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秋：匡超人如何蛻變成“非人”

2022-04-29由古代小說研究發表于文化

《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後半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可謂匡超人傳。現已節選進中學語文課本。

廬劇《匡超人》劇照

青年人的精神走向很能反映時代的文化狀況。世界文學名著塑造了些“被引誘者”、“從善良走向墮落”的青年形象。法國巴爾扎克的小說《高老頭》裡的拉斯蒂涅，作為外省青年，本有淳樸的道德觀念，來到巴黎逐步蛻變，是歷經了著名的“人生三課”：鮑賽昂夫人“教導”他：要把別人當做驛馬一樣去騎，除了自己，一切都微不足道；要利用女人的關係擠入上流社會。

惡棍伏脫冷言傳身教說：“在這個互相吞噬的社會里，清白老實一無用處，（對上流社會）如果不像炮彈一樣轟進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鑽進去”。高老頭之死的悲哀向他顯示，一切人倫情感都抵擋不住金錢的邪惡力量。經過當時富貴社會的腐蝕和濁流文化的薰染，他為追逐名利而墮落成不擇手段的極端個人主義者。

法國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主人公於連出身下層，被人歧視，他生活的社會是一切都由貴和富主宰的社會，不甘貧賤的他，不擇手段要鑽入富貴的上流社會，遂使人性被黑染缸越染越黑。

在拉斯蒂涅形象出現前近一個世紀，中國文學就出現了“被引誘者”、“從善良走向墮落”的青年形象——《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匡迥字超人，是溫州府樂清縣鄉下的貧寒農村青年，“上過幾年學”，是小知識分子，跟商人到省城杭州謀出路求發展，結果流落街頭，衣食無著，又無盤費回家，靠測字算命騙錢度日。

在此艱難時刻，馬二先生主動向他伸出援手，資助盤程，贈予棉衣、鞋子，連回鄉後做小生意的本錢都傾情相送。匡超人感激涕零，“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為報！’”

程十發繪《馬二先生遊西湖》

匡超人“為人乖巧”，自小就“乖覺”，易受習染，可塑性極強。年紀輕輕就歷經六門“社會大學”課程的習學：鄉土人倫——科舉做官——名士招牌——商品贏利——黑道伎倆——官場厚黑，場場名師指引，場場好學速成，場場成績優異，步步超越升級，終成“當代英雄”——“從善良走向墮落者”。

作者彷彿著意以他的經歷把本章所寫的主要三類人串連起來，作個小收束。

一、超人的“孝養”“孝敬”

他的起點是鄉土人倫文化。在馬二幫助下他得以回鄉，“大柳莊孝子事親”，他的孺慕之誠出於至性，淳樸可愛：

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裡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方才放下心。……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裡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

連環畫《匡秀才》

於此黃評曰：“此處一‘娘’字，……一‘爹’字，出於血誠，（反觀後來）愈令人惜之恨之。”小說就圍繞自然人性的“孺慕之誠”——孝，展開他在鄉土人倫文化裡的表現。

傳統美德孝，起碼之點是“孝養”，贍養父母是為人子女者盡孝的起碼責任，要求應當盡力滿足父母的基本物質需求，父母長親生老病死時都要悉心照護。

在這方面匡超人做得很到位，他勤勤懇懇經營起贍養父母的小營生，養豬賣肉，磨豆賣豆腐，從早到晚不辭辛勞。服侍父親（匡太公）出恭（大便）一段尤其難能可貴：

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匡超人）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進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條板凳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凳上，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床，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裡又沒有臭氣。他把板凳端開，瓦盆拿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著。

傳統孝道不僅要“孝養”，而且要“孝敬”，不僅要儘量供給父母的基本物質需要，而且要努力滿足父母的精神需求。衣食無憂後，精神安撫越來越更加需要，因為有代溝，故也越來越更加難能可貴。

古人就說孝道難在“色養”——對父母經常的和顏悅色。臉色是內心感情的外在表露，真心愛父母、時時心存感恩，孝敬之色才能成為常態。

電視劇《儒林外史》中宗峰巖飾匡超人

匡超人能夠做到孝敬父母，凡有好吃的都先要盛一碗送予父母先吃。“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父親要折騰到四更鼓，他就陪到四鼓才睡。陪護久病在床的父親，不僅為父親調理身體，而且努力“娛親”，為父親調節心情：

