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戶婚》記載：“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徒是中國古代剝奪罪犯一定期限的自由並強制其服勞役的刑罰。
就是說在唐代，祖父母或者父母還在世的情況下，不得自立門戶或者私自儲蓄財產，否則處以三年勞役。
到了宋代，這個法令就更嚴厲了，《宋史·太祖紀二》有載：“詔川陝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
也就是說，凡父母在世時，有分家或拆分家產者，最高可判死刑。
家族世族觀念是催生別籍異財禁令的基礎
1．中國古代的家庭，家族和宗族
既然別籍異財這道禁令提到了分家，就讓我們先來看看古代中國的社會家的基本結構。
《周易·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在社會結構中，家庭是最基本的單位，通常由父母、子女、夫妻構成。當家庭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形成家族。
在家族裡，通常會由一位男性血親的尊長作為家長，擁有家族事務的最高管理權。
家族以下如有分支，則稱為“房”，同樣會由一名男性血親主管理一房的事務。當家族分支足夠龐大時，就會形成宗族。宗族的結構與家族類似，族長一般是由宗族內推舉出來的嫡親尊長。形成宗族的標誌往往是宗廟或宗祠的建立。
我國至先秦以來（或可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慎終追遠之風便盛起。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歷經改朝換代亦不曾消減。可以說，
正是因為有了對祖先的集中祭祀、追思等活動的存在。才會有中國式的家族和宗族穩固的結構體系。
2．從三綱禮教衍生出別籍異財禁令
在中國的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指的是國家層面的禮法構建，而“父為子綱”說的就是家庭層面的禮法構建。如果說父親在世時，做兒子的不應分家，不應蓄私財是維繫父親在家中的權威的話，那麼引申到國家層面時，國君在位時，則臣子應盡忠恪守，不應有二心。
從這個意義上講，綱常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兩者是互通的，維繫家庭、家族的穩定就是維繫國家的政權穩定，確保家長的權威就是確保君王的權威。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封建禮教發展到盛世的時候，會將“父母在，不分家，不蓄私財”用法律的形式作為禁令。禁止“別籍異財”出現在唐宋時期，是家國禮教發展的必由趨勢。
《周易》所講的“正家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就是這個道理。
孝道是別籍異財禁令維護的主要物件
1．孝道，是中國特有的文化
梁展欣認為，孝敬是我國古代家庭的最高理念。中國有句俗語“百善孝為先”，儒家文化將“孝”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侍君，終於立身。”
可以說孝道是貫穿整個人的一生的道德準則，關係著整個家庭、家族乃至整個國家的秩序穩定。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的統治階層對孝道的傳播都十分推崇，如二十四孝故事的推廣傳播。
政府還把是否遵守孝道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如在科舉制度前就已經形成科舉孝廉制度。甚至在律法中把不孝定為罪惡。
如《唐律·名例》中記載：“十惡，七曰不孝。”
以上種種事例表明，孝道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禮教社會認可的一種道德標準，也成為了我國獨特的文化。
2．孝道與別籍異財禁令的關係
那麼孝道與別籍異財的禁令又有什麼關係呢？在《唐律疏議》中對別籍異財有這樣的一段論述：“祖父母、父母在，子孫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與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
足見別籍異財之所以在法律層面被禁止，是因為這種行為被認定為不孝之舉，為情理所不容。
在古代，醫療水平和社會保障制度遠不及現在完善，雙親上了年紀或病痛纏身都需要有人照顧，因此在古代就有了“養兒防老”的觀念。我國民間自古就有“父母在，不遠行。”的說法，何況是這些脫籍分家逃避贍養責任，
或是分薄、挪用、私藏、侵吞父母所積攢的財產之劣跡，必然不能被當時倫理道德所容。
所以說，別籍異財禁令所維護的首要物件就是孝道。自古法律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孝道對鞏固封建禮教統治非常有幫助，自然也會得到法律的保護。
別籍異財禁令是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手段
1．異財和共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在我國民間的家庭糾紛多半是由錢財而引發的。古代以同居形式組成的家庭或者家族，都會採用“共財”的財產管理模式。所謂共財，指的是家庭或家族成員的經濟所得集中在一起，由家長統一管理，並且按照家中每個成員的需求進行分配的一種集體所有制分配模式。
《禮記·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說的就是在共財模式下，家庭成員應當遵守的準則。
隨著家庭、家族類似同居，人口會越來越多，如果依舊以共財模式來進行財產管理，難度也會越來越大，家族矛盾會不斷加深。
而且在同居的圈子裡，可能會出現閒人和懶人，增加其他家族成員的負擔，令其對家族貢獻的積極性下降，不利於家族進一步發展。
因此在適當的情況下，會出現分家並各自管理財產的現象。
也就是所說的別籍異財。那麼在何種情況下分家比較合適呢？有人認為在父母都去世的情況下，即可以分家和分家產。
但在父母雙亡，而祖父母一方尚在的情況下，也不宜分家。誠然，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些四代同堂、五代同堂甚至多代同堂累世而居的例子，但畢竟是少數。
有句粵中的俚語是這樣說，“一代親，二代表，三代閒了了。”換句話說，同居、共財一般維繫在三代以內。
2．從一則遺產糾紛案看別籍異財的禁令對社會秩序的影響
南宋時期發生過一起有關遺產分配不均的民事訴訟案例。一位老家主去世之後財產由三個兒子繼承。一段時間之後兩個弟弟就發現，大哥名下的財產要比弟弟二人合計的都要豐裕。
據悉這是大哥在父母抱病期間，偷偷地挪用家中錢財在外私置產業，並在分家產的時候，隱瞞了這部分財產。
兩個弟弟找大哥黃居易理論，希望能給予他們一定的補償。
而黃居易則認為這些都是他私置的產業，與兩個弟弟無關，不願分享。在協商無果的情況下，兩兄弟便將黃居易告上了官府，提請訴訟。
經過一番審理，官府判決黃居易應念手足之情賙濟兩位弟弟，否則將按照父母在之時，不得別藉異財之法律進行治罪。最後黃層易出錢一百貫（相當於現在一萬元人民幣）對兩位弟弟做出補償。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別籍異財禁令的存在，對當時社會上企圖侵吞、挪用家庭集體財產等不道德行為有著一定的約束作用。
也可以說，這是對共財制度的一種肯定和維護。從這個意義上講，該禁令對當時維護家庭與社會的公平有著積極的作用。
從另一個方面看，雖然《宋律》將違反別籍異財禁令的行為人所獲得的最高刑罰定為死罪，但在該案中官府還是極力促成黃氏兄弟和解為主。
其實無論是《唐律》還是《宋律》都是對應朝代的最主要的刑事法律，只有當行為人違背禁令達到一定程度時，才會進入量刑階段。
也就是說，這道禁令對非法佔有家庭集體財產的行為還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無論是對家庭和諧還是對社會穩定而言，都是一道很好的保護屏障。
結語
今天，別籍異財禁令已不存在。子女一旦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後，就會離開父母尋求經濟獨立。社會上一家三、四口兩代而居已經成了現代家庭的主流。是不是說，現在國人受自由思潮的影響，將傳統理念遺棄呢？
其實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一些不符合當代的條例或理念註定是要被拋棄的。按照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
我們對待傳統理念也好，外來理念也罷，都應秉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思路。
如果家庭同居、共財不利於現今廣地域、多元化、快節奏的社會發展，我們就不做保留；而“孝”文化是我國文明的精髓，我們就要極力傳承和發展，並且在法律層面加以保障。
參考文獻：
1.《民法史的觀察》
2.《禮法傳統中的繼承製度》
3.《社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