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孟子》一書展現了孟子與各種不同身份的人的對話，有學生、有論辯對手，也有當時的諸侯。“君主”對孟子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孟子引傳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這毋寧是對他自己心理的一種描述。孟子雖“說大人，則藐之”，卻遊歷各國，不厭其煩地勸說君主，希望得到當時諸侯的任用。諸侯在孟子的思想世界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然而，孟子對諸侯的遊說似乎並不怎麼成功，司馬遷講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在司馬遷看來，孟子的言論被當時人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所講的“唐、虞、三代之德”不切於當時攻戰的實際，因此孟子在當時不能獲得成功。
與此種印象相對的是，後世對孟子的研究著重於心性，而對其政治思想的詮釋則往往歸之於“理想主義”，突出他“以德抗位”的一面。此種“理想主義”毋寧與“迂遠而闊於事情”形成一種相互參照。這裡我們想追問的是，理想主義能否化解孟子“迂腐”的形象？孟子真的只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嗎？孟子面對諸侯，遊說諸侯真的“闊於事情”嗎？
本文采取經史互動的視角，嘗試補全《孟子》文字之外的“歷史世界”，對孟子與當時諸侯的言論進行再分析，著力突出孟子思想“切實”的一面，對孟子政治哲學進行再分析。
一、
三家分晉與義利之辨
《史記》講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認為孟子見梁惠王在見齊宣王之後。後世學者多不同意司馬遷的觀點，梁玉繩講：“孟子游歷，史先言齊後梁，趙岐孟子注、風俗通窮通篇並同，古史從之。然年數不合，當從《通鑑》始遊梁，繼事齊為是。通鑑葢據列女傳母儀篇也。孫奕《示兒編》曰：七篇之書，以梁惠王冠首，以齊宣王之問繼其後，則先後有序可見矣。故列傳為難信。”（《史記志疑》）現代學者多認為孟子先於齊見威王，後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史記·魏世家》），孟子由此入梁，其與梁惠王的對話就在此背景下展開。《孟子》以“孟子見梁惠王”為首章，揭“義利之辨”，趙岐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朱子從“理欲之辯”的角度亦認為此章為首具有深意。然而，“疑孟”派又往往因此“義利之辨”之義而質疑孟子葉適以為孟子，現代人亦有不少因之而認為孟子迂腐。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的講法頗有意思：
《孟子》七篇，聖賢扶持名教之書。但其生於戰國之世，其時諸侯方務合縱、連衡，以功利為尚，不復知有仁義。唯惠王首以禮聘至其國，彼其介於齊、楚、秦三大國之間，事多齟齬，故一見孟子，即問何以便利其國（非財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開，非但有害仁義，且將有弒奪之禍。仁義，正論也，所答非所問矣。是以所如不合，終莫能聽納其說。及其欲為死者雪恥，非兵連禍結不可也。乃謂能行仁政，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則益迂且遠矣。
劉三吾認為孟子講的仁義是“正論”，但對於梁惠王卻“答非所問”，不能解決梁惠王面臨的實際問題，行仁政而王在他看來是不太可能的。劉三吾從戰國的情勢，尤其是梁惠王當時所處的背景質疑孟子，這是疑孟者的一般思路。而尊孟派面對質疑多有辯說，尤其從哲學的角度指出孟子言義利之辨的重要意義。我們能否回到歷史處境，而不僅是從哲學義理出發，為孟子進行辯護？孟子真的只是講了“正論”“常道”嗎？在“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的那個時代，孟子講的對梁惠王有效嗎？
論者言孟子與梁惠王，多提戰國曆史，對魏國之歷史亦多有敘述，但少有將此敘述與《孟子》首章義理聯絡起來處理的。其實回到魏國曆史當中，我們會更進一步發現孟子所講的深意，以及孟子此語對梁惠王的“效用”。
