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整本書閱讀已經納入國家統編高中語文教科書的必修內容。本號今天刊發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田鵬的文章，以促進對《紅樓夢》閱讀的指導。
先來認識一下田鵬博士生——
田鵬，男，1987年生，河南開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諸子學與詩經學研究。明明可以靠顏值吃飯，偏偏又那麼有才華。他是明明，也是偏偏。
“金陵十二釵”與“先秦十二子”
田鵬
摘要：《紅樓夢》對大觀園內“金陵十二釵”的相關情節，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縮影。“金陵十二釵”的人物形象與《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論述的十二位先秦諸子隱含對應關係。先秦“十二子”是“金陵十二釵”的原型，二者具有相似的政治理念或人格特質，且在人生經歷方面具有可比性。“金陵十二釵”的人生經歷與結局便是《紅樓夢》作者對“十二子”及其學派之思想體系的闡釋，並暗含褒貶。這也是“紅學”與“子學”研究的交集所在。以先秦“十二子”為切入點，亦可推測“金陵十二釵”在《紅樓夢》後四十回佚文中的命運。
關鍵詞：《紅樓夢》；十二釵；荀子；《非十二子》
《紅樓夢》第一回雲：“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1］這十二位女子是該書的靈魂人物。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2］一文中，對她們的共性做了精到總結：一、她們都是有才、有見識的。二、她們遭遇都是不幸的。三、她們是“間氣所鍾”，會有一些反抗性，同時也有缺點。四、她們有勝於男人的地方。五、她們不以身份分美惡。這五條是對“金陵十二釵”在小說中地位的準確分析，也是在忠實於古本《紅樓夢》基礎上進行人物原型研究的前提。
這被十二釵隱喻的先秦十二子包含了《紅樓夢》作者對他們的學術思想的批判和社會實踐價值的預測，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抗爭精神表示敬意，特別是對同為先秦諸子的荀子《非十二子》所主張的排他性表示不滿。但是在實際不允許發出異端聲音的政治和學術的大環境下，十二子的主張各有弱點和無可奈何之處，只能被時代所分化瓦解。先秦十二子所化身的十二位女子在大觀園中的結局，不但是其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之寫照，也是一個學派歷史命運的縮影。這對推演“金陵十二釵”的人物原型與後四十回佚文中的事蹟也有一定意義。
《紅樓夢》作者的寫作目的除了有“為女子立傳”，也有向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致敬的傾向。十二釵的形象形意兼備：以多位一體塑形，將諸子形象內化到十二位女子身上；以多重隱喻寫意，囊括先秦“十二子”之思想並暗含褒貶，形成自足而內省的結構。這種創作方式也是清代小說寫作方法上的創新。
一、關於“金陵十二釵”原型研究
目前紅學界關於《紅樓夢》人物原型的研究大體可分為兩類。
其一，是挖掘文字，結合相關歷史文化實物遺存和“脂批”，考證曹氏家族興衰，試圖將作品中人與曹家滿門一一對應。這種研究方式的前提是假設《紅樓夢》必有“自傳”元素。手抄本批註中出現的“脂硯齋”和“畸笏叟”或許是和作者有親緣關係之人。但即使《紅樓夢》是作者前半生奢華生活的忠實對映，且不論小說對人物形象的複雜改造和扭曲，在目前材料貧乏的情況下也很難考鏡源流。劉心武先生的解讀方式是此類代表。對此袁世碩先生評價說：“將《紅樓夢》的內容、意義，歸之於歷史上的一時一家之人事，這究竟是深化了還是妨礙了對這部小說的理解、認識？是提升了還是矮化了這部享譽世界的古典小說的意義價值？試比較一下《紅樓夢》展示的人生悲劇的內涵與《揭秘》揭示出的賈府即曹家之敗壞於政治投機，便可以看得出來的。這後者不正屬於魯迅譏諷過的流言家的‘宮闈秘事’說一類嗎？”［3］
其二，是從文字內涵著手，試圖從明清易代造成的政治鬥爭、民族矛盾和文化史上的禮樂復興以及宗教沿革等角度，在歷史上為書中人尋找原型。這種研究是胡適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方法的實踐，往往能為讀者提供了更為開闊的視野，但時有過度引申闡發的弊端。喬福錦先生的《“金陵十二釵”與“孔門十二哲”》屬於後一類研究。該文結論的前提是將“寶玉影射孔夫子”，將“金陵十二釵”與孔子十二門徒形象一一對應。這在《紅樓夢》人物原型研究上另闢蹊徑，站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原點——先秦來審視中國古代文學另一端的《紅樓夢》，讀之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喬福錦先生的這一論證令人至少存在四點疑問：
第一，“孔門十二哲”之稱始於始於唐開元八年（公元720年）的孔廟祭祀。剛開始只有“十哲”，“命以聖門四科弟子”，按照“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區分，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加入了朱熹，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加入了有若。假設《紅樓夢》作者確實受了孔子祭祀制度改變的影響，那麼喬先生在文中用顏淵和曾參替代了唐以後加入的有若和朱熹，不知這“新版孔門十二哲”語出何典？
第二，《紅樓夢》人物形象豐滿，對人性的探討具有相當的深度，如果作者是參照“十二哲”的人格或事蹟塑造“十二釵”，是否有以“孔門四科”機械區分“十二釵”人格特質之嫌？
第三，喬先生文中的“十二哲”皆屬孔門弟子或再傳弟子（南宋人朱熹更非孔子門生），且不論寶玉形象是否和仲尼或周代正統禮制有關，“金陵十二釵”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在面對禮教和“金玉良緣”與“木石前盟”這類重大關節的態度上，“十二釵”各有打算，這和“十二哲”同門關係之和諧相差太大。由此看來，將“十二釵”類比為同門弟子也有欠妥貼。
第四，喬先生在此文最後也提到：“有關孔門弟子的傳世材料極少，致使金釵人十二與賢哲十二人之一一對應關係從某些方面看還不能太明確”，再加上“十二”是地支之數，在我國曆史史料和文學作品中多有出現，《紅樓夢》第五回裡“太虛幻境”收藏的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共三十六人，合三十六天罡之數，對於正冊裡的十二釵各有紅樓夢曲和判詞，這不僅是這十二個女子命運的讖語，也是小說的線索，雖然《紅樓夢》各個版本中略有不同，但大體意思是一致的。如果“十二釵”代表“十二哲”，那麼女子們的悲劇性結局該作何解釋？假定《紅樓夢》中的十二釵僅僅是為了對映儒家一門弟子的悲劇命運，對於這部涉儒、佛、道的鉅著，是否顯得內涵單薄？
解鈴還須繫鈴人。如要合理解釋以上問題，還是要先從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入手，結合《紅樓夢》中的政治與家族兩條線索和“大觀園”的內涵，來分析作者塑造“十二釵”形象時的驅動力和“十二釵”的歷史人物原型，才能真正詮釋清楚中華傳統文化原點的先秦諸子與中國古代文學另一端的清代文學名著《紅樓夢》之間的歷史淵源關係。
為避免誤讀，應對“金陵十二釵”的歷史人物原型的研究應遵循四原則：第一，《紅樓夢》書中人物特別是“金陵十二釵”的性格、在重大關節上的主張，或主要人生經歷，要與人物原型相仿，即人格特質的契合。第二，《紅樓夢》書中人物相配的判詞、曲、詩文作品、讖語等蛛絲馬跡，要與人物原型有密切相關之處。換言之，對人物原型的探尋，要有助於《紅樓夢》後四十回內容的推定。第三，《紅樓夢》作者對書中人的愛憎，要與人物原型的褒貶態度相一致。第四，《紅樓夢》書中人物的“映象角色”（比如賈寶玉之於“甄寶玉”，副冊、又副冊中人），要與人物原型的關係經得起推敲比擬。
