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佑大師
佛教作為一種文化形態，自它傳入中國起，就開始與中國固有文化（主要是儒、道兩家）發生著交叉作用。兩者之間既互相吸收、滲透，又相互排斥、鬥爭；當然，其主流和最終的表現乃是互相融合，並駕齊驅。尤其是儒、佛兩家，被視為東方文化的代表，兩者共同擔負起使傳統文化的慧命道業綿延流長的重任。
常言道，道以人弘。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流或抗爭，是在具體的文化載體上進行的，即必須透過某種文化的具體承受者，文化與文化間的相互作用才能實現。所謂“某種文化的承受者”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養，以某種文化形態及精神作為自我生命的精神依據，併為維護其道統、地位，不惜貢獻自己精力乃至整個生命的知識人士。換言之，稱得上一種“文化的承受者”，必然是對該文化有所繼承，有所發揚，能作出一定貢獻的知識人士。這些知識人士主要是透過理論闡述，對自己所尊奉、擁戴的文化形態、文化系統作出貢獻的。在整個文化史上，具體時代中知識精英的思想言論就成為後人研究該時代思想文化現狀特徵的主要資料。《弘明集》和《廣弘明集》就是兩部反映兩漢至隋唐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等整個演進過程概貌的歷史文獻。
《弘明集》和《廣弘明集》記載了漢至隋唐佛教文化與中國原有文化這兩種文化的代表者，對佛教的認識、評估的思想言論；輯錄了當時思想界圍繞佛教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詰難、辨析、論述的許多原始資料。兩書為我們提供了這個階段佛教與中國原有文化為什麼會發生矛盾、衝突，乃至兩種文化如何相適應、相融合這一漫長程序的基本線索。下面對這兩部文獻作些簡單的介紹。
《弘明集》是南朝齊梁時代編纂的一部佛教書籍。編者僧佑（445～518），原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縣），生於建業（南京），俗姓俞。僧佑宿有慧根，自小喜佛，十四歲出家後，勤奮好學，曾先後師事當時的律學名匠法達、法穎等。《高僧傳·僧佑傳》說他“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成為齊梁時代一位律學大師。
僧佑一生除弘傳律學外，對於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藝術，也有非常豐碩的成就。僧佑的文史著述不少已佚。現存的有《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三書。
《弘明集》“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收錄了前人有關佛教各類問題的文章。編者站在佛教的立場上，蒐集凡有益於佛教普及和發展的文字，然後“類聚區分”，成十四卷。（見《弘明集序》）該集所收文章的時間範圍，上自東漢，下迄編者在世的南朝齊梁時代。體裁以往復辨析，闡題明意的論述文為主，還有一些帝王的詔敕及臣下或僧人的應答之文，共一百七十多篇，作者約百人。編者具有歷史眼光和哲學見解，所採編的文章，凡“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者，則“制無大小，莫不畢採”。（同上）實際上，此書不僅收集了不少很有研究價值的佛教徒的論文，還收編了一些有影響、有代表性的反對佛教的論著。
僧佑編纂《弘明集》的宗旨是弘揚佛法，捍衛佛教。其序稱：“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佛教自傳人中國後，曾不斷受到歷代的一些站在傳統立場上計程車大夫的指斥、非難。僧佑分析總結歷史上各種非難佛教的觀點，歸納為六條：“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僧佑主要就是從這六個方面收集“通人雅論，勝士妙說”，組織歷代佛學僧人和居士的論文，去“指邪破惑”，“總釋眾疑”，以達到“弘道護法”的目的（見《弘明集後序》）。《弘明集》所討論的這些問題，基本上反映了佛教傳入後與中國固有文化之間的主要矛盾和衝突。
《廣弘明集》的編纂者是唐代高僧道宣。道宣（596～667），原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一說丹徒），俗姓錢。道宣的父親曾在陳朝做過大官，道宣幼年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很小的時候便能為文作賦。十歲時，從長安日嚴寺慧頵受業，第二年就在日嚴寺落髮為僧。以後道宣又受學於當時的律學大家長安大禪定寺的智首律師。在那裡，道宣打下了紮實的律學基礎，奠定了其後一生弘傳律學的方向。道宣出家後，經常跋山涉水，雲遊四方，廣泛參學，博積厚累。他在《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序》一文中自稱：“居無常師，追千里如咫尺；唯法是務，跨關河如一葦。周遊晉魏，披閱累於初聞；顧步江淮，緣構彰於道聽。由此可見他孜孜於求學問道的毅力和精神。三十歲以後，定居終南山，潛心於律學研究和著述，寫出了好幾部有關佛教戒律方面的重要著作，建立了他的律學理論體系，開創了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