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緻，以及賣的各樣的吃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

在這方面，他哥匡大是個襯托：匡大為弟接風買了一隻小雞子兄弟消受，囑弟不要告訴老爹。他不肯，把雞先盛一碗給父母，剩下的才輪到兄弟倆。本村失火，燒到他家，兄弟倆的表現大異：

連環畫《匡超人》

他哥睡的夢夢銃銃，扒了起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擔子裡面的東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噹，女人戴的錫簪子，撾著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總捧起來朝外跑。

……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匡超人想，別的都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床被在手內，從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

……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著；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裡去了。

他的“敦倫”孝道相當感人，對哥和嫂也恪守悌道。在倫理氛圍濃厚的鄉村傳統社會里，他是孝悌後生，不僅博得鄉親稱讚，而且贏得好官賞識，成為後來膺薦的資本。如果能在虞博士倡導的仁義禮樂環境裡成長，他會成為正人君子。可惜不是。

二、超人變成“非人”

他初遇的導師是八股時文選家馬二先生。當時的科舉制度既是選拔文士的舉業制度又是逐級而升的教育制度。考試規定用八股文，又稱時文、制藝文，當時可就稱文章。馬二就專門選每次考試的中式文章，加以評批，成為“選本”發行，成為廣大考生的範文，讓考生模仿，功能與現在範文講評之類相近，從而成為考生的“輔導讀本”。操弄這種“選事”“選政”的稱為“選家”。

連環畫《馬二先生》

馬二先生操持這種選事多年，是有點名氣的八股時文選家。這位名師古道熱腸，他看到匡超人“乖覺”而且有禮，流落杭州，因無錢回家奉養年邁雙親而傷心落淚；況且衣食無著之際還手持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在唸。馬二心生憐恤，就把他帶回寓所，百般關愛：

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拿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為報。”

馬先生著意要給這個可教的後生指點一條出路。於是循循善誘，循其孝心，把孝養引導到顯親揚名的大孝上，他說：

“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在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襖裡卷著，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拿去讀下。”

漫畫《匡超人》

匡超人捧著馬先生的舉業讀本回鄉苦讀。一個貧寒的鄉村青年，想透過讀書上進，改變命運“出頭”，從理論上說這是無可非議的，“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也有過眾多成功的先例，是應當受鼓勵的。

當地知縣李本瑛得悉他勤勉夜讀，就著實獎掖他。但馬二的舉業誘導有個致命的毛病：讀書做官論。他用宋真宗的“勸學”詩來誘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

科舉時代的中國封建統治者就是用功名富貴——核心是做官，來羈縻讀書人，也是腐蝕讀書人，使他們“入我彀中”，為其所用。讀書、考試與獲得地位名利掛上鉤，從正面效應說，可以起激勵作用，但同時又產生負面效應，一些人過分追求名利地位，功利心惡性膨脹，心理失去平衡，誘發出種種人格墮落。

有鑑於此，匡超人的父親，以鄉村老者的見識，臨終鄭重叮囑兒子：

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裡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

《匡超人》

一條是父親叮囑的路：以鄉村老者的樸實話語，道出傳統文化中“學以成人”的正確理念，也就是“以樹人為核心、以立德為根本”，立德樹人，要做一個正人。所以“德行是要緊的”，要抵禦“功名”“貪圖富貴”“勢利見識”的侵襲，蛻變成“非人”。

一條是馬二指引的路：應試，做官，儘管馬二還不忘《孝經》孝德，但從根本上說，這兩條是截然不同的路。匡超人何去何從？他也不是一下子就選定的，像他父親所預言，他是經歷了“添出一肚子裡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而—步步蛻變的。

如果把匡超人的沉淪都歸因於馬二的舉業誘導，那既不符合現實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實際。他回鄉後還是遵馬老師之教把逐功名與行大孝相統一，而且如前所述，“孝養”“孝敬”（包括“色養”）種種孝行都優秀。重要責任要追究他所繼續上的“社會大學”。