劉夢溪先生將“脂硯何人”、“芹系誰子”、“續書作者”三個問題並稱為紅學研究的“三大死結”。［4］在這些問題得到解答之前，對“金陵十二釵”真人原型的猜測都難有突破性進展。當代紅學研究已經相當發達，但是在更多的實物和文字被發現之前，對紅學的研究，特別是對人物原型的發掘，應當以文字為本，與之相關的推論也應當與文字研究密切聯絡起來。
二、大觀園結社與《荀子·非十二子》
大觀園是寶玉和“金陵十二釵”生活的世外桃源，他們在這裡聯句賦詩，賞花飲酒，在和諧之中也有明爭暗鬥。大觀園也是“太虛幻境”在人間的映象表現，《紅樓夢》的故事結構本就充滿了這種真假、虛實相對的情景。“大觀園”是“太虛幻境”的物化，後者是個安靜平和的世界，拋開對仙境的誇張描寫不看，前者比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多了“爭鳴”。
之前的許多紅學研究被“左”的意識形態左右，曾將大觀園中“金陵十二釵”的“爭鳴聲”歸結為反儒或者反禮教之類。《紅樓夢》是一部思想深邃，包容百家的寓言，“大觀園”的“爭鳴”不是簡單的女兒家茶餘飯後的口角，而是作者借女子們之口表達作者的歷史、哲學、美學和政治等觀點。這十二位女子都有鮮明個性，但也有共性，書中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作者對中華文化先哲的敬意。因此，周汝昌先生說，“晚清有一個姓陳號蛻庵的學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紅樓夢》不是一部小說，而應當歸入子部。我覺得這個人實在了不起，歸入子部，等於說《紅樓夢》不是傳統觀念中的野史或閒書，而是一部思想鉅著。”［5］
《紅樓夢》將大觀園擬化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歷史場景的縮影，以此表達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渴求，向先秦那個可以自由爭鳴時代的致敬，同時也就當時鉗制言論自由的清皇朝統治表達憤慨之情。大觀園的瓦解，即是“金陵十二釵”抗爭的失敗，這隱喻著“先秦諸子”爭鳴的聲音最終徒勞地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
假設“金陵十二釵”在大觀園內的思想碰撞是先秦百家爭鳴歷史場景的復原縮影，那麼兩者之間應當有相對應或相似的歷史景象。先秦有兩篇學術史綜述比較重要：其一是《莊子·雜篇·天下》；其二是《荀子·非十二子》。其他如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雖然也是研究先秦諸子學的參考文獻，但因成書相對較晚，對研究《紅樓夢》人物原型的參考價值不及前兩篇。
《莊子·雜篇·天下》，屬於主張“無為”學說的先秦道家的作品範疇，對於先秦各家的評述相對公允，褒貶中肯，對於各家思想和實踐的優劣均有所涉及。莊子的褒貶都不是極端的評價，是探討和忠實記錄的嚴謹態度。反觀主張“禮制”甚至孕育著法家思想因子的《荀子·非十二子》，則充滿著對其他學派攻擊的火藥味，荀子對除了舜、禹和孔子、子弓這幾位他眼中的“聖賢”之外的其他各家都嚴厲批判，且言辭犀利，甚至將論敵比作“禽獸”。其目的在於“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6］。在對不同意見的學派做了這樣極端的評價之後，當然也就沒有為各家各派留下任何可以進行學術討論的餘地了。這種消滅態度和《紅樓夢》裡大家族家長們對寶玉一輩晚輩們“異端”的態度如出一轍。
中國曆代王朝之思想界，無不難逃放則亂而統則死的宿命，但統治者從有序勝過無序的政治需要出發，從來都是反對百家爭鳴的，對凡是可能引發社會由強制穩定有序而走向自由無序的思想言論，都一概視為異端邪說並厲禁鉗制，統治者最不願見的便是“邪辟之說”煽動的天下大亂。然而，凡是思想家又都像蜜蜂本能地喜愛自由採擷和百花盛開的場景。《紅樓夢》自由精神之難能可貴，正在於敢於在清朝大一統文化高壓氣場下，僅用文字便虛擬復現出如先秦諸子一般的文化思想百花盛開，並故意推匯出“開到荼蘼花事了”的殘破敗局。這是對文化專制主義的無聲吶喊與堅決抗爭。《紅樓夢》作者以“金陵十二釵”在大觀園中賦詩唱和來比照“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就是要反對荀子推重的所謂“仁人之事”、“聖王之跡”和打壓異己的力量。因此，對她們的歷史人物原型的分析，應當追本溯源，從《荀子·非十二子》中去尋找。
（一）妙玉與它囂
在先秦諸子學史上，《荀子·非十二子》將十二位參與思想爭鳴的諸子分為六組放在與“聖王之道”相敵對的位置上，是要最終消滅的。這十二子之首“它囂”的名字，因為在全部先秦著作中只出現在荀卿的這一篇文章裡，其身份便已成謎。
其實，所有可供推測它囂身份的材料都隱含在這篇《荀子·非十二子》之中：其一，它囂絕不應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物，與其並列的另外十一位都在先秦學術史上有自己的一筆。荀子不僅列他為“十二子”之首，且用非常極端的字眼來激烈反對其學說，想必其在春秋戰國時期應該是名重一時的一流人物，在東周列國有相當的思想號召力。但出於不明原因，荀子用“它囂”這樣有蔑視意味的稱呼掩替了他本來的姓名字號。其二，《荀子·非十二子》將它囂的名字和魏牟放在一起，根據對魏牟的記載和的評價，至少可以推測它囂和魏牟在性格上一樣隨意瀟灑，而且善於言談。其三，《荀子·非十二子》下文提及這種行為來呼應上文：“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奸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奸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奸說。此三奸者，聖王之所禁也。”［7］符合該條件的主子僅有莊周與惠施，但後者熱衷政治（下文的史湘雲錦心繡口），顯然並非妙玉所喜。可以大膽猜測，“它囂”指代的是道家的莊周。主張“自然”和“無為”的莊子，顯然是和尊儒尚法的荀子是格格不入的。張遠山先生在《三大版本及其異同》［8］一文中也做過同樣的猜想。另有一篇《稷下道家三辨》［9］考證它囂應為“範睘”的誤字，但是缺乏更有力的證據。
在《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之中，就恰巧有這麼一位和“它囂”一樣不明其姓字的女子，她號“妙玉”，帶髮修行，勘破紅塵，性子平和謙沖，還偏愛讀《莊子》。《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借邢蚰煙的口介紹妙玉：“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贊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她若帖子上自稱‘畸人’的，你就還她個‘世人’。畸人者，她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她便喜了。如今她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於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她的心了。”［10］“畸人”出自《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11］大觀園中多是性情中人，多被“貪、嗔、痴”所迷，只有妙玉能勘破生死，人在“檻內”，心在“檻外”，她對寶玉是純真的君子之交，任何人在她眼裡都沒有富貴貧賤之分。她讀《莊子》不像寶黛那樣還要寫詩爭辯。她雖依附於賈家，但靈魂上是堅強獨立的，從沒有像同樣寄人籬下的黛玉那樣覺得“風刀霜劍嚴相逼”。莊子的人格之於妙玉，簡直已經內化於一了。
《紅樓夢》作者塑造妙玉形象的時候，應當是參照了莊子的人格和思想，妙玉的出家人身份，姓名和出身的謎團，在大觀園中的特殊地位等等，都和它囂在《荀子·非十二子》這篇文章中的思想文化形象和歷史地位與十分契合。
