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公共考古視野下的夏文化，既是蒐集理解“夏文化”的具體面貌，理清考古概念深入群眾的過程，也是對學術性考古工作是否有效回饋社會的一次審視。夏文化考古作為考古學研究的“高精尖”領域，呈現在公眾面前顯得深奧晦澀，公共考古則有力地搭建起了考古專家與公眾交流的途徑和公眾參與的平臺，達到多方溝通的效果，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有力工具。應用傳播學的5W理論，讓夏文化的傳播主體、物件、渠道、考古敘事和文學敘事等要素的共同配合，加大對夏文化公共考古傳播，有利於構建接地氣的中國上古史，讓夏文化考古真正融入現代生活，喚醒屬於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
本文首發於《中國文化遺產》2022年第2期
黃樂天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9級考古學本科生
侯衛東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1977年的“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上，夏鼐先生首次提出對“夏文化”的簡要界說：“‘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1］目前，學術界對夏文化的認識有
兩種最重要的觀點
：
一是認為二里頭文化等同於夏文化
，以鄒衡先生為代表。
二是認為二里頭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以王灣三期文化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晚期文化也可以歸到夏文化早期
，安金槐、李伯謙先生持此觀點。夏文化考古是中國考古學學科之樹的一簇碧葉，讓它融入近現代普通公眾的視線中，同樣也經歷了一段豐富的變遷過程，夏文化公共考古的傳播實踐，至今仍處於進行時。公共考古、公眾考古由“
Public Archaeology
”譯來，源於美國學者查爾斯·麥克基姆於1972 年發表的同名書籍，麥克基姆闡述了作為社會公共事業的考古學應該如何與社會發展相交流同步，對美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2］。也有很多學者認為，“公共考古學”並不是一個特有的西方學術專利名詞，事實上，這一將考古學置於社會公眾之中的實踐，在中國也早已存在。本文擬
梳理公共考古視野下的“夏文化”傳播建構史，並運用傳播學5W理論，探討“夏文化”傳播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與意義
。
一、公共考古視野下的“夏文化”建構簡史
自20世紀20年代起，考古學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脈絡，一系列考古發現在二十世紀初以來的“新史學”基礎上極大的改變了國民對本國史的認識。在此之前，中國人種、文化的“西來說”得到了一些人的認同，因此，社會各界希冀考古學能夠解決的主題便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但隨後而來的古史研究熱潮，又再次掀起波瀾，疑古思想經歷清代古文經學的蟄伏期，在新文化運動助力下形成了浩大的古史辨運動，中國考古學在初期的發展，就與古史辨運動緊密相關。劉師培曾總結出讀中國史的“二難處”：“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記事互相歧；後世之史鹹浩繁，而記事多相襲。”［3］
夏代作為上古史的重要部分，一度成為中國歷史敘事的開端。社會公眾相對學界而言，直接接觸的歷史文獻、材料較少，對於夏文化的認知，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學者們經過二次加工出的著述或結論。夏族社會的“集體記憶”以歷史的方式，在中國大地上流傳了上千年，最終形成了後世關於夏代的“歷史記憶”。而歷史記憶不同於集體記憶，歷史記憶中所包含的情感因素更豐富，對此，王明珂有過論述，族群或社會群體的根基性情感聯絡的“根基歷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起源”部分，因為歷史記憶的起源部分強化了一個族群的情感根基，以“神話”、“傳說”或被視為學術的“歷史”與“考古”論述等敘事方式廣為流傳［4］。
夏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放到整個文明歷程來說，也是作為根基的“起源”部分。
對於公眾考古視角下的夏文化歷史記憶的建構，在早期則多體現在科普性、通識性的歷史著作中。20世紀初新史學建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史學大家如梁啟超、夏曾佑、呂思勉、張蔭麟、錢穆、范文瀾乃至陳寅恪都曾經或試圖以編著中國通史為要務，諸如此類的通史著作構成了社會公眾對於夏文化的認知。但不同學者對於夏代古史的認知是不同的，馮友蘭曾按對待古史的態度將史學界分為“信古、疑古、釋古”三派。［5］夏代長期作為學者和公眾對信史、神話分析認知的關鍵點，相信夏王朝的存在，相信夏文化可以尋找，
