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亨利·詹姆斯在記事本里寫下八年後出版的小說《鴿之翼》的故事提綱。他打算寫一位命在旦夕、卻熱愛生活的女主人公。“她悲慘的命運和她對這命運的恐懼，一樣可憐而教人同情。要是她能享受一點生活的樂趣就好了；只要多一點點——時間再長一點點。”在大綱裡，詹姆斯還構思了一個男青年，“希望自己可以讓她品嚐幸福，給她某些令她心碎卻不自知的東西。這個“某些東西”只能——理所當然——是愛與被愛的機會。”詹姆斯亦註明可能會安排另一名女子，她是男子“以前戀愛傾心的物件……男子與悲劇女孩的相遇應當是經由這另一名女子，那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或者說是必然的序曲。”他也預見了男青年和他傾心的女子不能結婚的緣由。“他們被迫等待……男方沒有收入，女方沒有家產，或是在女方父親一邊有難以克服的阻力。她的父親、她的家人，有種種理由不喜歡這個男青年。”
就這樣，一邊是命在旦夕的妙齡女郎和一文不名的男青年，一邊是父親、家人和沒有家產的年輕女子，這個構想盤桓在詹姆斯創作力旺盛的頭腦中。裡面似乎看不到那名附加的年輕女子有母親的存在；反對婚事的是“她的父親、她的家人”；在隨後的五六年裡，詹姆斯將設計出這種反對的表現形式，以及“她的家人”確切是誰。
露絲·佩裡在她的《新型關係》一書裡檢視早期小說中家庭的組成。她寫道，“十八世紀後期，儘管社會強調婚姻和母性，但在那一時期的小說裡，眾所周知缺少母親的角色——過世抑或失蹤。就在母性日漸成為定義女性特質的關鍵，當養育萬物、溫柔慈愛、給人撫慰和照料的母親這一現代觀念在英國文化中得以鞏固之際，她在小說裡卻是以回憶的方式呈現，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真實登場的人物。”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小說裡，家庭通常是破碎、混亂或處於暴露、易受攻擊的狀態，女主人公常常孤立無援，或受到不可思議的約束和管制。如果說女主人公和故事本身追求的是走進婚姻殿堂，那麼在實現的道路上，不是要在直系親屬之外尋找支持者，便是要掙脫和企圖限制或主宰事務的家庭成員的關係。要在婚姻的基礎上建立新家庭，女主人公需重新定義自己的家庭或奪取其掌控權。在致力將此戲劇化的過程中，小說家會使用一系列巧妙的手法或方式，對簡·奧斯丁和繼她之後的小說家而言，這些幾乎是天生唾手可得的；他們可以利用形象模糊或缺席的母親和耀眼或善於操縱他人的“阿姨”（本書中的“阿姨”泛指女性長輩，包括姨母、舅母、姑母等）。必須規避或抹殺父母的影響力，以實際或象徵意義上的阿姨角色來代替，這在整個十九世紀的英語小說裡比比皆是，這類阿姨既親切又刻薄，既心懷好意又表裡不一，既是援救者又是破壞者。小說這一體裁，適合描寫孤兒，或是那些其孤兒身份因具有象徵性而更富感染力的角色，或是對代理父母的建議，無論喜惡，都樂意敞開心扉的角色。
十八和十九世紀小說裡母親的缺席，不難歸因於大批婦女在分娩時身亡的事實，十八世紀時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例如，簡·奧斯丁三個兄弟的第一任妻子都死於生產時，留下了沒有母親的孩子。可這個解釋過於簡單。若小說家覺得適合在書裡填補上活著的母親一角——譬如，簡·奧斯丁的母親就活得比她長——那麼他們必然本會這麼做。露絲·佩裡在《新型關係》裡提出，十八世紀小說裡所有沒有母親的女主人公——和各種替代的做法——“也許源自於一個強化個人主義的時代裡的新需求”。這種需求包括與母親分離、或摧毀她，代之以一個特別挑選的母親形象。“這位母親，”佩裡寫道，“也是一位局外人，故能夠使女主人公獲得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於是，母親在小說裡成了礙事的角色；她們佔據的空間，可以更好的用猶疑、希望、個性的緩慢成長、用伴隨小說自身發展而產生的某些更加有趣而重要的東西來填滿。這便是孤獨的主題，在這個主題下，小說的一幕關鍵場景發生在女主人公形單影隻，無人保護她、無人聽她傾訴、無人給她建議、無這樣的可能的時刻。從而她的思緒轉向內心，演繹出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不是發生在兩代人或兩種觀點之間，而是在受傷、受騙或矛盾衝突的自我內部。小說追蹤思考時的心理活動、沉默時的心理活動。母親的存在會破壞新興自我所必需的獨處空間，破壞單一性和完整性，破壞不確定的道德意識，破壞小說開始仰賴的一種純粹並流動的個人主義。因此，小說裡的共謀關係不是存在於母親和女兒之間，而恰恰是在主人公和讀者之間。
簡·奧斯丁後期的三部小說裡，女主人公都沒有母親。不過奧斯丁並未讓這表現為一種失缺，也沒有因此使女主人公失去保護，或讓這佔去她的許多時間。相反，那增強了她的自我意識，使她的個性得以在故事裡顯得更加鮮明，彷彿在緩緩填滿暗中悄然為此目的而留出的空間。
《出走的人：作家與家人》，[愛爾蘭]科爾姆·託賓著，張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