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個體成為當代中國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媒介，這種獨立的電影製作和文化實踐變得越來越有價值。余天琦的研究結合文化民族誌、訪談和電影文字分析的方法，考察了這種影像實踐的動機、倫理張力和美學特徵，以及產生此類實踐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條件。
本書挑戰了對當代中國社會下自我和主觀性的膚淺理解，並透過電影研究為時刻變化的個體的概念提出新的啟示性見解。
第一人稱紀錄片實踐在個人化的中國
採訪：Yolie
編輯：沙丘
從中國到英國，從學者到影像創作者，從拍攝別人到向內挖掘自己；在公共場所與私人空間，家庭與個體，男性與女性視角之間穿越、拉扯和相互聯絡……
最近，余天琦聚焦於21世紀初期的第一人稱影像實踐，完成著作《相機上的‘我’：第一人稱紀錄片實踐在個人化的中國》，以找尋中國人的主體性、或個體‘自我’呈現是什麼樣子，與其他文化裡第一人稱影像實踐中呈現的自我有什麼不同？
“自從個體成為當代中國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媒介，這種獨立的電影製作和文化實踐變得越來越有價值。”在該書的簡介中，余天琦寫道，她的研究結合文化民族誌、訪談和電影文字分析的方法，考察了這種影像實踐的動機、倫理張力和美學特徵，以及產生此類實踐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條件。
美國Ithaca學院PatriciaR。 Zimmermann教授評價該書：“反擊了歐洲中心的第一人稱紀錄片。它定了中國‘後毛時代’，去集體化和市場化時期的‘我’電影。此書讓這些鮮為人知的影片引起轟動，並堅持認為中國的‘我’是在公共和私人，家庭和人權之間穿越、拉扯和相互聯絡。”
9月7日，凹凸鏡DOC針對該書，對余天琦進行了專訪，她談及做此次研究的心路歷程，近年參與紀錄片創作的感受，以及對“第一人稱影像”的思考。
01
社會形態、個體狀態和獨立電影製作
凹凸鏡DOC：
正如同書中所提到的，對於大部分獨立紀錄片研究而言，政治或意識形態相關的研究比較多，像是Chris Berry或 Dan Edwards。第一人稱紀錄片是一個比較全新的領域。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此書的寫作動機和想法嗎？
余天琦：
我對第一人稱電影的興趣最初在於自己處在跨國環境裡，渴望瞭解自身的文化認同。尤其是2008年我在倫敦參與制作一部BBC紀錄片的時候。該紀錄片關注討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治環境變化。因為有社會學民族誌的訓練，我本能地觀察起來這個英國專業攝製組如何呈現我成長的國家。我被八十年代的中國史學吸引了，以及隨之而來的九十年代的‘淡化意識形態，發展經濟’。因為以前對此瞭解甚少，我對這段時期的不同的歷史敘述著迷，並開始質疑我之前在國內獲取的知識。但我也知道西方民主制下的意識形態關注什麼。
拿著一臺小型DV攝像機，我開始拍攝與工作人員的日常對話、剪輯室討論。當劇組工作人員因為沒有拿到簽證去中國拍攝時，我作為裡面唯一的中國人，被英國同事稱為中國間諜。雖然這只是個再英式不過的諷刺笑話，我當時還是相當敏感的。我應該屬於哪一邊？突襲而來的價值觀衝突讓我不知所措，我當時也錄製了大量的個人錄影日記。這些民族誌素材和錄影日記被我編輯成了第一人稱電影《倫敦日記》（London Diaries，2009年），在倫敦小範圍播放過。與觀眾一起觀看讓我看到這段時間裡自我變化的複雜過程。在此期間，我還製作了另一部散文影像《關於家的記憶》（2009年），以一種更加抽象的方式探討了身在國外，面對中國快速轉型和城市化的心理困惑。
《倫敦記憶》的劇照
這種跨國身份讓我想去了解國內是否有中國電影人在做類似的紀錄片，以及他們是如何透過‘自我’向我們展示中國和當今中國人的變化。同時，我也開始大量觀看西方的第一人稱非虛構影像和閱讀現有理論。作為一名電影製作人，我自然而然地關注電影文字以外的部分，將電影實踐作為一種社會參與來解讀。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我也很高興看到電影這個學科也加速的由文字分析轉向對電影作為文化生產和產業的研究。電影製作人不僅應定位於電影業領域，也在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
凹凸鏡DOC：
在書的標題中有這樣一個限定範圍，叫做“in an individualising China”， 書中也有一個章節叫做Theindividualis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可以簡單解釋一下嗎？
余天琦：
我在劍橋讀的是社會政治學，所以在做電影研究時，依然會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眼光去看電影，並且會不由自主的關注電影文字以外的東西，把電影看成一種文化生產，一種社會實踐，甚至會考慮實踐動機、以及裡面的各種權利關係。