“夏王朝信史說”成為學者、廣大群眾共同而言的重要認識基礎
。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下的夏文化的探討，與國民對夏文化認知具有直接關聯。
1922年，在學界嶄露頭角的顧頡剛受胡適之託編纂《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在他的疑古思想下第一次系統的整理了上古史，他在《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中闡述了自己的著述思想：“寧可使歷史系統不完備，卻不可使擇取的材料不真確、不扼要”， “自盤古以至周公、孔子，都應該大刪特刪”，“自商代以後，始有可以徵信的史料”，“我們編篡歷史教科書，自夏代以前，儘可不問，雖似乎過於闕疑，但要不‘自欺’，實在只能如此”“至於自太古以至夏代的傳說，亦可擇錄在‘附文’中間，使學生知道相傳的史書，曾經有過如此這般的記載。”［6］參與教育事業是顧頡剛認為最要緊著手的活動之一，這項面向社會公眾的工作，在顧頡剛看來直接與國運掛鉤，“要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會；要改造社會，先要使全國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7］作為教育工作者，“佈道”式的投身社會，參與制定方針，於是《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也就成了顧頡剛的改革試驗，這部教科書將商代以前均列為“無史時代”，夏代歷史無疑成為備受審視的疑雲。在此書中顧頡剛將夏代歷史編入“上古—秦以前”部分，以堯舜時洪水氾濫之事為開篇，雜糅文獻中記載的夏代史事，並對其進行歷史意義層面上的解釋，如禪讓制度是“時勢使然的自然結果”，少康中興是“世襲制度奠基下石的證據”［8］，透露出顧頡剛的進化論史觀，在考古學層面上，僅提及新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商代政治形態的介紹材料，受時代、材料所限，顧頡剛介紹夏文化也難逃過往歷史學家的窠臼，僅僅是用自身認識下的近代科學理論、批判思想解釋一遍文獻舊史，而
考古學在此時期對社會公眾歷史觀的改變則更多體現在有“史前遺存”的“史前史”
。
隨後的1923年，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了“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9］ 並迅速在學界、社會掀起一陣風波，可以說是近代社會對夏文化認知的一大沖擊。劉掞藜、胡堇人等學者也紛紛反駁，但後來顧頡剛先生自己也放棄了這個假說，並承認假說錯誤、材料不足。這期間還有一趣事，魯迅先生在其1935年創作的小說《理水》中對顧頡剛有過諷刺，魯迅小說的流傳之廣甚至讓許多人認為“禹是蟲”的觀點起源於魯迅，先拋開魯迅先前與顧頡剛私人關係的不和，其實這也反映出疑古派革新觀點散入社會的一個側面：禹與夏文化作為歷史記憶，長期以來強化了國家族群的情感根基，社會公眾其實並不在意“歷史”與“考古”論述等所謂科學的敘事方式，就像魯迅小說裡那樣，爭論“禹是蟲”是無意義的，歷史記憶中的自發的情感因素與浪漫主義的敘事可能更加珍貴。
疑古派雖對夏文化認知有所衝擊，但顧先生始終是
“疑禹”而不“疑夏”
，並且也注重上古史的重構，他贊同李玄伯先生，認為
“考古學是探索夏文化的唯一途徑”
［10］。在30年代與童書業先生合作《夏史考》，以及著眼《禹貢》準備開展夏文化的專題研究。進入30年代的考古學也第一次有了與夏文化相關的討論，1931年徐中舒先生髮表了《再論小屯與仰韶》，第一次利用田野考古資料研究傳統文獻所載的“夏文化”問題。1933年，傅斯年也在徐先生的基礎上作出《夷夏東西說》，很長一段時間內引起了廣泛影響。在此之前，考古學回饋給社會公眾的研究成果還從未涉及到夏文化，早在20年代周其昌先生即著有涉獵考古學成果的《人類的起源和分佈（科學叢書）》（1927）一書，向公眾介紹剛剛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的考古學相關知識，自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後，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先生便開始注意到向社會公眾傳播考古成果，《本所發掘殷墟之經過》、《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甲骨文研究之擴大》等文章附錄在《安陽發掘報告》（1933）中，面向公眾。到了1934年，考古學社成立，其社刊《考古社刊》將鄭師許《通俗考古學叢書編輯計劃》發表在第一期，鄭師許長期任教，有感於古文字學、金石考古的晦澀，提議編著一套考古學通俗讀物，這種將考古學與社會效益、民族認同情感有意結合的實踐，也可以說是中國公共考古的濫觴。在鄭師許的編輯計劃中，他認為任何一門學問都應該在專門化的同時通俗化，將考古學通俗化是一個將“古董”進至“科學”的途徑，而且中國考古通俗書籍極少，僅有一些簡單的相關譯本發行，在中國近十年發現的古化石、西北、仰韶、殷墟都應該“依據報告或正確的新聞補入”［11］，不過，由於夏文化相關遺存的發掘尚屬空白，《通俗考古學叢書編輯計劃》並未提及。