道宣一生除弘揚律學外，在佛學上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編著了大量的佛教文史著作。其中《續高僧傳》、《釋迦方誌》、《集古今佛道論衡》、《大唐內典錄》以及《廣弘明集》，均為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資料。
《廣弘明集》是《弘明集》的續編。道宣“廣綜弘明”，除蒐集齊梁以後有關佛教的文字外，還把一些齊梁以前《弘明集》所“未討尋”，沒有輯錄的重要的佛教詩文編入《廣弘明集》中。如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答綱琳二法師難》，竺道生《答王衛軍書》等文，都是研究東晉南北朝佛教哲學內部“頓”、“漸”之辨的重要文獻。在體例上，《廣弘明集》與《弘明集》也有所差異，其所收集文章的體裁型別比《弘明集》廣泛，所以此書不稱“續”而稱“廣”。
《廣弘明集》共三十卷，作者一百三十餘人，選輯了魏晉至隋唐以來珍貴的佛學論文、辯駁文章、詩讚銘賦及歷代帝王詔啟等各類體裁的文章四百多篇。僧佑在編輯《弘明集》時，雖自稱“類聚區分”，作過分門別類的組織工作，但實際上《弘明集》的文章劃分歸類並不是很嚴格的。如有關神滅、神不滅問題的討論文章，先後出現在卷二、五、兒、十等卷中。道宣根據文章內容的不同，把所集的文章按內容分成歸正、辨惑、佛法、法義、僧行、慈濟、戒功、啟福、悔罪、統歸等十篇。每篇前都有編者所加的序，揭示該篇的要旨，並闡明編者自己的觀點，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道宣與僧佑一樣，編纂《廣弘明集》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佛教利益。他說：“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侫辯。所以教遺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廣弘明集後序》）佛法東流，數百年間受到不少人的誤解、歪曲、反對，佛教徒經常遭到一些人的攻擊、誹謗。正法不啟，民風難淳；大道不興，暴慮難消。所以道宣編輯《廣弘明集》，要使佛法能為世人瞭解、接受，移風易俗，改善人心，促進社會道德文明的發展，並永遠流傳後世。
道宣自稱，在編輯《廣弘明集》之前，曾“博訪前敘”、“尋條揣義”，廣泛地收集前人的文章，即使是“孤文片記”，凡能“有悟賢明”，有益於提高人們對佛教的認識，他都“撮而附列”，編纂到他的集子中去。由此可見道宣編輯此書的認真、負責態度和一片為法護教的苦心。而另一方面，道宣的努力又直接影響了此書的學術價值。
《弘明集》與《廣弘明集》是兩部研究中國佛教哲學史的重要資料。《四庫提要》認為兩書的價值是儲存了大量的文獻史料。它在介紹《弘明集》時說：“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而《廣弘明集》“採摭浩博，卷帙倍於僧佑”，所輯的不少書文可補“儒家”史籍的不足，有“裨考證”研究。《弘明集》與《廣弘明集》對於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清末民初，佛學研究之風再次興起，佛學理論又開始得到思想界的重視，出現了不少具有史料價值和理論價值的學術論文。如佛學與政治，佛學與科學，佛學與倫理學等有關佛學與世學之間關係的討論；在佛教文史典籍方面，諸如《四十二章經》的真偽，《大乘起信論》的作者問題，《壇經》的作者問題等各種觀點的學術討論：在佛教歷史方面，有關佛教傳入中國年限的討論，禪宗的傳承問題。還有諸如法相與唯識問題的研究，如此等等。這些問題，有的是古代就有研究，近人再深入討論研究的課題；有的則是近代以來新開的科目，但討論的情況和研究的成果，大都散登在各類雜誌報刊上，而沒有專門歸類彙集成書。如果有關方面能組織力量從事這項工作，對於促進佛教和學術的發展都是極有裨益的。據筆者所知，港臺及日本的學術界對這項工作早就開始進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大陸與海外的學術文化交流沒有得到很好地開展，故有關佛教專題討論研究的專集彙編所蒐集到的論文範圍不夠全面，影響其資料價值和學術價值。現在，隨著國內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大陸與海外的學術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我們應該抓緊這個大好時機，透過各種渠道加強與海外的學術交流和文化聯絡，儘早編出質量高、範圍廣、種類全的佛教文史資料專集，以繁榮佛教事業和促進學術文化研究的發展。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應該做的事情。
作者：羅顥 來源：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