莊子答楚王二使的那句“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這和妙玉的判詞相比照，也頗有微妙的意趣相關：“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12］判詞所配繪畫是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妙玉的“可憐”之處，正在於失去大觀園這一自由交流思想的平臺，無所依附，離開大觀園之後，失去了欣賞自己的寶玉和實現生生價值的機會，“潔”因為失去了欣賞者變得沒有意義，“空”則是被動的無奈。同樣是落在泥裡，傳統的紅學家基於“《紅樓夢》是徹底的悲劇”這種認識，認為妙玉最後結局悲慘，傳說古本後四十回是妙玉為了救寶玉被奸人所擄。這首判詞是對莊子這句著名的答問的相合，妙玉不在乎究竟是居廟堂之上還是處江湖之遠，在賈家敗落之後，她只能像莊子那樣遠離政治中心，“於塗中”了此一生。
妙玉和莊子都是“爭鳴”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冷靜的旁觀者和批評者。《莊子·雜篇·天下》是對先秦諸子中肯的講評；《紅樓夢》後四十回中妙玉如能全身而退，那麼她應當是最有條件記錄下大觀園中事的人。《紅樓夢》第五回：“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13］這四位仙姑被特別提到，應該是寶玉生活中特別重要的四位女子，有學者將之與黛玉、湘雲、寶釵和妙玉一一對應起來，說明在作者心中，妙玉在寶玉生命中是排名第四的關鍵性人物。
（二）秦可卿與魏牟
《荀子·非十二子》中的魏牟，曾經是中山國王子，而中山國，前身為北方狄族鮮虞部落，一度被中原諸國視為心腹之患。魏牟在亡國之後才四處遊學，思想傾向類似莊子。《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之一秦可卿和《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亡國王子”魏牟的身份有相似之處。
根據劉心武先生的考證，秦可卿應當是“義忠親王老千歲”之女，即是康乾朝統治者頭號政敵之女。也有紅學家認為，秦可卿是前朝的皇室成員或當朝掌權者政敵的親族，寄居於賈家。關於秦可卿隱秘的顯赫身份的相關研究成果很多，尤以周汝昌和劉心武的研究為集大成，不再贅述。雖然這種以一人作為全書解讀線索的研究方式過於極端，但至少可以說明秦可卿的身份有其神秘性和特殊性，的確有出身高貴的可能。
《莊子·讓王》曾給魏牟很高的評價：“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魏牟“隱巖穴”，秦可卿“大隱隱於朝”。她“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巍闕之下。”［14］真是“進亦憂，退亦憂”，這也是對秦可卿寄寓在賈家時心境的描述。特別是魏牟本人雖然沒有達到“道”的境界，但是已經很接近了；秦可卿死後賈府上下“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賈母也“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二人所得到的評價都很高，而且他們都是在亂世當中抓得住要領的明白人。
秦可卿的身世寫來滿是悲涼，生時身份是養生堂抱來的孤女，死時賈府滿是哀傷的氣氛，前來悼唁的人又身份顯赫，足見她的特殊身份與魏牟亡國王子的身份相類。其餘被《荀子·非十二子》論及的先秦諸子都無如此顯赫而又危險（政治犯）的出身。
秦可卿還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寶玉的性啟蒙者，即“太虛幻境”中“警幻仙子”的妹妹，曾在夢中被許配給寶玉。秦可卿身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在《莊子·秋水》中，魏牟對公孫龍有一段很精彩的話，用“坎井之蛙”比喻沒見過世面的人，並極言海之博大。說的公孫龍“口呿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乃逸而走。”從啟蒙寶玉性意識的角度，秦可卿也是將寶玉從“坎井”之中帶出來的人。
《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在臨死前向鳳姐託夢，講大家族由盛轉衰的可能，振聾發聵。那句“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在日後同樣應驗了。秦可卿是賈府，乃至大觀園裡為數不多的明白人，在她眼中，大概大多數都和“坎井之蛙”相似吧。
不同本子的《紅樓夢》對秦可卿結局的描述大相徑庭。比較接近原貌的應為甲戌本回後脂批：“秦可卿淫喪天香樓”。［15］她的判詞：“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16］就點明瞭這種關係。而同樣身份顯赫，身世成謎，妙玉可以遠走江湖，但秦可卿卻難逃一死，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可卿的超脫不及妙玉徹底，她的政治身份既是榮耀亦為負擔。
（三）薛寶釵與陳仲子
《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之一薛寶釵，在《荀子·非十二子》中相對應的人物是陳仲子，其背後的薛氏家族財力雄厚，《護官符》描述她家是“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17］在強大的家族背景支撐下，她才能在大觀園群芳之中挺直腰桿，成為和黛玉爭奪寶玉感情的最有力競爭者。陳仲子是齊國田氏貴族後裔，家資豪富，《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說他：“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18］
陳仲子和寶釵在生活方式上很相似：雖然家族顯赫，但是不用將在衣食住行上，過分的克己節儉到了極端的程度。《紅樓夢》第四十回，賈母去她的“蘅蕪苑”，只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說：“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19］薛家和賈家都是世家大族，家中千金小姐的閨房卻這般佈置。賈母很可能是因為這一點對薛寶釵有了成見，才堅定的支援“木石前盟”。
薛寶釵衣服不薰香，房間無玩物，生活極端簡樸，陳仲子的儉省尤勝薛寶釵，他“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20］孟子對此頗不以為然，覺得這種廉潔的過了分，迂腐的近於虛偽：“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21］還不無諷刺地說：“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22］
陳仲子的病態克己和莊子的超脫避世有本質區別，他對自我慾望的剋制根源於對自身名譽的過度重視，潛意識是求名利回報的。這和《紅樓夢》第七回中出現薛寶釵服食的“冷香丸”相似，因為她“是從孃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23］這是對薛寶釵外在行為和內在人格矛盾的隱喻：她的閨房素淨，卻處處爭風，搞得“人人都說黛玉不及”；她做的“螃蟹詠”力壓群芳，回頭卻勸黛玉“女子無才便是德”。薛寶釵和陳仲子在道德品質和社會地位上的追求都是有內在矛盾的，這種矛盾往往是致命的。
《紅樓夢》約成書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這之前的雍正年間，統治階級特別推重儒家“富貴而尚儉”的生活作風。“上所好者謂之風，下所習者謂之俗。”這種刻意追求節儉的習氣慢慢演變成了一種偏執的社會陋習。《紅樓夢》應當受此影響，多處出現了對刻意節儉行為的批判。
