,這是他面臨的最大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建安十五年,曹操頒佈了第一道求賢令,也就是“魏武三詔令”中的第一條,詔令全文是: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這道詔令出自《三國志·武帝紀一》,內容很長,省略了一小部分。

在詔令中,曹操點出了人才對君主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人才不是你坐在家裡等,他就會自動找上門的,人才需要主動去“求”。而自己對於求才則非常急切,即“特求賢之急時也”。這裡面曹操舉了3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這三個例子有遞進的作用。

《山河明月》中,朱標罰朱棣抄50遍的“魏武三詔令”,助曹操稱霸,影響千年

第一,齊桓公之所以能稱霸,是因為他得到了管仲這個人才。這是最理想的君臣模式,齊桓公有君王之量,管仲才德兼備。這個例子重在說明人才的“主動”性,即:管仲是鮑叔牙推薦給齊桓公的,有人推薦人才,對君主來說是相對輕鬆的。

第二,周文王渭水之濱遇姜尚。這個例子重在說明人才的“偶然”性,若周文王沒有遇到姜尚,二者怎能攜手成就霸業?

第三,劉邦重用陳平的例子。這裡的“盜嫂受金”指的是劉邦麾下的重要謀士陳平。陳平未發達時,曾和嫂子有染,發達後又接受別人的賄賂,陳平很明顯是一個有“汙點”的人。但是,他卻幫了劉邦的大忙。這個例子重在突出“人才”和“品性”是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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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第一道求賢令,意思非常明顯:從前的君主招攬人才,要麼坐享其成,要麼偶遇,要麼選擇德才兼備的人。然而,這樣的人能有多少呢?曹操認為,在非常時期,用人要唯才是舉,他的道德是次要的。

自東漢開始,“舉孝廉”的模式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考察人才,第一項就是要看這個人的道德上有沒有問題,曹操本人也是靠“孝廉”身份發跡的。曹操的這道求賢令,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唯才是舉”,不優先看道德,而先看才能,可以說有顛覆意義。

這就是“魏武三詔令”的第一令,他彷彿是一聲驚雷,開啟了選取人才的新模式,拓寬了後世君主的用人範圍,影響巨大。

二、招賢令的升級,曹魏的創新

建安十九年,馬騰之子馬超在西涼起兵,孫權進攻合肥,劉備攻打益州。曹操突然間發現,他本有雄心統一天下,事實上是,想做到統一實在太難,就連自己已經得到的半壁江山也遭到了群狼環伺。於是,曹操渴望人才的心情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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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曹操頒佈了第二道求賢令,這也是“魏武三詔令”中的第二道,根據《三國志·武帝紀一》記載:

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這道求賢令,曹操再次以陳平“盜嫂受金”為例,又增加了掛六國相印的蘇秦“不信於天下”的例子,進而讓各州縣去挖掘這類人才,送到朝堂。

曹操的想法很簡單,只要你有能力,不管你是什麼雞鳴狗盜,儘管舉薦過來,說不定你就是下一個陳平或蘇秦呢?頗有一種“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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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曹操生命的倒數第三年。此時,曹操已經感覺到自己身體狀況的下降,他再一次釋出求賢令,這是“魏武三詔令”中的最後一道詔令:

……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疑。

第三道求賢令,曹操列舉了包括“陳平偷嫂”、“吳起殺妻”等人的例子,並且描述了他們後期發揮的巨大作用,進而讓大家更大限度的推薦人才。

筆者認為,曹操的第三道求賢令比前兩道更加“赤裸”,因為他最後一句竟然直接告訴大家“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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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魏武三詔令”產生在東漢末年,在當時人們圍繞道德取士的大環境下,他提出的唯才是舉,甚至不管對方是不是“不仁不孝”,這種選人的舉措無疑是一種驚雷,甚至有些“大逆不道”,很難被一些人接受。但在曹操的力推下,曹魏很快 吸引了眾多人才。