他第二次來到文化名城杭州，遇到第二類導師：景蘭江等斗方名士熱心帶挈他進入“杭城名壇”見習，經過“旗亭論辯”——進士、名士孰優辯，他“才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並不像馬二說的，“除了這事（指刻苦舉業），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原來還有透過寫詩浪得虛名、攀結上層的“異路功名”。

憑著乖巧他學得很順手，雖然原來沒寫過詩，拿本《詩法入門》看了看，寫出來的也不見得不如那些斗方詩人，他很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展開他腳下的牟取功名富貴之路也不是難於上青天。

花花世界令他大開眼界，牟取功名富貴之心更加躍躍欲試，“有奶便是娘”，他飢不擇食，不加選擇，有細菌的（觸犯道德良心）他也喝，有毒素的（觸犯法律）他也吃，只要有利可圖他就幹，誰帶他他就跟誰走。

連環畫《匡超人變質》封面

太多了，開始目迷五色失去方向，失去定力，道德防線最先失守。

他謀生於書坊，為市場提供舉業文化商品，商品經濟很快讓他懂得，“選本總以行（行銷）為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要行銷就要投合市場口味，隨機應變，人家要什麼你就給什麼。

要投入少、產出快，他的競爭力強就在比馬二快得多，馬二凡事認真，把選事當學問，有時一條批語要斟酌半夜，而他一個半夜“就批出五十篇”；馬二“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著還要發怒”，而他“屈指六日之內”批完同樣的數，這六天中他做詩、參加詩會還費了不少時光。

除了舉業本身無價值外，選事本身原不一定會使人品變壞，馬二的品德就不虧，但匡二卻不像馬二那樣篤誠，他學會的是以牟利為目的而東拼西湊，粗製濫造。商品經濟的負面影響很快讓他迷失方向，書坊為他鋪設了一條牟取錢財致富之路，加上斗方名士教他的“異路功名”，他也可以巴望功名富貴了。他從這裡領悟的處世秘訣可以在其後的生涯中“發揚光大”。

他的第三任導師是在布政司衙門當衙吏的潘三。潘三倚仗政權機構，廣結地痞惡棍，織成一個黑社會網。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典藏版）

《儒林外史》寫人，大多都不是說壞就一壞到底。潘三固是黑惡勢力，但對匡超人這個進城青年卻甚爽快瀏亮。在他看來，匡超人相與的那些斗方名士只是“呆瘟”，他教唆這個知識青年要幹就要幹“有想頭的事”。匡超人照樣不分黑白“有奶便是娘”，作潘三哥的手腳從中分得一杯羹。

從此匡超人的功利心惡性膨脹，迅速失調失範失控，繼道德防線失守之後，法律底線也失守了。他怎樣牟利呢：充當潘三的幫兇，作奸犯科，一應作案來者不拒：假雕印信、假造公文，把一個青春年少的女性荷花拐賣了，不管荷花姑娘是否掉入火坑是死是活，他“歡喜接了”二十兩白花花的銀子，從此“身上漸漸光鮮”。

這是二十兩，有二百兩呢，他就冒坐牢之罪，潛入學道考場，替“一字不通的”童生考取一個秀才。潘三哥分給他這筆錢，幫他典房、幫他娶了撫院衙門差人鄭老爹之女為妻、不久生女，有妻有女有房，當穩城裡人。

《儒林外史》黃小田評點本

而按黃小田的評點，昔日的孝悌人這時已異化墮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術，“自喪其天良”，“巧取人間之富厚”（臥閒草堂評）。弔詭的是，正是他“喪其天良”之時，他被“題了優行，貢入太學”！

按當時的體制，府、州、縣各級學校的秀才具備成績好或資歷深等條件，可以透過推薦以“出貢”的方式進入國子監，並能夠獲得參與選官的資格。這樣計程車人稱為“貢生”，根據出貢的方式不同可分為好多種，匡超人的“題了優行”是指優貢，標準是“品學兼優”，這名額極少，省級的學政三年任期滿了才能經考選，一省推選幾個人。

匡超人的墮落與“優行”竟是同時到來，這無異於說明當時的考選制度乃至社會體制，黑白已經不辨，甚至顛倒了，墮落就是優行，優行就是墮落，這是尖刻的諷刺。他順著這個攫取功名富貴的濁流鳧泳（不是像王冕那樣抗逆濁流），滔滔的濁流把他推湧成“當代英雄”。