論者多指出，梁惠王此番招賢，有擬魏文侯“禮賢”的味道，其實孟子所論也隱含著梁惠王祖輩的行事。司馬光《資治通鑑》開頭即言“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此即所謂“三家分晉”，史家多有以此為戰國之開端。晉在春秋即所謂“千乘之國”，三家則是所謂“百乘之家”，而三家與晉正所謂“上下交徵利”，三家最終憑藉自身之“力”取代了晉君而成為諸侯。文侯為惠王之祖父，武侯為惠王之父，武侯之時，“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資治通鑑》周安王二十六年），晉國至此被瓜分完畢，此所謂“不奪不厭”。以上為惠王“家史”，惠王於此必熟知，孟子對此點亦是清楚的。這一背景對他們來說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孟子不必也不能直接說出，但當孟子講完首章這段話之後，意欲效法文侯的梁惠王應該會想到自己的這一“家史”。梁惠王追求富國強兵，實則“以利為利”“以利為名”，將“利”作為公開的“號召”，在孟子看來一旦以此為導向，國君認為追求自己的利的最大化是合理的——當時梁惠王等諸侯追求的最終目標其實就是以“千乘之國”代“萬乘之家”的周室而為天子，那麼卿大夫也自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益牴觸，必有衝突，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取而代之”是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選擇。魏國當初對晉國就是這麼做的，若魏國再繼續以利作為號召，歷史未必不會在魏國內部重演。這也就是“利誠亂之始”的一重含義。
揭出這一歷史背景，我們也可以看出此章置於全書之首的深刻內涵，孟子實際上將論述指向歷史縱深，指向了造成當時歷史局面最典型事件——春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亦如孟子所說。孟子的論述含有對當時歷史的總結，他的思考正是站在對當時境遇的關切之下。這一歷史狀況對他來講是不得不面對、卻又不願意接受的，他當然希望新的秩序奠定之後，歷史不要重演。李覯認為孟子之言“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其實我們如是看孟子首章，會發現孟子其實是要避免此種政治失序的。孟子當然講要一天下，講湯武革命，但是那是那個時代的“勢”。如果要避免歷史重演就不能“以利為利”“以利為名”，而要以“仁義”作為為政的起點。
相信梁惠王聽完孟子的話之後，也一定有所觸動，否則他也不會跟這個“迂腐”的老頭再囉嗦那麼多，也不會說出“寡人願安承教”，梁惠王對待孟子是十分“辭遜”的。可惜歷史並沒有給梁惠王更多機會，也沒在魏國給孟子機會。在魏國一年左右，惠王就去世，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孟子由是離開魏國。
孟子見梁惠王
二、
啟迪君心
孟子去梁後，二次遊齊。此時齊國國力強盛，在諸國國力對比中佔有一定優勢。朱子講“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若當時孟子得到齊宣王的任用，未必沒有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機會。當然，在機會面前，孟子是積極爭取的，他對梁惠王多少顯得不那麼客氣，對齊宣王則不同，他對齊宣王費的口舌比梁惠王等要多得多。其中最有味道的當屬“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一章。
這段對話充滿了各種潛臺詞，十分具有戲劇性，也將孟子的言說藝術與“機鋒”充分展現。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其實是在表示自己感興趣的是霸道，這是當時諸侯的普遍興趣，齊桓公的事業亦是齊國人的普遍期望，齊威王自稱要“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孟子卻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自己沒聽說過。相信此時齊宣王一定覺得很尷尬，對話剛一開始就要結束。當孟子要和宣王談王道時，宣王一定沒有興趣，只是禮貌性地延續對話，“保民而王”此時還無法打動宣王，他對自己能否做到“保民”沒有信心，更沒有想法。孟子回答“可”，而不是批評齊宣王“率獸食人”，多少出乎齊宣王的意料之外。當齊宣王對此展現出興趣時，孟子沒有直接講“推不忍人之心”的道理，而是把話題引向了一件多少有點兒讓宣王面子掛不住的“以羊易牛”的“釁鐘”事件，當孟子問宣王“不識有諸”時，宣王或多或少覺得有點兒尷尬，甚至認為孟子會從此開始劈頭蓋臉批評自己一番，情節似乎要從“可”反轉，但孟子卻講“是心足以王矣”，這多少讓準備接受孟子一罵的齊宣王感到意外，更為意外的是，孟子甚至為他“以羊易牛”尋找理由，並上升到“不忍”的角度。這時我們發現，齊宣王的話開始變多了，不再是簡單地發問與回答，他開始向孟子陳述自己的內心，真正的對話也由此開始，齊宣王此刻進了孟子的“套”卻沒有意識到。