陳仲子奉行 “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24］的原則，這和薛寶釵對自己嚴苛的自控也有相同之處。趙威後問齊使時提起陳仲子說：“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25］可見陳仲子雖然是時代主流價值觀的守護者，但因為這種極端的克己復禮是以犧牲基本人情味為代價的，即使是統治階級也不主張人人如此。
（四）林黛玉與史魚
在《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中，與林黛玉直接相關的映象形象是最多的，有“絳珠仙草”、有“又副冊”裡的晴雯，還有小紅、藕官和香菱，她們的身上都能找到林黛玉的影子。她所代表的這一群女子，是以“十二釵”為首的女性群落裡最不為社會主流價值取向所容的人，因為在她們女性柔弱外表下面，所秉持的精神是極度剛強的。林黛玉謹慎剛直、寧折不彎的人格以及以死報恩、以尸諫君的行為，在《荀子·非十二子》之中對應的是一位史官——史魚酋。
黛玉是寶玉的靈魂伴侶，反對家長們為寶玉設定的“仕途經濟”之路。在《紅樓夢》第三十二回，寶玉對黛玉的支援表示感謝：“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若她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26］她是寶玉在人生道路選擇方面唯一的戰友，也正是她的剛直造成她夭折的命運。
史魚最著名的典故在於臨死前讓家人不要“治喪正室”，以“尸諫”衛靈公，告誡國君遠離佞臣彌子瑕。從林黛玉的判詞“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27］看來，她的下場是很悲慘的。“林中掛”應當是“自掛東南枝”，自縊身死，而非高鶚續書所寫的臨終焚稿斷痴情。林黛玉在賈家的生活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28］，她都隱忍了。她是為“絳珠還淚”而來，必然是遇到了重大變故，而能讓她為之付出生命的只有寶玉。有理由猜測，在《紅樓夢》後四十回，寶玉寶釵被迫聯姻的前後有重大事件，令黛玉以死相諫寶玉。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稱讚史魚道：“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29］“矢”是箭，有兩重意思，其一是孔子字面上和其外型上的“直”，其二是隱含的開弓沒有回頭箭，一往無前的“剛”。道德操守上的“直”和為人處世上的“剛”是先秦史家完美人格的代表，但無論是在諸子爭鳴的先秦還是文化僵化的清，這都不是討人喜歡的人格型別。林黛玉和史魚都是文化史上忠貞不渝，寧折不彎的完美人格的典範，她們的優點正是造成他們人生悲劇的原因。
《紅樓夢》有“為女子立傳”，即“修史”的意味，這部書中，有很多向史家致敬的地方：黛玉有《葬花吟》、《桃花行》、《菊花詩》為花修史，又有《五美吟》為西施、虞姬、明妃、綠珠、紅拂史上五位為主公（愛人）捨身就死的女子立傳。黛玉之剛直，如史魚之“尸諫”、如屈原之“投江”，表達了對不屈從於強權勢力，以生命儲存歷史真相的史官們的高度讚揚。這種褒獎的感情色彩和《紅樓夢》作者對黛玉的偏愛也是一致的。
（五）李紈與墨翟
在傳統紅學家看來，對“金陵十二釵”之一的李紈的定位，可以用“槁木死灰”來總結，自賈珠死後，她把所有希望寄託在賈蘭身上，清心寡慾，不問世事。但是，這卻忽視了李紈身上有的俠氣和擔當。研究她，就必須說到賈珠。賈珠雖然因為早亡而沒有出現在《紅樓夢》正文裡，但是書中有多處可以看到他留下的影響，包括家族對寶玉參與“仕途經濟”孤注一擲的寄託，賈政對賈環的不待見等等，在“寶玉捱打”的時候，王夫人“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30］寶玉是她親兒子，若被打死了怎可能不心疼？她這般哭法結合家長們對寶玉的期望，可以推測，賈珠在世的時候，應當是箇中規中矩的仕途中人，非常符合榮寧二府對於接班人的要求。他如果不死，未來應當是另一個賈政。
作為他的夫人李紈，是把希望寄託在丈夫身上的，是和丈夫一心向著封建家長這個目標去的，看她對兒子的賈蘭的培養也是如此。但是在大觀園中，她作為少年守寡的女子，生活在爭鳴的大環境下，也發生了一些改變。
在“先秦諸子”中，墨子早年曾經學儒，後來感到儒家禮樂的繁縟遊離而去，並卓然自成一家且領袖群倫，甚至在戰國時代的社會思想界一度出現“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31］的局面。這和李紈早年和賈珠在一起致力於入仕，在賈珠死後獨居生活並主掌大觀園詩社在爭鳴中煥發人生光彩的情況類似。
李紈素身寡居，其住所叫“稻香村”，是“數楹茅屋”，號“稻香老農”，應無所依傍而和大觀園中每一個人都和諧共處。墨子自稱“鄙人”，標榜卓厲苦行的“大禹”，被人稱為“摩頂放踵”的“布衣之士”，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李紈與墨子在生活方式，文化取向及其社會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很相近。
大觀園結社最早的倡議者就是李紈，也是她出面向王熙鳳要錢解決詩社經濟問題，並且把自己的居所作為“社址”，最後大家作好的詩交由她來品評。寶玉評價她：“善看，又最公道。”［32］諸子百家爭鳴時有“非儒即墨”的說法，墨子有強大的號召力和人格魅力。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被非難的十二位學者中，只有墨家“鉅子”能與李紈大觀園詩社“掌壇”的身份相比。李紈的俠氣與擔當和主掌墨家學派社團的“鉅子”任俠救難的作風也很相似。
（六）賈迎春與宋鈃
“先秦諸子”中的宋鈃，大致有兩大主張：其一是希望統治者和人民都能清心寡慾。《荀子·正論》：“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之慾寡也。”［33］其二透過遏制慾望來避免爭鬥，以此保持內心安寧和社會穩定。《莊子·天下》評價他和尹文：“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34］
宋鈃這些思想主張，和《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之一的賈迎春的主張和處世方式非常契合。迎春是賈府的二小姐，地位尊崇，卻軟弱怕事，甚至因為怕惹事上身而不顧是非對錯，“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聲”。《紅樓夢》第七十三回回目“懦小姐不問累金鳳”說的就是迎春的金鳳首飾被下人拿去賭錢，她竟然不予追究。抄檢大觀園的時候，她的貼身丫頭司棋向她求助，她不予理睬，間接導致司棋自盡，“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粱”［35］，惡人一旦得志明哲也無法保身。沒有人可以遠離世事，不關心世事的人，總有一天世事會來關心他。
《荀子·非相》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36］可見荀子也是主張人應當適當剋制慾望以避免災禍，但是賈迎春和宋鈃的方式在荀子眼裡也過了分，《荀子·正論》中評價宋鈃說：“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37］正是“過甚”的剋制爭鬥和慾望，使賈迎春走向了人生毀滅。
王先謙先生在《荀子集解》認為，宋鈃在稷下學宮時，他的學說透過口耳相傳在民間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迎春的類似的處世態度在大觀園之中也有一批默默無聞的追隨者。比如投井的金釧和被攆的茜雪。迎春身為二小姐尚且搭上性命，何況是處於更底層的人們！上文提及的妙玉和黛玉雖然也是悲劇，但經過主動抗爭之後，人生的意義也就不同。這些是《紅樓夢》作者對宋鈃思想在人生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惡劣結果的預測，也是對賈迎春和宋鈃這一類人的批判。
