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勇是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今年57歲的他是中國首批水下考古隊員之一。32年間，和他同一批的水下考古人員都已經陸續退休了，唯獨他還堅持在考古第一線，至今他依舊堅持親自下水。
“我一年下水的次數比很多年輕人都多。因為只有自己親眼所見才是第一手資料，和別人跟你描述的不一樣。”崔勇說，水下考古人員在我國一共有160多位，目前在一線工作的可能不足100人。
2019年10月19日，中國考古學會水下考古專業委員會成立，崔勇是來自廣東的唯一一位副主任委員。32年間，崔勇發掘了眾多水下文化遺存，見證了中國水下考古從無到有、領先世界的過程。
近日，崔勇講述了自己從事水下考古30多年的故事。
崔勇很忙，基本上一天到晚都在發掘現場，他的朋友圈中有很多他揹著氧氣瓶下海的照片。
在崔勇看來，中國水下考古的發展有幾分偶然因素。他回憶說，1987年，英國一家打撈公司透過阿姆斯特丹一家海事博物館的資料，發現有一條叫萊茵堡號的沉船沉沒在廣東的陽江和台山海域。
他們對這一帶地形不熟，需要與中國政府合作進行打撈。一抓鬥下去，抓上來247件器物，有瓷器，還有一條1。72米長的大金腰帶。這條船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南海I號”。
要把沉船打撈起來，必須組建一支自己的水下考古隊伍，於是國家博物館就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召集一批人去學水下考古。“我當時比較年輕，對這個比較感興趣，經過培訓，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水下考古人員。”
崔勇
崔勇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末，雖然已經知道“南海I號”的位置，但按照當時的技術，根本不具備考古發掘的條件。“風浪比較大，水下能見度極低，無法作業。”
“南海I號”：
30年樹立水下考古典範
2001年，崔勇和團隊正式啟動了“南海I號”的水下考古工作。
他回憶說，30年前的水下打撈技術寒磣得很。水下對沉船的定位就是第一道難關。“很多時候，我們花了好多天剛剛把海底的淤泥抽乾了，第二天去一看，傻眼了，颱風一吹，就又把泥坑填上了。甚至連一開始施工的地方都找不到了。也就是說之前白乾了，只好第二年海況好的時候再開工。”當時天津有個水科所，技術比較高。
最後透過他們一次性把沉箱放置成功，沉船打撈的同時，岸上還在建一個博物館。“這是一個冒險的方案，因為如果我們打撈不起來沉船，這個博物館就白建了。”2007年，考古人員順利打撈起沉箱，並把它運進博物館，然後開始考古發掘工作。“南海I號”的考古發掘工作到現在還在進行中。
“1987年被首次發現，2007年整體打撈上來，進行考古發掘工作，花了整整30年的時間，為中國水下考古樹立了一個典範。這30多年來，中國的水下考古工作從零起步，如今邁入世界領先行列。”說起“南海I號”，崔勇就像談論自己的孩子一般，十分興奮。
直到後來，崔勇才發現這種整體打撈方式的好處。“這是世界上第一艘被整體打撈起來的沉船，我們可以對沉船進行非常精細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船上共有15個艙，每個艙裡的瓷器包括它們是哪個窯口燒製出來的，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採集到的考古資料都可以精確到毫米級。這在全世界都是首創。”
崔勇說，剛開始打撈的時候，考古人員發現一條純金腰帶。當時大家以為這也許是“南海I號”上比較有價值的文物了，但後來，從“南海I號”上發掘出的黃金、飾品，每件幾乎都可以論斤計算。
直到2019年8月，“南海I號”船艙內文物的清理工作才算完成，沉船中出水文物精品達18萬餘件，生動展示了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畫卷，被考古專家們稱為濃縮了宋代生活的“時間膠囊”。這些都為研究中國古代對外關係以及航海貿易路線提供了新的線索或佐證。
考古意義：
不在於挖掘多少金銀珠寶
30多年的水下考古經歷中，崔勇幾乎參與了國內所有重大的水下考古發掘。2007年，他又參與了古船“南澳I號”的發掘。“南海I號”的淤泥有30多米厚，“南澳I號”沉了一半在泥底下，淤泥的厚度也就兩三米，下面就到礁石了。所以不能採用沉箱方案。
和“南海I號”不同的是，崔勇只是把“南澳I號”船上的器物打撈起來。崔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原真性原則，水下文化遺產保護要儘量保持原真性，因為船拆下來之後，就很難再裝回去。最終，他和同伴做了一個“金鐘罩”將“南澳I號”罩在水底。
直到現在，崔勇每年都會到“南澳I號”沉船所在地看一看它，看著它安靜地躺在水底，崔勇覺得很欣慰。“出水文物的保護處理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有些水下文物非常脆弱，我們水下考古不是說把所有埋藏在水下的文物和寶貝都要打撈上來。”