三、失德則失人

他迅速飈升，混到京城，進入官場，來到一個更高的名利場，來修“官場厚黑”的課。他嫌岳父的身份太低，如果如實“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很不體面，於是謊稱並未娶妻。

李給諫派管家探詢，擬招他為外甥女婿，他乍聽“嚇了一跳……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恐理上有礙”時，品德好的人就會守住道德紅線不逾理；守不住道德底線的人，就會有意無意地尋找藉口為自己開脫，如以“大家都這樣”、“某名人也這樣”等等為理由，以消解罪惡感。

這在心理學上稱為“防衛機制”。匡超人尚不止這樣，他憑著乖巧品性已悟到，要鑽入官場必須投權門作靠山，這送上門的機會哪能放過？憑著他在書坊取巧牟利的經驗，憑著他跟著潘三什麼壞事都乾的慣例，他立即“又一轉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有何妨！’”——這“又一轉念”就找了個欺心的“理”。

《新刊巾箱琵琶記》

其實，如《南詞敘錄·宋元舊篇》著錄，早期的《蔡伯喈琵琶記》“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在匡超人生活的溫州一帶，民間戲文和說唱裡蔡伯喈或遭“暴雷震死”或遭“雷轟”，原是挨千古罵名的；陸游的《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之四有“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也是說：歷史人物的蔡中郎應是肯定性人物，而民間說唱則罵蔡伯喈。

匡超人就是這一帶人，明知自己也“棄親背婦”必遭唾罵，明知是錯，居然橫下一條心，顛倒黑白強辯之為“佳話”，這是昧著良心找歪理給自己開脫，已是無恥之極，恬不知恥！

於是，他遺棄結髮妻子，停妻再娶，帽兒光光，當上給事中的甥女婿。他在京城這邊“珠圍翠繞，燕爾新婚”，擁著“瑤宮仙子，月下嫦娥”，得意忘形的時候；在老家那邊，被拋棄的髮妻活活吐血悶死，正如老岳母血淚控訴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

《李漢秋講儒林》

《儒林外史》，不僅讓讀者從鮮明的對照中看到這樣的醜惡，而且畫龍點睛式地點出其醜惡的心理過程，在字裡行間，不動聲色地讓匡超人的行為邏輯與讀者的良知背道而馳，這在文藝心理學上叫作“情感逆行”。讀者就在“情感逆行”中，良知受到撞擊，感到痛苦、憤怒；同時又因其鞭撻了醜惡而感到痛快。

這種融合著痛感和快感的藝術享受，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稱為“淨化”，實是人的靈魂受到一次藝術的“陶冶”“洗禮”。

四、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他剛剛考取個內廷教習，還沒上任呢，回到杭州取結，景蘭江老師陪蔣刑房來訪，他就以昔日景蘭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口吻胡吹，“（我的）學生都是廕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

既然勢力這麼大，景蘭江等順勢提出，落網的潘三巴望見他一面。他一聽立即變臉，毫不顧念潘三哥曾慷慨施恩於己，而是按官場文化，唯恐受牽連，趕忙切割，而且還要振振有詞地宣稱，“（我）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著朝廷的賞罰……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

清朝的評點者多從忘恩負義痛罵此人，其實他的“打官腔”同樣可憎。像胡屠戶那樣直露的私，是淺薄的醜；像匡二這樣的官人以“公”包裝“私”，又醜又偽更加險惡！

《儒林外史研究資料整合》

令人作嘔的表演後，又安撫來替潘三求助的景蘭江老師；“（我）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這下可露了馬腳，雖原只是搪塞老師的空頭支票，卻表露了他做官的信條跟王惠一樣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以預料，他上任後的政績，也會融匯諸種濁流文化的毒汁，超越從前一門門課的老師。

人異化成“非人”，失去了人之為人的道德底線，甚至法律底線，既喪盡天良，自然也就厚顏無恥，言談舉止不堪入目。匡超人一反農村青年原本淳良的天性，僅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在眾人面前叛賣恩師馬二先生。