雖然第一人稱是把自己作為主體，如何與其他被拍物件、觀眾，包括自己相處，還是會在權衡各種關係。在構建理論框架時，我發現根現有電影理論中對西方個人主義和對主體性的理解和運用根本不可能來理解中國‘個人’的狀況。個體的構建太受所在文化、社會、歷史的影響了。
中國沒有經歷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但中國有自己的歷史脈絡和思想傳統。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都會把個體放在各種關係裡，無論是家庭社會倫理關係，還是與宇宙萬物之間的互連，這點許多古代思想家和現代哲學家如梁漱民、馮友蘭等都討論過。在對西方電影理論的運用方面，我一直比較慎重，會借鑑西方理論的生成和研究方法，但更加關注本土實踐的土壤、哲學、歷史、動機和美學呈現方式，從而生成適合分析本土電影的原生理論。
《倫敦記憶》的劇照
在梳理當代影像和藝術實踐裡的第一人稱表達史的時候，我特別提到了被大家忽視的文慧的早期第一人稱劇場《馬桶》、《100個動詞》等，還有馮夢波的《我的私人照相簿》。對個人化中國社會的理論闡述，我主要借鑑了人類學家閆雲翔的研究。他透過長期的人類學調查，總結了中國（特別是2008年之前）個人化發展的形態和特點，並與西方社會個人化發展做了有力對比。
受閻雲翔的啟發，再結合自己的民族誌調研和對影片的分析，我總結了個人化中國社會里個體的五個特點：關係中的自我，父權與傳統倫理關係裡對性別的期待依然深厚，個人願望與家庭義務之間的拉扯，個人權益意識的增長-個體與國家關係的變化，家庭關係以外個體與個體之間相處關係的變化與不變。
馮夢波 1996 年《私人照相簿》
凹凸鏡DOC：
書中提到大約在2012年調研完成，但是2019年才成書。學術界會有“趕熱點”的說法麼？您認為去年才釋出此書會對著作內容有影響嗎？
余天琦：
2012年我的初期調研結束並完成博士論文。作為論文順利畢業，但我一直有目標要把研究出版。因為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特別少，我也希望把此研究送給跟我一起長大或同代中國人，我們成長的時代的確是中國走向個人化發展的時代。2012年27歲拿到博士學位，28歲時拿到我的第一份終身教職工作，在諾丁漢大學的中國分校（寧波）。
在英國從本科到博士讀完，我一直期盼能在國內工作一段時間，真正的深入瞭解日日變化的中國社會。所以這個機會對我來說特別好，可以進一步對研究做補充。2013年後國內的文化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也讓我能用歷史的角度觀看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中國社會的形態、個體的狀態和獨立電影製作。
《關於家的回憶》劇照
所以我沒有在畢業後立刻把研究出版，而是希望把研究做的更紮實。先進行一部分的自我否定，看之前做的研究是否經得住歷史考驗，然後再做補充。從博士論文的三大章，到最後書中呈現的8章，有很多補充和修改，書中的最後兩章也全新的，是在國內工作的四年裡陸續完成的。
當然，在這期間，我也在忙著《中國梵高》的製作。如果真的要“趕熱點”，可能2013年那會兒會更加合適，新鮮出爐的研究，正趕上這種實踐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獨立電影人和藝術家認可，也有更多人做第一人稱表達的影像，國外對這個實踐也非常感興趣。但真正有分量的學術不應該受時間限制，它的價值應該是長期發熱，讓之後更多的學者對它擴充套件，或推翻。
3年前，我又籌劃了關於東亞女性第一人稱紀錄片實踐的研究，與Alisa Lebow教授一起合編了《紀錄片研究》（Studies inDocumentary Film）特刊，這個特刊最終在今年春天出版，包含Gina Marchetti，張真，桑子蘭，Joel Neville Anderson還有我本人，對五位女性藝術家電影人的研究，包括賴河之美、文慧、王男伏，吳巫娜。
凹凸鏡DOC：
因為你在最後章節也有提到現在仍然興盛的直播的形式，也在開篇提到了電影式日記，這本書也讓我聯想到了影片類的“視覺日記”（visual diary），比如前場或後場對創作者的影響，像是現在的vlog，你怎麼看待這種新媒體時代的第一人稱紀錄片？
余天琦：
像書中最後一章講到的，後電影時代的技術條件讓個人化影片或家庭影像的在社交媒體上風行。早期的第一人稱紀錄片更加直接，把個體的矛盾性和複雜性裸露的更加直接，而新媒體時代的第一人稱表達像是畫了妝的大學生。比如說，直播平臺上“自我”呈現的及時性和與觀眾同步互動挑戰了我們對傳統交流的理解。表演性和非表演性，真實和虛假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以盈利或吸引粉絲為目的的自我表達和表演也讓自我構建的倫理變得更加複雜。
02
中國非虛構電影裡的散文性
凹凸鏡DOC：