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1950年蘇秉琦先生髮表了《如何使考古成為人民的事業》，將考古升格為“人民的事業”［12］。《目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1953）和《我從這個展覽看到些什麼》（1954）則將“群眾性”納入考古工作的重點。這一時期的公共考古有了長足發展。與此同時，賈蘭坡、鄭振鐸先生等也響應號召，發表如《從猿人腦發展到現代人腦》、《“北京人”的故居》、《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等大量適應普通公眾閱讀需求的科普著作。另外，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多個大館落成，一大批傳世文物及發掘成果得以向公眾開放展覽，公眾考古還開始走向影視傳播（如1958年有關明代帝陵的發掘紀錄片《地下宮殿》等）。在考古事業公共化的同時，夏文化的考古發掘終於有了極大的進展，1953—1956年，登封玉村、鄭州洛達廟、洛陽東干溝遺存相繼被發現，被高度懷疑為夏文化遺存，1959年，恰逢徐旭生先生完成對“夏墟”的調查，二里頭遺址與之前的遺存發現構成了一個線索鏈，隨後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就揭開了夏文化探索的新篇章。五十年代後，夏文化相關成果開始釋出在各大報紙刊物，對社會公眾有著廣泛的影響，如《略談研究夏文化的問題》（《新建設》1960）、《論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 》（《光明日報》1957 年 1 月17日第3版）、《到底有沒有夏代？》（《河南日報》1961年9月21日第3版）、《夏都陽城在哪裡？》（《河南日報》1961年9月28日第3版）、《夏都斟鄩在哪裡？》（《河南日報》1961年10月5日第3版）、《“少康中興”與遷原》（《河南日報》1961年l0月8日第3版）、《怎樣識別出土的夏代文物》（《河南日報》1961年10月29日第3版）、《夏代文化性質的探討》（《光明日報》1962年2月10日第l版）等等。這些藉助於報紙平臺的科普文獻是夏文化公共考古的直接實踐。
世紀之交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公眾認知夏文化考古的熱點詞彙。1996年5月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彙集了百名各學科專家，於2000年10月出版了《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提出了一個較明確的夏代年代框架，這一框架被隨後的各類書籍、媒體產品廣泛使用，幾乎成了公眾對夏文化積年認知的唯一標準。但《簡本》在學界至今仍有爭議，且西方學界對夏代信史說往往存疑，因此對工程批評也較多。廣受國內外公眾好評的歷史通識著作《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上古史》不列夏代，甚至直接從秦漢開始講起。這種疑夏觀念同樣也存在於國內，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新興網路平臺成了公眾討論考古工作的一大陣地。而在當時的網路媒體中，公共考古工作是不足的，各類說辭泥沙俱下。自2000年11月起簡本發表後，就在網際網路引發了有關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第一次辯論高潮。此時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公眾，都意識到了夏文化探索尚處在一個爭論的階段。工程中研究了近四十年的二里頭文化仍是一大焦點，而二里頭遺址作為目前為止夏文化探索中
規模最大、結構最複雜、出土遺物最豐富、等級最高、生產力水平最先進、時代特徵最明顯、性質最明確的都邑遺址
，是夏文化少康中興至商湯滅桀時期的重要代表，久經傳揚，在社會公眾面前基本成為了“夏文化代名詞”。
近十年來，通訊網路、媒體的發展迅猛，新興的媒體如微博、微信、短影片給了夏文化公共考古傳播的良好平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專案處於進行時，國家經濟文化水平以及對文化遺產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夏文化研究也在公共考古領域進入了高速發展期。
二、公共考古視野下的夏文化傳播結構試析
在研究公共考古傳播時，我們可以借用傳播學理論。1948年，哈羅德·D·拉斯韋爾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提出了著名的
5W的傳播模式
：誰（Who）說什麼（Says what）透過什麼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什麼效果（With what effects）。［13］該模式對傳播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以五個要素具體分析傳播結構，清晰地揭露了線性傳播過程。公共考古的傳播，同樣也可以用5W模式進行剖析。以拉斯韋爾的5W理論來看，傳播主體、物件、渠道、效果與內容是我們分析的主要部分。
