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
中醫藥文化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積澱、融合、蘊含、體現著中華傳統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
如果說西方醫學用邏輯思維與實證方法開啟了認識生命的一扇門，那麼中醫學用傳統中華哲學智慧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為世界打開了認識生命的另一扇門。
由上海中醫藥大學嚴世芸教授領銜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研究——中醫優秀文化思想的傳承研究”，經過五易寒暑結成碩果，《中國傳統哲學視域下的中醫學理》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付梓，該書從三才、意象、中和、變易四個方面，深入探討中華傳統哲學與中醫藥文化的聯絡、滲透與影響，闡述中華傳統哲學思想在中醫藥中的臨床應用。透過系列的深入詮釋，有助於學人領悟中醫學是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生命科學。
基於“天人合一”的三才思想
關於“三才”一詞的確切起源，現存文獻最早見於《周易·繫辭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將天、地、人立為三才，作者將紛繁複雜的宇宙、變化萬端的世界最根本性的決定因素，都歸結到三才範疇。三才觀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即將人置於天地人互動影響的大視野下，在具體的時空中去探討生命活動的規律。
古人無論探討宇宙的生成或探索生命的奧秘，實質上都是圍繞著天地人關係這個核心展開的。“天地人之學” 是中國哲學的思維起點，也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也可以概括為天地人之學。《史記》：“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三才思想”與“天人合一”思想一脈相承。
“三才思想”告訴我們，天地人並不獨立存在，討論天地必聯絡人，研究人必須聯絡天地。天地是存在於人心中的天地，人是天地中的人。《舊唐書·孫思邈傳》記載 ：“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這裡的“天地”就是指客觀世界的本身，“人”的本質是“天地與人”“人與人”關係的總和。中國文化中的“天地”，是以“人”為基本出發點，所謂“人體小宇宙，宇宙大人體”。將人與天地並列合稱，凸顯出人的重要性和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充分彰顯了人本思想。
“三才思想”是中醫學重要的學術思想，體現了整體思維理念。中醫學認為，事物與事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絡，一事物內部間的各個部分更是相互聯絡不可分割的，中醫學的整體觀念既重視人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統一性，又強調人體自身的統一和完整性。所謂整體思維，即以聯絡的觀點認識事物的一種方法，用此方法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便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而天人合一觀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中醫在探究人體生命活動規律過程中，並不是把人體分割成各個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從人體內部之間的相互聯絡和人體與自然界相互聯絡中加以認識的，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天人合一）、人是一個有機整體（五臟一體）。
中醫學正是從整體認識人體的基本觀念出發，要求醫生在診治疾病中不僅著眼於病變區域性的情況，而且重視整體對區域性的影響；不僅注意人體本身的變化，尤其要聯絡自然社會環境因素對人體的影響。在診斷疾病時要審察內外，無失氣宜；治療中立法用方因時因地制宜，“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否則“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養生中必須“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
近年來，西方醫學的模式已經從生物醫學模式轉換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那麼，中醫學的醫學模式從二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就奠定了“天—地—人三才一體”模式的架構。三才醫學模式開啟了世界認識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規律的另一扇門，並彰顯出充滿哲學智慧和具有前瞻性的學術價值。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說“中醫學是傳統的，同時也是前衛的”。三才醫學模式必將開闢未來醫學發展的新境界。
基於“生生之道”的變易思想
《周易·繫辭》曰：“生生謂之易。” 是說事物的發展總是在不斷變化、更新過程中的。“易”在中國古代逐漸發展成為認識自然界事物運動發展變化規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所謂“易道”就是變易之道，北宋大儒程顥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南宋易學家楊萬里亦云：“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中國哲學有一個根本一致的傾向，即承認“變”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實。
