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雲龍
以我的個人感受來說，讀龔愛林博士《跟著旅行》一書，彷彿是與“江河源”相遇。這裡提到的“源”，是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根脈，是我們這個民族真正初始意義上的千流萬匯之“源”，也就是本書中推崇的“堯舜之道”。
全書對“堯舜之道”的推崇、界說，令中國的人文初祖，恍如從上古時一下就來到了我們眼前，情境是那樣切近而又悠遠，形象是那樣莊嚴而又慈祥。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炎黃子孫的共同先人，或站在高山之巔，或立於泉流之始，朝著所有後代，“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鮮靈活潑，別饒風致。
龔愛林這部具有普及性質的哲學專書，在同類著作中個性突出，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限於篇幅，僅列如下三點：一、言說簡明；二、情意深濃；三、循善恭謹。
先看言說簡明，從目錄和內容看，“堯舜之道”是所有章節的引領統馭，這是《孟子》的哲學本義，是全書核心，作者所要陳明的正是數千年間，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撐、機制礎石、信仰基因和文化命脈。但該書同時又對《孟子》的聖賢閫奧做了去蕪存菁的處理，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孟子學說的通俗化和大眾化。
《跟著旅行》的寫作，整體上是圍繞前述《孟子》的哲學本義——即“堯舜之道”展開的。其中的繼承持守，古風今讀、微言大義式的現代闡釋，讓人印象深刻。
《孟子》未必好懂，哲學也未必好談。鋪得太開，易於陷入名詞解析的泥潭而難以自拔。從“孔孟之道”到“陸王心學”，凡一千五百多年裡，各種思想演繹和註解可謂是頭緒紛繁，釐清困難——連宋明神秘主義者也把其思想淵源上溯到了孟子這裡。所以說《孟子》未必好懂。不過，綜觀全書，我們又能發現，作者顯然並非是在專業詞藻當中逡巡，而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像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說的是物我關係，是萬物之理，並提出了與此相關——實際上是與德性、心性相關的許多觀點，但作者沒有迷失其間，而是始終不離主題，始終抓牢仁義禮智四端不放，始終聚焦於“堯舜之道”；另外，馮友蘭先生認為孟子說的“思”是一種理性，而徐復觀認為它包含了反省與思考兩方面，且重在思考。龔愛林雖則明確提到孟子對“堯舜之道”做了反思，並“將之系統化地表達了出來，透過這種系統化地表達”“上升到了儒家哲學的層面”，但始終沒有以“思”的概念為論說要目，而是緊緊扣住孟子的信仰——“堯舜之道”成篇，重點言及儒家哲學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是核心層面，即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仁”和“民為本”思想。第二個是禮儀層面，第三個是制度層面。作者客觀精要地點出了孟子哲學思想當中菁華與糟粕並存的情況。
《跟著旅行》，功在把依稀不明轉換成了曉暢通達。比如對《公孫丑上》中“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一句，作者簡潔譯作“道德的流行，比驛站傳達命令還要快”。再如作者引《離婁下》句：“武王不洩邇，不忘遠。”其解說也是很體貼人的：“武王的最大品德，就是不過分親近近臣，也不怠慢遠臣。”這種不引原句而是直接譯出的例子比比皆是。
《跟著旅行》是對孟子哲學包括其道德準則的一種普適化解讀，其自身甚至也可看作某種哲學表達正規化。《孟子》有著深刻、秘奧的哲學理論，複雜的言說系統，但《跟著旅行》一書，將孟子觀點高度濃縮為“堯舜之道”，並以明白如話的言語，集中到了六個字上面：“人性善”“民為本”。這是大多數人都能懂的語詞，更是非常淺近的道理。其簡其明，由此可見一斑。
次說情意深濃。《跟著旅行》，將哲學稱述挽起人生行旅，且筆鋒所指，不是純然景物，而是豁然憬悟。這種言在此而義在彼的哲學書寫，也非常醒目。特別打眼打心的，則是其情感傳遞，或攜風帶雨，或日光照耀，時而烈火炎炎，時而雷聲隱隱，而且都飽含對家鄉的深濃愛意。像寫湘江源頭，那種富有畫面感的描述，有著怎樣一種詩意和真情啊：風把視野開啟，水自垂崖懸注，如白練懸空。尤其是源頭的水，即使是一滴水，也是一種“傳說”，是“種子”，是湘江的“童年之身”；由此深入，作者把視線投射到了更廣闊的瀟湘大地上，他心裡油然生出的是一種對母土的強烈敬畏感，這是從人的格局上升到了“神”的視點，也是把自我觀照抽繹成了現世省思，將一己沉落轉向群體高舉，由他者論說引至人性善惡的中國哲學正道。
再說循善恭謹。在《孟子》一書中，真正明確講“性善”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滕文公上》，更像是點到為止；一個地方是《告子上》第六章，說得比前邊列出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自然要詳細不少，孟子和公都子師徒的問答對話常常被作為學人談孟子“性善論”的根據。龔愛林沒有以言辭多寡作為取捨標準，而是循善論證，串聯起了周嚴的邏輯鏈條。
不妨先回到《跟著旅行》一書“寫在前面的話”當中。作者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今摘錄於次：
“孟子大道至簡，將堯舜之道定格在了‘人性善’‘民為本’的理念之上，深奧的人文道德有了平凡的表達，美好的道德理想均在質樸的道理裡面”。作者是這樣做目標設定的，在寫作實踐中，也是這樣恭謹遵循的。
在第一章第四節“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篇中，龔愛林對舉了孟子筆下的舜與盜蹠的不同作為，充分肯定了堯舜之道的“由仁義行”——作者將之準確地解釋成“遵循仁義，捨生取義”，並認為，這是善的最高境界。尤其對孟子的功績毫不吝嗇地進行了褒揚：孟子在繼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從“由仁義行”定格堯舜之道時，實際上是將一種理想人格生動而又形象地呈現在了中華民族面前。這是一個能夠維繫民族和諧與團結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完美體現“仁義”的理想人格。
作者還引了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的描述，證明孟子所言不虛，舜確實是“聞善而動”，其善性，是原生態的，沒有虛飾作偽。這種旁徵博引，隱約暴露出了其專業出身——哲學博士。他無疑是在將哲學、史學、詩學的原理跟要則認真地融合在一處，去解讀《孟子》，去完成這一場盛大的經典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