《莊子·逍遙遊》中談到宋鈃的時候大加褒獎：“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38］因為莊子的觀點和宋鈃等人相似，這確實和社會現實最格格不入的處世哲學。隱喻著莊子的妙玉最終“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隱喻著宋鈃的賈迎春則是“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粱”，二人何其相似乃爾！
（七）王熙鳳與慎到
在先秦法家諸子之中，李悝和商鞅以“法”顯，申不害以“術”顯，慎到以“勢”顯，韓非則將“法、術、勢”三位一體集大成。慎到的著作《慎子》主張道法結合，論及“法”的時候，他的思想囊括了“法”、“術”、“勢”，特別是提出的尊卑有序觀念非常露骨：“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慎到最重統治者的權勢，要靠“勢”治國才能令行禁止，一旦立君立法，任何人也不得再動搖，“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39］這是中國古代君主制的理論基礎。
《紅樓夢》裡王熙鳳，幹練潑辣卻又專橫恣肆。她欺上瞞下的手法，非常符合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評價慎到和田駢的理論的話：“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40］與她掌家所依仗的“勢”相似，慎到講的“勢”特別突出的地方在於：他認為“法”和“術”的變化都要以“勢”為準繩，要讓“勢”有利於自身。站在現代法律學角度，他的理論是荒謬的，本質上是“人治”。王熙鳳處理大家族事務猶如治國，不講法律只講人情與私利，必將國將不國，家不成家。
王熙鳳治家用的也就是慎到思想的這一面，她是賈府的大管家，手握重權，然而她卻靠著口才和威權諂上欺下，只在乎僕人的忠心和自己的利益。《紅樓夢》第六十五回，興兒說她：“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41］這不也正是對封建官僚行事方式的寫照嗎？
慎到和王熙鳳的治國和治家方略，都過度功利，忽視了道德教化。《紅樓夢》第十五回，王熙鳳說：“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42］她心中沒有任何信仰敬畏和道德準繩，利益成了她以法治家的唯一標準。“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43］幸而在慎到代表的法家後學韓非身上，這種道德教化和對賢能的態度才有了改變。《韓非子·難勢》：“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44］
《紅樓夢》作者對王熙鳳秉持的慎到思想是很不以為然的，在大觀園中，寶玉眼中的女兒都是“水作的骨肉”，即使是像迎春那樣因“不作為”而招禍的，寶玉都是同情的。不過“十二釵”之中，唯一在個人品德上有重大汙點的只有王熙鳳，其餘十一釵都沒有過玩弄權勢或草菅人命以損人利己的行為。王熙鳳和慎到其實已經背棄了先秦諸子所共識的普世價值觀。後世統治者以法家手段治國，到《紅樓夢》成書的時候，政治壓力達到頂峰，追根溯源，和慎到的思想有莫大的關聯。
不可否認，慎到思想的極端功利性也有實用的一面。王熙鳳能在賈家日薄西山的光景下，能東挪西借維持家族運轉，又能靠著索賄與放債等等手段生財，確實極有治家才能。王熙鳳的判詞：“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45］“鳳為雄，凰為雌”，文中偏寫作“雌鳳”，暗示王熙鳳在能力上不讓鬚眉，是很高的評價。假設能為這隻鳳凰套上“道德”的籠頭，想必應當不致於如此隕落。
（八）賈惜春與田駢
與《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之一賈惜春對應的是《荀子·非十二子》中的田駢。田駢的作品《田子》已經亡佚。不過，漢代劉歆在《七略》中說：“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46］在大嘴好說這一點上，田駢和賈惜春似乎有很大區別。
《史記·孟荀列傳》：“田駢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47］他主張放棄利害關係，使萬物歸於“齊”，以“明分”和“立公”的手段來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他和慎到齊名，《莊子·天下》總結慎到和田駢的思想說：“齊萬物以為首”［48］。
《紅樓夢》的作者創作這個人物是為了用她消極的行為方式來烘托與她人生觀相似的王熙鳳。首先是賈惜春和王熙鳳都極端利己。惜春是十二釵中除巧姐以外年齡最小的，出場時“身材未足，形容尚小”，在書中中戲份不多，在矛盾爆發時僅有的幾次出場，一直是不惜一切代價自保的。抄檢大觀園的時候她的貼身侍婢入畫被發現私傳物品，惜春竟主動要求嚴懲入畫。她和王熙鳳都是在大關節上不顧人情道義，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所區別的是王熙鳳有權，惜春無權而已。這和田駢與慎到在政治上的主張很相似，都是輕視賢者的作用，主張絕對的依從法或者君王。
其次是惜春的“口冷心冷”和王熙鳳的“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鮮明對比。惜春曾說：“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夠了，不管你們”，“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49］這些話如果在《紅樓夢》後四十回出自王熙鳳之口也不會顯得突兀。惜春的“冷“在似乎是不得已的，她有很多處事原則，其實缺乏信仰。
惜春的判詞是：“堪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50］惜春以出家作為結局並非對人生的頓悟，也不是部分紅學家猜測的情勢所逼，而是因她的人格特質決定的。當外界世界使她無法完成自己“自保”品格的時候，她可以躲進大觀園；當抄檢大觀園的時候，她會趕走入畫為自己表明立場；當作為精神家園的大觀園土崩瓦解以後，為了保住自己的道德操守，她的選擇只能是是遁入空門。她的人生特質不在於“被逼選擇”，而在於冷漠的“自我選擇”。
（九）史湘雲與惠施
《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中的史湘雲和黛玉一樣父母雙亡，但是從沒有怨天尤人的消極情緒，在她身上時刻都能感受到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她的判詞：“富貴又何為？襁褓之間父母違；展眼吊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51］除了父母早亡十分不幸之外，從她的判詞無法推得她有悲劇的結局。“太虛幻境”中，她的曲名為《樂中悲》，唱到：“准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究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52］最後一句也表達了作者的通達人生態度：雖然人生無常，但是不必因為不幸的事情悲傷，幸與不幸都是“數應當”。認為《紅樓夢》是“寫實自傳”的周汝昌先生考證後認為“脂硯齋”就是史湘雲的原型，很可能寶玉和湘雲在經歷過顛沛流離之後走到了一起。［53］
與史湘雲所對應歷史人物原型，應該是戰國時期名家惠施。
首先，史湘雲和惠施都有出類拔萃的個人才華。《莊子·天下》記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54］在大觀園，史湘雲的才華直追黛玉和寶釵等人，她的詩作像她本人一樣“心無點塵，口無遮攔”［55］。《紅樓夢》七十六回的《凹晶館聯詩》，顯示大觀園已經現出衰敗之象，聚首討論大觀園未來的人，剛好是林黛玉（史魚）、湘雲（惠施）和妙玉（莊子）。歷史上的惠施是莊子的好友，他的“歷物十事”便是賴《莊子》留存。《莊子·天下》評價了許多先秦諸子，湘雲和黛玉一樣都是留在爭鳴現場進行最後討論的人。