看到你曾經在廣州節大師班的一句話說的特別好，“可能你會覺得對外部的世界很難把握，可能自己的情緒都是挺難掌控得了的。”特別是現在的大家沉浸於手機各種虛擬軟體帶來的幻象之中，愈發難以面對真實的自我。“但是你跟攝像機對話的時候，你會發現哪些東西是表演的時候說的，哪些時候真的是對自己內心說的，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其實是後期拍攝其他人的時候，觀看素材的時候也可以看到的，哪些是表演性特別強的，哪些是特別自然流露出來的。”你自己之前做過這種練習嗎？或者你會讓自己的學生做這個練習嗎？
余天琦：
是的。書中提到2008年我做參與做那個BBC紀錄片專案的時候，同時拍攝了大量的錄影日記和影像民族誌，經常對著攝像機把自己的困惑、想法和找不到人說的話記錄下來。慢慢的會發現什麼時候是帶有表演性的，或者說有心裡想著觀眾，什麼時候是忘記了觀眾，完全在與自己對話。後來這些素材剪成了《倫敦日記》，特別私人，把我自己思想變化、矛盾與掙扎暴露的一點兒不剩。也是因為特別私人，我只拿出來放映過一次。但它當時確確實實幫我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在這個記錄過程中，我慢慢看清了我的困惑的本質，或者說與我的困惑做出了和解。這個自我溝通的過程非常珍貴，也是後來為什麼，在我研究其他第一人稱紀錄片時，更看中這種拍攝與製作作為一種溝通實踐。
《關於家的回憶》劇照
所以說我的創作和理論書寫是互相促進的。創作能讓我更直接的看清實踐的問題和本質，而理論書寫給我空間做反思、整理、從而對某種文化現象和社會實踐作為判斷。現在來看，這部片子與我書中研究的第一人稱紀錄片一樣，涵蓋了更廣闊更復雜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意義。有機會我也會重新把這部片子拿出來與大家分享。
我教紀錄片或影像實踐的時候，會讓學生做這樣的訓練。他們透過拍攝自己，來反思真實性與表演的關係。新媒體時代下的第一人稱記錄摻雜了更多的其他成分，包括商業、經濟，名氣。自己可以把自我包裝成產品，具有商業價值。但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在慢慢發現另一個自我，表演久了，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真實自我吧。
凹凸鏡DOC：
關於”home”在書中一章中也提到了，老家成為了一個想象的存在。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詩意的表達，在城市化現代化程序天翻地覆的狀態下，許多人也面臨著這種狀況，無家卻處處是家。你作為小時候跟隨家庭到深圳的移民，之後又赴英求學生活工作。不管是在《中國梵高》中，還是在你的學術著作中，都有不少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可能“身份認同”這確實也是一個很寬泛的題目，那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身份與文化認同？
余天琦：
我現在在倫敦大學瑪麗女皇學院（QMUL）電影系任教。從當年做學生，到現在的終身教職，英國的確給了我很多成長的營養和發展空間，特別是作為一名外籍學者，還是女性，我感受到自己如何被平等對待和尊重。作為一名華人，我現在面對更多的是如何在國際舞臺上了解中國的發展與變化，看它與其他文化、社會的互動。
同時，我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內部視角，從內部瞭解中國總有很多驚喜或驚人的發現。在中國工作了4年之後再次回到英國，我的感覺是自信心更強了，對中國有更直觀的瞭解。不像之前那樣，自己實際的經歷與中國現狀有時差，認知中也摻雜著想象和偏見。現在能更清楚更理性的看到中西兩方各自的問題和侷限，不會一味的偏袒哪方。也更瞭解自己的位置，能給國際帶來什麼，如何透過研究、教學、創作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多面。
作為一個國際學者，我目前的任務是如何讓全球的電影學科去西方化，去殖民化。不是用中國的現象和創作去印證西方理論，而是發展自身的理論、歷史與哲學。幸運的是，在這條道路上我不是孤獨的自己在走，而是有許多國際同行一起努力。也是因為做了媽媽，我更加覺得有責任讓孩子瞭解中國文化和歷史，我會很自信的跟她說中文，看中文讀物、電視，吃中國食物。這些已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高，也有很多英國孩子被家長送去學中文，就像我們當年學習英文一樣。我想把這種文化自信傳遞給她，讓她不需要在中英間做選擇，而是同時擁有雙文化身份給她帶來的營養和寬容。
紀錄片《中國梵高》海報
凹凸鏡DOC：
在創作或是學術研究方面，之後你有什麼計劃嗎？
余天琦：