孟子剛剛為齊宣王辯護完，齊宣王剛剛解釋了自己的內心，孟子卻又轉而指出他的問題，為認為齊宣王吝嗇的百姓說話。此時“王笑”，這笑容多少有幾分無奈，他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這裡我們終於發現齊宣王出現了表情，從這個“王笑”可以猜測他之前一定沒有什麼表情，尤其是孟子講自己沒聽過齊桓晉文之事後，他一定充滿了無聊的神態。而此時，他卻有了情緒上的變化，這一“笑”恰恰證明宣王已經投入二人的對話。
面對宣王無奈的笑容，孟子卻稱他的行為是“仁術”，再度給宣王一個“高帽子”，而齊宣王聽完之後更是“說”（悅），情緒更進一步，甚至引《詩經》讚頌孟子，認為孟子之言“於我心有慼慼焉”，並主動詢問此心為何合於王道，對王道產生了一定興趣，於是齊宣王終於上了孟子的“道”。可孟子並沒有直接講王道，而是將話題引向了力與明。我們發現，孟子對宣王的問題總是採取“迂迴戰術”，這其實恰能吊起宣王的興趣，並有助於論點的進一步展開。孟子講完這個比喻後，開始談“王之不王”，認為宣王可以做到“王”，只是“不為”，這就沒把王道說得過分高遠，而是認為王道易實現。宣王接著問不為與不能的差別，孟子還是不直接回答，依舊用比喻的手法講“推恩”，並將話題引向齊宣王的“心”，尤其是宣王心理的那份對於天下的慾望。
對話進行到這裡更為有趣，之前是孟子一直“迂迴”，宣王此刻則開始主動與孟子“互動”，對待孟子的問題也不直接回答，而是讓孟子“猜”自己的慾望。當宣王講“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時，“大欲”二字一定被他加了重音，甚至我們可以猜測宣王此時用眼角餘光撇了一下孟子，內心還有幾分得意。孟子自然知道宣王的“大欲”，可也不直接說出，而是再反過來問宣王，而“王笑而不言”，這一“笑而不言”的畫面感如此強烈，也讓我們見到當時對話的深入程度，更可據此猜測宣王內心的想法，猜測他的那個“大欲”。孟子依舊不直接說出來，明知故問地說出一些東西，而宣王就是等待孟子主動替他說出自己的“大欲”，他自然知道孟子在繞彎子。孟子不再繞了，他說出宣王的“霸”的慾望，卻直接指出宣王所為是“緣木求魚”，甚至“後必有災”，這讓宣王有點驚訝，可孟子依舊不直接說理，他還是舉例子，透過例子引入天下的形勢，用形勢提醒宣王該如何選擇實現“大欲”的手段。
我們可以看到，對話至此，宣王終於說出“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這段話，這對孟子來說已經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讓孟子一試王道的想法，於是孟子才講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孟子的談話藝術與技巧，可以看到孟子對宣王君心啟迪之耐心。至少在這段對話當中，孟子是成功的，他讓宣王多少對王道產生了興趣。孟子對宣王可謂耐心，可謂“循循善誘”，面對宣王之“好勇”“好貨”“好色”，孟子並不直接否認，而是在退一步的基礎上將之引向王道。孟子只有對待宣王才有這份耐心。
孟子在齊國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機會，但最終孟子的理想依舊沒有實現。我們不知道更多的歷史細節，到底在這之後孟子和宣王還有哪些“糾葛”，齊國其他人物如何面對孟子。但我們至少看到了孟子面對當時諸侯，為了實現自己王道理想的耐心嘗試。
我們知道的是孟子對宣王多少有些“任性”——從《公孫丑》“孟子將朝王”章我們可以看到孟子於宣王之態度，其實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宣王對孟子已經很“優待了”，若是一般的“祿仕派”早就“死心塌地”地服務齊宣王了。可孟子終究是孟子，他是有政治理想的“義仕派”，為了實現理想，他可以耐心嘗試一切方式，可宣王終究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信任、任用自己的模式。孟子還是要離開齊國了。
孟子之離齊可謂是“一嘆三詠，一詠三嘆”，宣王希望他留下，有人替宣王求他留下，他何嘗不想留下，卻不願僅僅為了“萬鍾”富貴而留在齊國，他多麼希望齊王回心轉意啊，“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不怨天不尤人”的孟子，也在離開齊國時有了“不豫色”，那個自信地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孟子，離開齊國時，內心究竟如何呢？可以想見他內心當中有幾分“不捨”。孟子之去齊讓我們看到了他在理想與現實之中的糾葛。
孟子終究還是離開了齊國，一生大機遇由此不再。
齊宣王問政
三、
齊伐燕
孟子之在齊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也就是“齊伐燕”，此事古來史家爭論頗多，孟子在此事中的態度也耐人琢磨，更是引起了不少對孟子的質疑。