其二，史湘雲和惠施都有罕見的英氣豪情和寬容心胸。湘雲在“金陵十二釵”中是比較貧困的，她父母雙亡，和叔叔嬸嬸生活，還要做女紅補貼家用。但在大觀園中，她在氣勢上從不顯得比任何人輸一籌，她嬌憨活潑，性格直率，想到什麼就會說出口，她自己說：“你們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我這會子腥的膳的大口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56］莊子記下了惠施的很多話，顯示了他超乎同時代其他諸子的心胸。《紅樓夢》第六十二回“憨湘雲醉眠芍藥裀”也是書中最美的場景之一。巧合的是，《莊子·德充符》記載惠施也是這般論道的：“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57］也難怪湘雲能和超然的妙玉有那麼多共同語言。
其三，史湘雲和惠施的人生經歷相似，其伶牙俐齒和惠施的能言善辯也頗為神似。惠施是“合縱”的召集人，一度主張齊楚聯合抗秦。但因魏惠王轉而支援張儀而被迫離魏，在宋國與莊子成莫逆之交。在張儀失寵後，惠子方才重回魏國。可以推測後四十回佚文裡，湘雲曾經被迫離開爭鳴的中心，“各自須尋各自門”之後和妙玉（莊子）一起在大觀園外生活過一段時間。她的紅樓夢曲是《樂中悲》，無論她離開大觀園後，是多麼的逍遙自在，應當都是意猶未足的，她的才華只有在大觀園內這樣特定的舞臺上才有人能夠欣賞。惠施和莊子在濠梁之上觀魚，惠子說：“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58］他和莊子這段著名觀魚對話並非智者之間簡單的寓言遊戲，背後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黯然離開舞臺之後，在別人眼裡他過的很逍遙快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的痛苦。
湘雲和惠施的悲劇性在於：在最重要的那個時間，沒有能出現在自己該出現的地方，沒有能做成自己該做成的事，只能遠遠的看著，等待他人謝幕之後才能回去。
（十）賈巧姐與鄧析
在古本《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之一的巧姐佔的篇幅很少，遠遠少於身份同樣顯赫又才華橫溢的薛寶琴，但是她入了“正冊”，有理由猜測巧姐應當是後四十回賈家敗落之後的重要線索，她的主要戲份都在散佚的篇幅裡。
她是權傾一時的王熙鳳的女兒，覆巢之下的完卵。看她的判詞：“勢敗休雲貴，家亡莫論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配畫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59］結合脂硯齋批語，一般認為，她在家庭敗落後，被“狠舅奸兄”賣掉，巧遇劉姥姥，被她救走嫁給了板兒。她在失去家族靠山以後，憑著一個“巧”字，堅強的活下來了。
但僅僅是“巧遇”善人得了善終只能說明是運氣好，造化之巧終非人物本人之巧。《紅樓夢》作者不隨意給書中人物命名，更是不會隨意分配給不起眼的配角，巧姐這個“巧”字是小說情節大構思和大觀園興衰命運轉折的關鍵。在散佚的《紅樓夢》下文中，巧姐必定是個關鍵人物，她的命運極有可能會把許多人串聯起來。但是她的“巧”是“小巧”，而非“大巧”，僅僅能用來自保而已矣，她根本沒有挽狂瀾於既倒與扶大廈之已傾的機遇和實力。
巧姐的名字就是劉姥姥起的：“這個正好，就叫她是巧哥兒，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日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卻從這“巧”字上來。”［60］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賈家不出事的話就沒有她的戲份，如萬一賈府出了大事，則全家上下未來的命運興許就靠這個“巧姐”安排了，這可能是作者為後四十回埋下的伏筆。
作為《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之中年齡最小的巧姐，其歷史人物原型應該是“先秦諸子”中的名家鄧析子。《呂氏春秋》評價鄧析說：“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61］鄧析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律師，他承攬訴訟，曲解律法，極盡巧辯之能事。《荀子·非十二子》中評價鄧析子和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62］巧姐和代表著惠施的湘雲是十二釵中為數不多的有良好結局的人，由此能推測出《紅樓夢》作者對“法先王”和“禮義”的看法。
和巧姐人生結局不同的是，鄧析因在法律上過度弄“巧”而被法家實踐者子產所殺，“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63］子產殺鄧析子，屬於法家內部的鬥爭，鄧析子死了，但是鄧析的思想活下來了，這和巧姐的命運一樣，在爭鳴失敗後，卻活在了民間。在《紅樓夢》中，劉姥姥的形象和仕途中人特別是大觀園中的“金陵十二釵”都格格不入，她是為自己利益奔走的底層人民的代表，她身上處處流露出鄧析沒有原則，沒有敬畏，唯利是圖的劣行，至於“禮樂”之類，她和鄧析一樣是不放在眼裡的。巧姐經歷賈家敗落時年歲尚幼，和劉姥姥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後，假以時日，應當是另外一個劉姥姥。
（十一）賈元春與子思
《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中的賈元春，對應的歷史人物原型，應該是戰國初期的子思。孔伋，字子思，是孔子嫡孫，孔鯉之子，春秋時期人，上承孔子弟子曾參而下啟孟子，是儒家“思孟學派”的代表，也是儒家“道統”從春秋時期孔子過度到戰國時期孟子的關鍵人物，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相傳《中庸》乃子思的作品，“百家爭鳴”時的先秦諸子都不同程度的受其影響，這和賈元春在“十二釵”中的地位和影響相似。
元春是賈府的嫡長女，生於正月初一，故名“元春”；她在正冊中排名第三，僅次於黛玉與寶釵；“元春省親”，是大觀園建造的原因；她本人的地位是賈家最重要的政治資本之一；元春之死，是賈家敗落的導火索。作為被皇家選封為“賢德妃”的元春，在《紅樓夢》中直接出場的次數不多，但深居皇宮的她總是遙遙影響著賈府和大觀園中人，比如第七回“送宮花”，她的宮花就像鏡子，送到哪裡就能照出誰的人格特質。好比子思的“中庸”思想，在宋代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也成為了一種人格的衡量標準，包括了慎獨自修、忠恕寬容和至誠儘性。這些都是作為賈家與皇室聯姻紐帶的元春所必修的。很難想象如果讓迎春、惜春或者探春那樣的脾氣秉性嫁入皇家會怎麼樣。“中庸”也是元春平衡自己家族和皇家，以及書中各方面勢力的思想原則。她希望透過自己的制衡，能讓自己的家族世世代代富貴榮華下去。她的手段和子思的“中和之道”暗暗相合，也是她嫁入皇家的必備修養。
子思子在儒家“道統”傳承中有著重要地位，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推重的孔子的嫡孫，荀子在這篇文章裡也只有批評他和孟軻的時候，言語之間才稍顯客氣。子思是位承上啟下的人物，在本質上是和荀子所代表的壓制言論自由的勢力站在一起的。元春在《紅樓夢》中也遙遙干涉著賈家的各種重大決策，比如送禮物給大觀園中人，獨獨寶玉和寶釵的一樣，這就是在向家人表明自己的立場。也可以說，她是大觀園中人悲劇結局的幕後上層的決定性推手。即使說她是“金陵十二釵”裡的“奸細”也不為過。
賈元春只有在“省親”時才到過大觀園，平時居於皇宮，這使她成為了十二釵中的異類，唯一的一次集體賦詩也不是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之下完成的。類似子思子的身份，後世先秦諸子的學說，很難與之平等對話。