崔勇
對於考古和收藏來說最大的區別是，比如說一個碗，收藏的人希望這個碗儘量的完整，因為可以賣出好價錢，但對於考古人員來說，可能一個碎片更有用，為什麼呢？完整的碗，不能把它打破，做有損分析。但一個破片，除了可以在斷面上面觀察它的胎、釉的顏色和厚度，還能做熱釋光，做微量元素分析。
“所以，一個碎片，我們就能寫好幾篇文章出來，但一個完好的碗對我們來說意義則沒那麼大。但碎片在文物市場上是不值錢的。所以說，價錢是文物所有屬性裡面的最低階的屬性。”
從事水下考古30多年，崔勇對水下考古的意義也有獨特的理解。崔勇說，作為水下考古人員，這些年來，對於從古船上看到金銀財寶，他早就習以為常。
“水下考古的意義不在於挖掘到多少金銀珠寶，我們考古人員對這些根本沒興趣。四川江口沉銀遺址我去看了，光金錠銀錠就發掘了42000多件，看黃金都看得我審美疲勞了。”
崔勇笑著說，在考古中，更讓他興奮的是發現那些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文物，這對於研究當時的社會生產活動很有價值，比方說，“南海I號”沉船中就發現了一罈酒、一箱鹹鴨蛋，還發現幾枚骰子，這就讓考古人員十分興奮。
紀念歷史：
為致遠艦“立碑”合照
30多年水下考古，一些歷史性的時刻也經常觸動崔勇的內心，致遠艦的發現就是這樣一次經歷。
至今，崔勇依然難忘當時自己潛下深海觸控到致遠艦的場景和心情。“我小時候看過《甲午風雲》，也看過李默然演的鄧世昌，對於鄧世昌下令致遠艦撞向敵艦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場景印象深刻。當我觸控到致遠艦的艦體時，眼前似乎浮現出致遠艦撞向敵艦的悲壯場面，我感覺自己觸控到了歷史，那種悲愴無法用語言形容。”離開的時候，他做了一個紀念碑，埋在了致遠艦上面，讓攝影師給他和紀念碑在水下拍了一張合照。
那一刻，他發現，自己眼眶溼潤了。後來在致遠艦沉沒120週年紀念日那一天，他在海上撒了些花瓣，拍了一些錄影，作為資料留存。
每年5月到8月是崔勇最忙的時候，因為這段時間是南海休漁期，沒有漁船破壞發掘現場，租漁民的漁船也更便宜。崔勇潛入最深的地方達到水下50米。只要體力允許，他都會親自下潛，親自去摸查文物。海上作業的大多數日子，是簡單而又枯燥的重複工作。
在崔勇看來，支撐他一直幹下去的是他對水下考古這份工作的熱愛。在發掘“南澳I號”那幾年，他每年都有110多天在海上“漂”著，3年下來，他一共在海上“漂”了一整年時間。
“沒覺得辛苦，這份工作實在是太有趣了，經常能發現不同年代的沉船和各種稀奇古怪的文物，每次一想到還有大量沉沒海底的沉船和古蹟等待我去發現，就好像有一批寶藏等待我去挖掘一樣，有一種莫名的興奮。”
崔勇獲得的榮譽證書。
水下作業，考古隊員不但需要具備考古學知識，還要觀察海底的洋流、潮汐狀況，陸地上一天能幹完的事情，水下可能需要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才能完成。穿戴好潛水裝備，再背上一瓶氧氣，身上的負重有幾十斤重，如果要在水下待更久，需要背上兩瓶氧氣，這樣負重差不多有上百斤。
到了海底，一次工作少則半小時，多則兩個小時，還要手持工具和拍攝裝置在海底作業，這既是個體力活，也需要足夠的耐心。
每次下水作業，崔勇都要制定詳細的水下安全保障預案。
“在水下，只要按規章操作，基本上還是安全的。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做水下考古30多年，發現了這麼多水下遺產，人也沒事。”
見證歷史：
中國水下考古逐步領先世界
30多年過去，崔勇從風華正茂的小夥子變成了飽經滄桑的中老年人，他也見證了中國水下考古從無到有，進而領先世界的過程。
他說，以前水下考古要靠漁民等提供線索，現在可以透過探測裝置，採集海床、電場、磁場的資料，精確確定水下摸查方向。比如，可以透過旁掃聲吶、多波束測深聲吶等裝置對目標水域進行儀器探測，這些裝置就像考古人員的“千里眼”。GPS技術和探測儀可以讓海底作業有了“千里眼”，使用多波束、側掃聲吶系統和淺地層剖面儀可以更加精細地對海床底部進行探測，這樣就可以避免“大海撈針”式的工作，能夠更加準確地探測到某一個未知水下遺存點的位置。
確定文物的位置就要立刻進行打撈嗎？還不行。崔勇說，需要先對擬開展的水下考古專案進行前期調研，蒐集儘可能全面的史籍資料，包括地方誌、海事檔案等；然後再派出專門的調研人員到現場進行走訪，蒐集相關出水實物，以及地方文博部門儲存的實物資料等；還需要調研人員到實地水域檢視一下水域現狀。
崔勇說，廣東在水下考古一直引領著全國的步伐，尤其是有“南海I號”這樣舉世聞名的考古專案，更是讓廣東的水下考古成為全世界的焦點。“可以說，廣東的水下考古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圖文轉自：《廣州日報》電子版｜原文發表於2019年11月6日A17版
記者：肖歡歡 實習生：徐紫棋
原標題《中國首批水下考古隊員崔勇：發掘沉埋水下的“時間膠囊”》
《中國文物報》創刊以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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