關於“易”的本義，孔穎達《周易正義》解釋說，“易”之含義有三：“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所謂“變易”是說宇宙間萬物皆變。宇宙萬物，永遠變動不居，四季更替，寒來暑往，歲月流逝，人事代謝，世界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所謂“不易”即不變，就是永恆不變的道理。我們研究宇宙萬物的真理，就是要在紛繁複雜的萬事萬物中發現其中的基本規律。所謂“易簡”，乃是平易簡單之意，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決，這才是智慧，有哲人說，簡要是智慧之魂。《周易》用陰陽和六十四卦來象徵宇宙的萬事萬物，以簡馭繁，這種“簡易”，是大智慧。
“變易”是中國傳統宇宙觀的基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思想特徵之一，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小序中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音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授《易》以為說。”明代醫家張景嶽說：“《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作為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的中醫學，《易》之思想同樣成為構建其學術體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探究自然界及人體生命、健康與疾病問題發展變化規律的思想武器。
運動變化是物質的根本屬性。中醫學認為，人體生命過程的生、長、壯、老、已各個階段是永恆運動變化著的過程，用運動變化的觀點對待人與自然，疾病與治療等問題。例如：在自然界四時的轉化，“寒極生熱，熱極生寒”，“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在人體，“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在疾病，“傷寒一日，巨陽受之。”“六日厥陰受之”；一晝夜之中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的變化。在治療，有三因制宜，同病異治，異病同治，法隨證變，圓機活法等。在養生，有四氣調神，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等。因此，《素問·六微旨大論》說：“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
所謂“生生謂之易”，實際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哲學，揭示了生命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道理。世界上的事物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時時有新的東西產生。南宋理學家朱熹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世界由“一”分化而來，氣一元論把世界變化和萬物相聯變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在這樣的宇宙觀和思想體系下建立起來的中醫學，上接天文，下應地理，中合人事，體現天人合一、形神一體，注重生命過程演化方式的生命科學，彰顯了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生命活力。
基於“崇中尚和”的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可以追溯到很早時期，“和”字起源甚早，甲骨文中作“龢”。《說文》：“音樂龢調也。”《樂記》：“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 和指音樂和調。金文中出現“盉”字，《說文》釋“盉，調味也。”和指調酒、調味器具。《易經》的“中和則吉”體現了其對“中和”的追求，故有學者認為，“整部《周易》始終都貫穿了‘崇中尚和’的思想”。《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直接提出“中和”便是天地之道，“致中和”則天地各安其位，萬物各育形命。從儒家的“致中和”“禮之用，和為貴”等，到今天“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幾千年來，“和”思想滲透到中華文明的哲學、歷史、政治、倫理、宗教、教育、文學、藝術等方方面面，深刻地影響了國人的生活。
中醫學的“中和思想”貫穿於全部理論體系及診療疾病的始終， 是中醫學理論建構的基本理念之一。“中”指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和”是指行為尺度的適中和事物多元素狀態的統一協調。“中和”的本意是指保持和恢復人體的自身調節機制，使陰陽、營衛、氣血、津液、臟腑等系統功能協調而維持正常的生理活動，且貫穿於理、法、方、藥的全過程。健康就是人體的一種和諧狀態，具體來說可以概括為天人和、形神和、氣血和；疾病就是致病因素作用於人體而產生的陰陽、營衛、氣血、津液、臟腑功能的不和；治療疾病的根本目的就是“致中和”，治療的大法是“和其不和”。《景嶽全書》：“和方之劑，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虛者，補而和之；兼滯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溫而和之；兼熱者，涼而和之，和之為義廣矣。亦猶土兼四氣，其中補瀉溫涼之用，無所不及。務在調平元氣，不失中和貴也。”程鍾齡所謂“一法（指和法）之中八法備矣；八法之中百法備矣”。中醫養生要求“處天地之和”（天人和）；精神養生“恬淡虛無，精神內守”（情志和）；飲食養生“謹和五味”（五味和）；運動養生“形勞而不倦”（氣血和）等。
中醫學的“中和”思想，不但可以充分借鑑古人智慧以化解現代社會發展中由“二元對立”思想帶來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危機，而且可以深入理解中醫思維，把握中醫真髓，提高中醫實踐水平，從而為破解現代醫學面臨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與新型傳染性疾病的預防與治療難題、矯正對抗治療與過度治療思路與技術的弊端、糾正醫療關係認識錯位及緩和醫患矛盾等提供有益幫助。
中華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諧哲學的實踐意義，在於能夠化解和匡正人類面對的生存和發展這一基本矛盾所引發的各種危機，使其沿著體現“和而不同”的理性智慧的大道前進。西方大哲羅素：“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這些品質中，我認為‘和’是第一位的”，“若能夠被世界所採納，地球上肯定會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和祥和”。