《紅樓夢》中元春的判詞是：“二十年來辯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夢歸。”［64］這個判詞的爭議很大，歷來紅學家多有考證，大都認為她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元春和子思都是被“過度消費”的人物，或者說是招牌。因為元春的身份，賈家賈赦、賈珍和賈璉這兩代沒出息的繼承者才更敢於肆無忌憚的打點勒索，這種奢靡的生活是以元春在皇家的地位為保障的。子思的主要著作《子思子》已經亡佚，只剩下《中庸》，這本書不但成宋元以後國家的官方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也規定了儒家士人的思想和行為正規化，成為寶玉最厭惡的“仕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元春和子思本人的初衷和觀點已不可考——元春深居宮內，對家人假自己之名的所作所為並不清楚；子思早已作古，也不會曉得自己的作品被後人抬上神壇。反正在他們顯赫的名聲面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都不重要了。
（十二）賈探春與孟軻
《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中的探春，對應的歷史人物原型，應該是儒家“道統”的繼承者和開拓者孟子。探春是賈府千金，但卻是庶出，孟子和《非十二子》中提及的孔子、子弓、子思又隔了一層，關係略遠，卻又是儒家的嫡系傳人；探春的才華主要在於打理家政的能力，她潑辣的性格，雄辯的口才和務實的品質與孟軻的學術主張相合。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孟子》中有：“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和其他治國理念和方略和探春治家手段很相似。和王熙鳳重私利的“弄權”不同，探春是秉承仁人之心治家，她懂得體諒下情，順應人性來管理家政。如果說王熙鳳代表的慎到治國的手段是“霸道”，那麼探春實行的就是“王道”。探春試圖力挽狂瀾，透過興利除弊解除賈家的財政危機，怎奈這個龐大的家族已經積重難返，終於回天乏術。
《紅樓夢》描繪的是一個大家族興衰的過程，這個龐大的家族也是一個社會標本的真實寫照。王熙鳳和賈探春治家的手段是一種社會實踐，作者是在進行一種探討，表達他本人對於治國的觀點。探春的判詞：“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65］“末世”是王熙鳳和賈探春兩人生命中的關鍵詞，無論是“凡鳥偏從末世來”的王熙鳳，還是“生於末世運偏消”的賈探春，她們採取任何或激進，或溫和，或嚴苛，或寬容的手段都不足以讓這樣一種僵化的體制重新煥發生機。在古本《紅樓夢》中，作者只進行了探討，沒有給出答案。
孟子的“王道”和“仁”的理想化治國方式，最終雖然被寫在書本上，但卻被拋棄在廟堂之外。才華橫溢卻生不逢時，欲“法先王”而以“王道”救治天下，但天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這不是探春或孟子一個人的悲劇。在參與春秋戰國思想爭鳴的“先秦諸子”之中，絕大多數人的思想理念或被冠以異端之名，或被束之高閣，或流落民間而變異，最終都被集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秦王朝“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治思想洪流大海淹沒了。賈探春的遠嫁和妙玉以及湘雲的結局相類似，都是在失去了可以爭鳴的大環境之後，無可奈何地去別處尋找人生價值的不得已之舉。
三、未盡的結語
因為關於“金陵十二釵”與“先秦十二子”之間所複雜的歷史文化聯絡，很多是隱喻性的，所以囿於可見有形即有限史料的斷爛侷限性，難免在個別人物關係的論證上顯得有一點牽強，但是這並不影響對二者之間相似性進行原創性學術初探性研究的學術意義和價值。“先秦諸子”，畢竟都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歷史上實有其人，“金陵十二釵”畢竟是一部取精用弘和體大思精而感情色彩極濃郁的小說中人。在《紅樓夢》這一部小說中，人物描寫和情節敘述都採用了多重隱喻的手法，真假虛實相間，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許多人物和情節都被模糊化，被賦予了字面以外的資訊，為後世讀者預留了極其廣闊的想象空間，這也就為我們對《紅樓夢》人物研究提供了幾乎無限種可能。因此，對《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文字進行任何思維角度的原創性探索解讀和學術詮釋，都應當被視為是對紅學發展進步的合理推動。
《紅樓夢》被創作的時間，是中國君主專制集權臻於登峰造極的清朝乾隆時期，“一夫剛而萬夫柔”，社會輿論和文化創作都被政治所鉗制，思想界講究“性命義理”的宋明理學早已對皇朝君主俯首帖耳，就連學術界推崇“訓詁考據”的漢學也對皇朝君主前倨後恭，透過科舉考試和編纂《四庫全書》，清王朝已經實現了思想文化的“大一統”，許多不符合清朝統治主流思想的文字典籍在修書過程中被“禁燬”。這一切和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的政治局面和百家爭鳴的文化氛圍形成了鮮明對照，這也增強了“金陵十二釵”與“先秦十二子”的學術可對比性。
回望先秦——中華傳統文化的原點，生活在清朝乾隆時期的《紅樓夢》的作者，他一定對那個學術自由和諸子言論自由的年代“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是用在當時政治上相對安全的方式，借小說家言，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思想曲筆表達出來。其隱含的文化資訊量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是無與倫比的，“十二釵”與“十二子”的隱含對應關係只是其中一角。而這正是筆者決定選此命題寫作此文並將就此繼續探索的旨趣所在。
按：該文系作者2012—2015年攻讀碩士研究生階段的原創學術作品。成稿於2013年；曾作為碩士研究生課程作業提交；2016年11月曾攜此文參加“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但是，該文曾不幸被其他作者全文剽竊，在本刊物2016年02期提前搶先發表。今特以原創作者名義正式公開發表，以正海內外學術視聽。
［1］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頁。
［2］俞平伯：《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文學評論》1963年04期，第19-56頁。
［3］袁世碩：《剖析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06年02期，第51-68頁。
［4］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400頁。
［5］周汝昌：《與中華文化》，《視野》2012年04期，第30-31頁。
［6］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7頁。
［7］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7-98頁。
［8］張遠山：《三大版本及其異同》，《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01期，第14-23頁。
［9］吳光：《稷下學研究（四）——稷下道家三辯》，《齊魯學刊》1984年02期，第33-38頁。
［10］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2頁。
［11］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 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45頁。