先看事實，齊伐燕究竟在宣王還是愍王，歷史上有爭議。《朱子語類》講：“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愍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卻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此語可以說把各種觀點都交代齊全了。幸運的是現代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齊伐燕”年代判斷的有力證據。傳世器物“陳璋方壺”以及八十年代新出土的“陳璋圓壺”都記載了“齊伐燕”之事，李學勤先生等據此考證，齊伐燕在齊宣王五年。孟子與史事之吻合，於此可見，亦可見孟子態度之可靠。
關於孟子是否勸齊王伐燕，歷代有爭議，不少儒者為亞聖“辯護”，認為講“善戰者服上刑”的孟子不會勸齊宣王伐燕。我們這裡傾向認為孟子並不反對齊伐燕，甚至多少有支援、誘惑齊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意謂，但對於如何征伐、安置燕國則與宣王的態度有所不同。朱子講：“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雲：‘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徵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這可以說是孟子對於戰爭、用兵的真實態度。孟子反對的是“嗜殺”，他並不主張“非攻”。楊華先生《孟子與齊燕戰爭》於此問題有詳細說明，此處不贅述。這裡要對幾個問題進行強調：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齊伐燕的主將是匡章，而匡章在《孟子》一書中多次出現，孟子甚至與這位“通國皆稱不孝”的人交遊，為他的所謂的“不孝”進行辯護。這點楊華先生已經指出。當然這裡涉及一個問題，即《孟子》中的“匡章”與《戰國策》等書中的“章子”是不是一個人，這點存在爭議。匡章是否是齊將，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孟子的判斷，尤其會影響我們推測孟子與齊宣王的關係，推測孟子在齊國的各項實際活動。如若匡章與章子是一人，則可見孟子在齊國的各種表現，要比某些古代儒者認為的積極得多。章子與匡章的問題可以進一步考證，二者是否為一關係著我們對待孟子的態度。
其次，孟子就齊伐燕一事的論斷其實可以呼應“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對宣王行事做的後果判斷，“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效”，樂毅帶著秦、韓、趙、魏破齊國七十二城，齊國幾近亡國，這可以說是孟子“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之說的“歷史註腳”。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基本上沒有勸過樑惠王主動採取軍事行動，甚至有阻止梁國對外用兵之意，而對齊國用兵則較為積極。孟子能順著齊宣王的“好勇”講王者之怒與王者之徵，卻不曾鼓勵梁惠王的“好勇”。《孟子》書中，梁惠王對用兵復仇表現得十分積極，這與史書中記錄他招賢的背景是十分符合的。“晉國，天下莫強焉”一章中梁惠王的態度最是強烈，他對敗於齊秦十分羞恥，“願比死者一灑之”，並對此徵詢孟子意見。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梁惠王有求戰的想法時，孟子都會將論述重心直接引回“仁政”，強調梁國此時應該注意內政建設，戰與不戰，則要看敵國是否“陷溺其民”，己國能否“兵民”。孟子對於諸侯強調內政之重要是其一貫態度，古代戰爭對國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戰爭需要的財力不是短時間能積累的。齊國有“魚鹽之利”“工商之業”，加上威王圖治，國力積累遠非此時屢屢戰敗的魏國可比，也因此“勢”，孟子才講“以齊王由反手也”。魏國在當時已不能戰，守土難度亦頗大，因此孟子對於梁惠王更加強調鞏固內政、兵民，對齊宣王則更多地講推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孟子游說諸侯，既有其一貫的仁政的一面，也有其立足於當時諸侯國實際情況而闡發的一面。