馬二曾指點他“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現在他反譏馬二老師 “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真是呀，與“慈烏反哺”相反的是“豺狼反噬”，想當初流落杭城受馬二先生接濟時，曾經“兩淚交流”立誓要報恩，現在已經從意欲反哺跨越到反噬！他對一路上有恩於己的人一一反噬，這個人對社會也是反噬。

郵票《馬二先生遊西湖》

還沒完，他接著胡吹：“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真該請教匡先生，不知何時外國也行八股舉業了？——他唾沫四濺、得意忘形地吹噓：中原五省讀書人家家都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

又有牛布衣不識趣，當場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稱先儒神位！他還死撐面子耍賴狡辯：“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不和他辯”者，不是辯不過他，而是辯也無益，他已不是無知而是無恥！《論語》曰：“無恥之恥，無恥矣”；“知恥近乎勇”。凡人該有羞恥之心、知恥之勇，一旦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良知已經泯滅，是不折不扣的無恥，適足表現了“非人”的醜陋。

真該相信“知子莫若父”，匡超人老父親的擔憂一一成了現實。經過濁流文化的陣陣沖刷，鄉村子弟所秉承的傳統美德的底色，已被沖洗殆盡，“德行”“孝悌”抵擋不住“功名”“富貴”的“勢利見識”，這種誘惑是制度性的，是當時整個社會的機制體制佈下的天羅地網！作者精心設計讓匡超人歷經種種濁流文化的薰染，讓人看看會染出什麼結果，並且以匡太公的臨終遺言點明立意。

古人謂“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桓寬《鹽鐵論·孝養》）我們是從低講到高，次序與桓寬相反，前面已講了匡超人在鄉時的孝養（“養體”）孝敬（“養色”），現在看“養志”如何？養志也可叫孝志，指努力實現父母的善良合理的志向、願望。

匡父的願望已如前引的臨終遺言所述，匡超人都反其道而行之，而父親所諄諄告誡的，匡超人反都一一實踐了。此時的匡超人不僅不會再回鄉為上人養體、養色，而且與養志正相反對，老父親要他做好人之“志”，早被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即使從傳統孝道角度來說，他也已是徹頭徹尾的不孝！

劉旦宅繪《王冕畫荷圖》

小說第一回王冕的母親也有臨終遺言，與匡父的異曲同工：“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兒可聽我的遺言，……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

以我們看，當然不能一概否定“做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是蠻好吧。作者是寫一個農村老婦人樸素的直覺，她是針對那時代她所見的多是不好的官；而且，她是簡單地把“做官”和“做好人”分列在對立的兩極，一旦中了“讀書做官論”的毒，一心追逐功名富貴，就會如匡父所說，“添出一肚子裡的勢利見識來”，人品蛻變了。

王冕遵母囑，葆住高潔的品性，成就嶔崎磊落之人，與匡超人相對照，賢愚懸隔不啻天壤。

匡超人的母親初見兒子回家時絮絮叨叨地訴說：“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著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著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卻也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

《儒林外史與中華文化》

《儒林外史》寫夢多深含寓意，有的是隱喻。匡母的夢有多層含意，從有形的形跡來說，你兒子“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這就是民間戲文裡說的蔡伯喈式的“棄親”，匡超人也是，幾次有機會回鄉省親，他都壓根兒沒有探親的念頭，只顧功名富貴，不顧報恩親情。

從無形的精神來說，“這官不是你兒子”，靈魂已經全非了，往日“在孝弟上用心”的兒子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她“又哭起來”，不僅哭兒子的“肉身”回不來，而且哭兒子的靈魂永遠丟失了！這就是匡超人形象以靈魂為代價留下來的教訓：敗德必失人！

如前所引，“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匡超人看似步步成功的“當代英雄”，撕破其光滑的表面，內裡卻是宵小無恥，是無價值的，這是諷刺，是喜劇性的；而實質上如開頭所說，他是“被引誘者”、“從善良走向墮落者”、走向“非人”，他的淳良天性被毒殺了，原有的價值被毀滅了，這是悲劇性的。這個形象也是喜劇性和悲劇性相融合的創造。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至二十回實為“馬二匡二合傳”，匡超人被薰染的結果如何，也是對馬二教育思想的一種“成果”檢驗，馬二自不能負全責，也不能負主要責任，但卻也宣告了他所選擇和宣講的教育路線的失策、人生道路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