［12］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13］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頁。
［14］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92頁。
［15］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 第3版》，北京市：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33頁。
［16］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頁。
［17］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頁。
［18］楊伯峻：《孟子選譯》，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22頁。
［19］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1頁。
［20］楊伯峻：《孟子選譯》，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22頁。
［21］楊伯峻：《孟子選譯》，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23頁。
［22］楊伯峻：《孟子選譯》，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22頁。
［23］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8頁。
［24］劉向編集；賀偉，侯仰軍點校：《戰國策》，濟南市：齊魯書社，2005年，第127頁。
［25］劉向編集；賀偉，侯仰軍點校：《戰國策》，濟南市：齊魯書社，2005年，第127頁。
［26］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2頁。
［27］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28］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9頁。
［29］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店香港分局，1984，第163頁。
［30］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9頁。
［31］楊伯峻：《孟子選譯》，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17頁。
［32］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6頁。
［33］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44頁。
［34］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219頁。
［35］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36］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46頁。
［37］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45頁。
［38］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頁。
［39］朱海雷：《關尹子·慎子今譯》，杭州市：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7頁。
［40］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3頁。
［41］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0頁。
［42］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7頁。
［43］朱海雷：《關尹子·慎子今譯》，杭州市：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7頁。
［44］高華平，王齊洲，張三夕：《韓非子》，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年，第605頁。
［45］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46］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1頁。
［47］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2頁。
［48］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219頁。
［49］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78-579頁。
［50］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51］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52］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頁。
［53］周汝昌：《誰知脂硯是湘雲》，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222頁。
［55］周思源：《周思源看紅樓 圖文字》，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年，122頁。
［56］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6頁。
［57］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7頁。
［58］王先謙：《諸子整合 第3冊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08頁
［59］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45頁。
［60］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1頁。
［61］高誘：《諸子整合 第6冊呂氏春秋》，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年，第225頁。
［62］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4頁。
［63］楊伯峻：《列子集釋》，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第126頁。
［64］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65］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本文發表於《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有需要正式文獻參考的讀者請查閱紙質期刊或在中國知網下載閱讀。
田博士生不僅愛養狗和貓，還愛玩各種各樣的高階小玩具。圖中他捧著的，叫做 IDW泰坦歸來 領袖級六面獸 （SIXSHOT）。