那麼,曹操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釋出“魏武三詔令 ”呢,筆者認為,除了渴望人才,曹操至少還有三方面的考量:

第一,曹操認為他的“魏武三詔令”為那些底層人才以及有汙點的人才提供了一條上升的途徑。有利於自己更多地吸納人才。例如,著名的發明家馬鈞若不是曹操慧眼,他是不可能為古代做出如此貢獻的。

第二,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自稱魏王,這本就讓傳統的漢朝臣子不滿。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曹操唯有大力削弱舊臣,啟用新人。這也是曹操能夠在赤壁之戰後迅速恢復元氣,再次稱霸北方,威懾孫、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魏武三詔令頒佈完畢後,曹操已經處於生命的最後階段,他要給兒子曹丕留下一條清晰的取士途徑。這也是曹丕能夠順利稱帝,建立曹魏王朝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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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魏武三詔令,對曹操的稱霸,曹丕的稱帝,都有推動作用。

三、“魏武三詔令”是人才創新,還是貽害千年?

“魏武三詔令”既然是打破已有的取士制度,那麼,他必然會遭到世人的反對,甚至遭到後人的唾棄。

首次,“魏武三詔令”提出的“唯才是舉”思想,讓從西周以來一直被提倡的禮儀和文教變得毫無意義,這種衝擊必然會給底層文化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其次,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能另闢蹊徑,用“才”來衡量士子,含有一些奸雄的霸道作風。他這種做法雖然收攬了大量人才,促使曹丕稱帝,但這種人才除了曹操和曹丕,其他人根本駕馭不了。曹魏王朝最後似乎還是毀於那些光有才幹、道德扭曲的人手裡。當然,自東漢末年開始,王朝更迭,權臣篡位已經司空見慣,即使沒有“魏武三詔令”,曹魏最後的結局可能也一樣。我們雖然不能把曹魏的滅亡全部歸咎於“魏武三詔令”,但不能忽略這種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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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實際上,不僅僅是曹魏王朝,在魏晉之後,也有一些帝王採取不擇手段的馭人之法,也給王朝造成了巨大損失。例如,漢武帝明知張湯是酷吏,仍堅持使用。本文開篇提到的《山河明月》中,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倡導這一做法的帝王之一,他選擇胡惟庸為中書丞相,並非不知道胡惟庸有缺點,然而,他最終還是用了胡惟庸。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3萬人被殺,王朝都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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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認為,“魏武三詔令”實則是貽害千年的人才政策。

對此,筆者持否定態度。筆者認為,我們要辯證地看待“魏武三詔令”,“魏武三詔令”有它的創新性和進步意義。

第一,曹操所謂的“唯才是舉”,是在人才引進困難的情況下提出的,他並沒有完全捨棄道德層面的考量,只是把“道德”的優先順序下放到了“才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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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東漢持續一百多年的“舉孝廉”政策,也出了許多奸臣,也有很多弊端。例如,這種“德”的評判標準掌握在地方官員和豪紳手裡,說到底還是背後有人操縱。有些地方甚至明碼標價出售“孝廉”名額。所以說,“唯才是舉”,是對傳統用人方式的一種補充。

第三,道德的選拔,難以把握相應的尺度。曹操提出的“才”,遠比“德”更容易衡量。是騾子是馬,把人才拉出來遛一遛就知道,而不是對“人才”進行長達數十年的“道德觀察”,這不僅浪費時間了世家成本,也容易被表象所矇蔽。所以,這是“魏武三詔令”的進步之一。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魏武三詔令”影響了中華一千多年,這個政策本身並沒有過錯。至少,他遠比那些“德才兼備”的口號實在的多。它為中國古代用人制度擴充了渠道,同時,也為古代封建帝王用人制度提供了補充。

但同時,筆者認為,思想道德和文教一直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我們在考察人才的能力時,不能忽略對他們進行道德的教育。

《帝王家訓》中說: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

唯才是舉沒有錯,但是,在使用人才時,要用更加規範、更加詳盡的律法來對人才進行約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人盡其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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