若展開論此點，則可看到，魏國在戰國初期得以強盛，靠魏文侯招賢，亦賴李悝“盡地力之教”保障國力，以及魏武卒強大的戰鬥力。其實魏國的自然環境在當時並不佔優，“土狹而民眾”（《商君書·徠民》），還有很多“惡田”，依靠李悝之變法，才積累出戰爭所需之財富。而這一積累至梁惠王時已消耗殆盡，魏國再發動大規模戰爭已經不太可能。關於魏武卒《荀子·議兵篇》講：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魏武卒由於選拔嚴格，戰鬥力很強。但是，這一武卒制施行卻與一定的配套經濟制度有關，靠著豐厚的經濟待遇保證一支常備軍，對國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所以荀子稱之為“危國之兵”。梁惠王之時，魏國經濟土地面積縮小，經濟積累耗損，再想組織一支強大的魏武卒去戰鬥，可能性很小。如是我們再次看孟子講的“仁政”與“兵民”就很有指向性。《漢書·食貨志》的讚語認為孟子講的“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殍而不知發”與管子、李悝所講有一致性。其實我們會看到孟子講的這些內政說法在戰國時代的普遍性，但孟子內政理論並不指向“善戰”的“武卒”等制度形態，他的說法有“不忍人之心”做基礎，並不只是為了“富國強兵”。孟子主張“一天下”，靠的“兵”是“兵民”之兵。歷史十分弔詭，最終完成戰國統一的是兵民的秦國，然而卻採取了另一種“兵民”形態。
孟子不反對戰，他反對的是以戰作為手段滿足諸侯的慾望，孟子希望透過“義戰”實現統一。面對齊伐燕，我們可以知曉的是，孟子對此戰的規劃是“弔民伐罪”的義戰。孟子不反對伐燕，他反對的是當時諸侯征戰的模式。孟子並非不知兵，他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以及戰爭後果也有著深刻的判斷力與預見力。齊伐燕並沒有按照孟子的設計施行，最終齊國退出了燕國，也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四、
孟子與滕文公
孟子之於諸侯，最信任他的竟是滕文公，讀之竟覺無奈。孟子講“百里而王”，而滕國絕長補短五十里。滕國最終淹沒在戰國征戰的洪流之中，甚至我們連這個滕文公究竟是誰都不知曉。
滕初亡于越，孟子之時，滕國復國，夾在大國之間日夜擔心再度亡國。就是這樣一個滕文公如此地信任孟子，按照孟子所說服了三年之喪，還向他請求詢問井地，想要施行孟子的政治理想。然而，滕國真的行仁政又能怎麼樣呢？其實孟子何嘗不知道這種無奈呢？
李覯質疑孟子“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孟子何嘗敢奢望滕國能夠得天下。“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天，也就是無可逃的。“若夫成功，則天也。”
《朱子語類》有：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雲：“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卻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戰國之時，滕國這樣的國家被滅是早晚的，孟子其實是讓滕文公勉強為善，順受其正，守或者走，都是無奈。縱使為滕國想萬般妙計，殫精竭慮而為，也抵擋不了那個“大勢”。孟子何嘗不知？孟子講文王“百里而王”，卻只對齊梁之君講，《孟子》書中他沒跟滕文公說過。“百里而王”在孟子那裡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是一種言說的藝術嗎？
滕文公問治圖
其實，對滕國來說，“死守”都不容易，不得民心，民怎麼跟著你守呢？《孫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或許滕文公強為善，民如果能與之效死弗去，對於他來講也就足夠了吧。
滕國再次亡國時間難考，我們甚至可以追問這樣一個問題：滕國再度滅亡之時，孟子還在世嗎？然而滕國就真的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嗎？能被《孟子》留在七篇當中，滕國的意義就不一般，這或許是孟子對滕文公的一個承諾吧。
透過樑惠王、齊宣王、滕文公，我們如何看待孟子？“機會真不易得”，孟子也不曾放棄爭取機會，孟子有理想，但也面對戰國的現實，可以說孟子是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孟子的理想絕非脫離歷史實際的空談，孟子生活在那個時空當中，他在瞭望，卻是紮根於戰國的大地遠望。把孟子置身於一個具體的時空境遇之中，儘量還原孟子言說的歷史語境，或許可以更進一步地體貼孟子的種種理想與主張。
內容原載於《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4期
轉載自公眾號：燕園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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