我這幾年的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在繼續關注個人化非虛構影像，包括散文電影和更加個人化、美學形式多樣的藝術家影像；另一方面，因為個人對道家思想的長期興趣，我正在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道哲電影。這就不光是針對華語或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國家的電影了，而是用道家哲學思考全球的電影，試圖打破電影哲學一直只關注西方哲學的局面。這個專案是我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研究重點，也已經得到QMUL人文社科研究院的資助。這個專案會對全球電影教育的去殖民化、去西方化做貢獻，也讓對各個領域影響深厚的中國道家思想更加主流的進入世界電影、藝術的創作和研究。
凹凸鏡DOC：
你的身份也是非常多元的，既有學者，也有創作者，在《中國梵高》中也作為製片人參與其中。可以講一些你作為製片人身份比較特別的體驗嗎？
余天琦：
製作人跟學者的確是非常不一樣的角色，但英國的教育傳統又非常重視實踐與理論結合。我的研究總是或多或少受到自己實踐的影像，無論是關注的視角還是研究方法。而實踐同時也受到理論的支撐。這裡的理論不光是電影學裡的，而是更廣的人文社科知識和哲學思考。Practice based research 或practice ledresearch 是透過實踐來做研究，也會讓作品更加有社會、文化意義和美學價值。所以我不是純碎的製片人或製作人，作為學者的思考會不由自主的帶入實踐。
凹凸鏡DOC：
許多相關的學術討論都集中於21世紀的前後10年，2012以後，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大環境發生了很多變化，為什麼關於這個時代的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卻沒有很多？你會怎樣形容現在的獨立紀錄片創作及發行的狀態？
余天琦：
我去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影像寫作：中國非虛構電影裡的散文性和趙亮的〈悲兮魔咒〉》（收錄在《World Cinema and the Essay Film》）有關2013年之後的獨立創作。所謂 ‘獨立’的定義在改變，當然沒有絕對的獨立，但現在‘獨立’似乎更多是一種影像標籤、美學或選題方式，而不像之前，更多是一種創作態度和政治姿態。
我正在編的《散文電影與敘事技巧》裡也包含了幾篇關於當代中國獨立電影人和華人的創作。這個時代主流媒體上的紀錄片做的越來越精緻，紀錄片也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這對普及紀錄片教育是好事。但特別有力量的作品還是很少。一些早期的獨立電影人和年輕創作者正在默默的探索更多元的美學形式。
早期的個人化表達比較直接，現在大家會技巧性的使用更多元素，把影像做的更加詩意，對傳統文學詩體和散文體的影像化使用，或運用現成素材，進行重新編輯等等。我的一部分研究會繼續關注當下的紀錄片和非虛構影像，自己也會繼續透過創作者的身份參與到其中。中國的紀錄片透過前輩們的努力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們且行且珍惜。
03
相機上的‘我’：
第一人稱紀錄片實踐在個人化的中國
余天琦 著
愛丁堡大學出版社
2019年
第一本專門探討後毛時代中國第一人稱敘事紀錄片的英文專著。自從個體成為當代中國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媒介，這種獨立的電影製作和文化實踐變得越來越有價值。本研究結合文化民族誌、訪談和電影文字分析的方法，考察了這種影像實踐的動機、倫理張力和美學特徵，以及產生此類實踐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條件。本書挑戰了對當代中國社會下自我和主觀性的膚淺理解，並透過電影研究為時刻變化的個體的概念提出新的啟示性見解。
關於作者：
余天琦，學者，電影人，策展人，倫敦大學瑪麗女皇學院 （QMUL）電影系講師。研究紀錄片及非虛構影像，電影與中國傳統思想，藝術家流動影像，業餘影像與電影考古。
英文論著包括《相機上的‘我’ -第一人稱紀錄片實踐在個人化的中國》（愛丁堡大學出版社 2019），編輯《東亞女性第一人稱紀錄片實踐的女性主義方式》（《紀錄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ies》特刊2020年第14冊第一期，與Alisa Lebow合編），《 中國的‘我’一代：21世紀的電影及流動影像文化》（Bloomsbury，2014） 。
正在編輯《散文影像與敘事技巧》（Intellect），並在進行新的研究專案《道哲思想電影》。創作包括紀錄片電影《中國梵高》（獲多個國際電影節獎項，在多個國家院線上映），散文影像《關於家的記憶》（DSLCollection和耶魯大學收藏），紀錄片《二毛》（製片人， IDFA 世界首映）。策劃的影像展包括：“復調中國-中國獨立紀錄片英國首次展映”（2008-2009）、“中國新一代獨立電影”（倫敦 2010）、“記憶顯影-紀錄片與非虛構影像展” （上海 2017）
凹凸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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