基於“立象盡意”的意象觀念
意象思維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具特色的思維方式。《周易·繫辭上》載：“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六十四卦以闡述演繹天道人事。所謂意象思維，是指思維主體將物象或擬象（符號、概念、模型）作為思維工具，運用直覺、比喻、象徵、聯想、類推、頓悟等方法，來表達對世界認識的一種思維方式。
意象思維的構成大抵可以分為觀物取象、立象盡意和取象比類三個方面。所謂觀物取象，即思維主體在觀察自然界事物的基礎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經過選擇、提取等思維加工而獲得“象”的過程；所謂立象盡意，就是透過直觀可感的物象，經過主體意識加工後，挖掘、體味、把握、拓展事物深層的含義和意蘊；所謂取象比類，又稱援物比類，也是意象思維的具體運用。這種方法的特點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礎上，透過把兩個或兩種不同的事物或現象聯絡起來加以比較，找出它們之間相類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後把已知的某一事物或現象的有關知識和結論，推論到與之相類似或有共同的現象或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識和結論。《素問·示從容論》說：“援物比類，化之冥冥。”
意象思維在中國古代被用於自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以此來解釋分析或推測事物的某些體徵及發展趨勢。中醫學受《周易》思想的滲透和影響，透過意象思維來把握認識人體的特定屬性、形態結構、生理功能及病變規律等，進而形成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診療策略。後世醫家也對意象思維進行了運用和詮釋，並不斷拓展和豐富了意象思維的內涵。
《素問·五執行大論》載：“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大地上的有形物類和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及大氣的變化，似根本與枝葉，緊密相聯，人們可以藉助這種“根葉”關係，即根據地面上事物的變化推測天空中的情況。《靈樞·刺節真邪》說得更明白：“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從葦蒲的生長情況可以推斷葦蒲下面的溼地大小以及肥瘠情況。《靈樞·外揣》還以形與影、響與聲的因果關係為例，提出了“司外揣內”、“司內揣外”的認識方法。醫學家將這些方法引入醫學領域，透過體外的表徵來把握人體內部的變化規律。就是對活著的人體進行整體的觀察，透過分析人體對不同的環境條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應，來認識人體的生理病理規律，這就是“司外揣內”的方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提出的“以表知裡”方法，與此意義相同。《黃帝內經》中關於“藏象”的含義，張介賓詮釋得最為暢曉：“象，形象也。藏居於內，形見於外，故曰藏象。”《黃帝內經》的藏象學說正是運用了“司外揣內”“以表知裡”的意象思維方法，研究“象”和“藏”之間的相互關係，以此把握生命活動規律。
“司外揣內”方法是建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方法，實際是意象思維的具體運用。現代控制論的“黑箱”方法與此類同。由於此法沒有肢解物件，干擾破壞物件固有的各種聯絡，因此，“失真”較少，可獲得許多用還原分析方法所無法獲得的資訊，並從總體上把握物件之間的錯綜聯絡和變化，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優越性。
援物比類也是醫家常用的認知方法。例如：《靈樞·五變》用匠人以刀斧砍削樹木作比類，說明為什麼“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這個類比，從刀斧砍削樹木其結果不同的原因在於樹木本身質地的差異，推論出外來病因相同，而發病情況不同的原因在於機體本身體質的差異。《靈樞·逆順》以兵法類比針刺治法：“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打仗和針刺治病都是對立雙方進行較量，兩者有相似之點，故可將兩者進行類比。作戰時如果敵人士氣銳盛，陣容嚴整，則不可輕易冒進迎擊；治病時，當病人呈現大熱、大汗之時，病邪及病勢正旺盛，不可施針，必待其衰退方可刺之。
德國近代著名哲學家康德曾經說過：“每當理智缺乏可靠論證的思路時，類比這個方法往往能指引我們前進。”意象思維是中醫學理論產生和豐富的哲學源頭，中醫學善於從意象思維出發，把一些看起來很不相同的事物或現象透過“援物取象比類”，把握其中的規律；意象思維具備原創優勢，是提出和發現問題的思維，對於中醫學自主創新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作用，並促進東西方各有所長的思維模式的有效共融及優勢互補。
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造就了不同形態的科學。肇始於數千年中華文化沃土的中醫學，用“天地人三才一體”的綜合整體系統的思想，從天地人互動影響的大視野下，去探究生命活動的規律，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存共榮。用生生不息的變易之道，詮釋生命處於永恆的變動狀態，彰顯出生命的活力；中醫學的發展也必須“唯變所適”，與時偕進，不斷創新變革，才能生生不息。從“崇中尚和”的中和思想出發，證明了和諧才是創造事物的原則，人體與內外環境的和諧是健康長壽的保障。中國傳統思維中佔主流地位的意象思維，著重從自然整體層面及功能現象來探究事物的本質，透過“援物取象比類”，探索生命的演化規律；其與西方傳統以實體為主的認識論形成對稱互補的關係，若能真正做到東西方思維方式互鑑互用，必將煥發出新的活力。
文丨上海中醫藥大學 王慶其
編輯 | 李芮
稽核 | 高新軍 吳瀟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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