（一）傳播主體的結構與信源可信度
傳播主體往往掌握著傳播工具與平臺，決定資訊內容價值，處於整個傳播過程的優勢地位。在大部分公共考古傳播實踐中，可將其傳播主體又分為兩大傳播者：機構平臺（如媒體報刊）和具體的考古學文化（如相關遺址）。具體來看，機構平臺決定了傳播信源的可信度，考古學文化在敘述過程中豐富了傳播內容價值。專業權威性是可信效果良好的必備條件，尤其是專業程度較強的考古學科，在進行公共考古傳播時，傳播者應具有良好的權威性，因此，公共考古傳播者多由官方權威媒體、高校、各大考古研究院為主導。具體的考古學文化是內容豐富的必要成分，長期以來考古工作在社會公眾面前形成了諸多符號化標籤，這些標籤大都與探索未知的趣味性相關，能否依託這些符號標籤進行傳播也十分重要。例如央視CCTV-10拍攝的一系列探索發現·考古進行時節目《探秘二里頭》，依託中央電視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兩大傳播者，將品牌效應與專業權威相結合，形成了較強的信源可信度，達到了較好的公共考古轉播效果。其另一傳播者—考古學文化敘述則選定到二里頭遺址，甚至進而關注其代表性出土文物綠松石龍，利用夏文化的符號化標籤，二里頭遺址展開關於“夏代”“華夏”“龍”等具有趣味性、神秘感考古敘事，一個由綠松石龍引出的遺址附帶神秘色彩的上古史，使夏王朝歷史不再是僅囿於文字而變得具像化，情節感也油然而生。
由此來看，良好的夏文化公共考古傳播主體應由較專業權威的機構品牌+具像化的考古學文化“夏王朝形象”來組成。這一種傳播主體結構相對受歡迎，不僅具有較高的信源可信度，傳播效果良好，也有更具體豐富的內容，受眾接受意願較好。
（二）傳播物件的定位與分眾化
傳播物件即受眾，是傳播過程中的另外一端，分析其性質有助於改善傳播的效率、針對性。公共考古傳播顧名思義，受眾涵蓋範圍廣，但若進行群像分析，還是可以窺探出差異。下面擬用部分搜尋引擎關鍵詞資料進行參考。
圖一 2021年一月“夏朝”“考古”關鍵詞搜尋人群屬性（來源：百度指數）
紀錄片、新媒體、報刊傳播方式已過濾掉一部分受眾。具體到關鍵詞上，受眾群體則更加顯現出如性別、地域、學歷等特徵。總的來看，公共考古夏文化傳播受眾仍是以受過高中、本科以上教育的中青年人群為主，尤以男性群體偏多。除開趣味性，必要的科學性是公共考古的特徵，完全拋開科學性是無從談“考古”的，因此，在受眾群體中，仍要以較高學歷人群為定位基礎。在此基礎上，如何提升青少年及女性群體在夏文化公共考古上的關注度，也應是下一階段工作開展的重要方向。在有關地域的資料分析中，除了首都及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運用網路佔比更大的影響，在接受有關夏文化考古資訊時，以河南、山東兩地人群較多，可以推測出受地域歷史的影響，中原地區與夏文化深深牽連，也一直是夏文化公共考古傳播的重要立足點。所以，基於地域文化進行文化傳播，將夏文化公共考古融入地方文化旅遊建設，最後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圖二 2013-2021年夏文化關鍵詞搜尋人群地域分佈指數（來源：百度指數）
圖三 2021年一月今日頭條夏文化關鍵詞熱度地域分佈（來源：巨量算數）
另外，在當下的網際網路環境中，對於受眾人群也絕非僅僅以性別、年齡、學歷進行定義標籤，各類亞文化群體層出不窮，值得重視，這是
從“大眾化”走向“分眾化”的趨勢
，將網路亞文化群體作為傳播受眾，作出“主動式的迎合”，是一個新思路，如何把握受眾間的“破界”顯得十分重要。網路流行詞“出圈”，很好的體現出了“破界”的重要性，“圈”是網際網路環境下產生的以特定的興趣愛好、價值認同組成的具有小眾、封閉的特性的群體，“出圈”的傳播渠道則是將兩個不曾關聯的受眾群體聯合起來進行有效傳播，傳播效率大大提升。例如河南博物院近期推出了一套公共考古文創產品“考古盲盒”，把流行的“盲盒”概念與文物結合，把“微縮文物”藏進土中，玩家用“洛陽鏟”進行“發掘”，體驗考古過程中帶來的未知性。這一套文創產品有效吸引了年輕群體，破除了“考古學科”與“盲盒愛好”的圈子，達到了極好的傳播效果。因此，在考慮受眾群體的面貌時，還可以主動性的將傳播受眾定義為不同“圈子”標籤，將“出圈”概念引導公共考古夏文化傳播渠道。
（三）傳播渠道的融合性、雙向性、即時移動性
公眾考古傳媒方式主要包括傳統印刷紙媒如報刊、期刊等，還有廣播、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以及方興未艾的新媒體的移動網際網路媒介。其中
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發展較早、體系較完備的報刊期刊，還有在當下強勢的移動新媒體
。
傳統印刷媒體中，期刊報紙由於具有一定即時性，發行週期短，連續性強，是進行公共考古傳播的一大渠道。放眼國內相關報刊，除了具有較強專業性的考古學專業期刊以及主流報刊，以《大眾考古》、《中國文物報》為代表的部分報刊以面向公眾為基礎，兼具科學性、專業性。《大眾考古》創刊於2013年，時間較短，但是為中國第一本面向社會公眾開辦的兼具專業權威的科學普及性文化期刊。《中國文物報》由國家文物局主辦，建立歷史長，集新聞性、科學性、知識性於一體，圖文並茂，雅俗共賞，面向社會。以這兩種報刊作為代表，可以進行對夏文化公共考古傳播的文獻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